在各不相让的口舌之争和互不退步的针锋相对中，《南方周末》记者就对作协这一组织的看法问及职业车手韩寒时，韩寒的观点一如既往地激烈。他认为：“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中国作协成功地将一批批野狗驯化成家狗不算，还成了走狗。本来男作家都应该是闲云野鹤，结果全成了闲云野鸭。”

一贯以语不惊人不罢休为其思想基础的韩寒突出此言，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结果自是难免，保不准无数加入作协的人正兀自义愤填膺破口大骂。给众多作家一个正常名份的作协和提升身价的作协会员遭到在写作方面有着很高天赋和才华的韩寒的轻视和不屑，且将作协会员直指为“走狗”，确是令人咋舌。而这样一个原本为人所推崇的组织何以在韩寒眼中会是“可笑的存在”，而其中的会员竟至沦落到“走狗”的地步？

且不说韩寒的观点错误到何种程度，也不论韩寒不负责任的言辞将会惹得多少作协中人将他们的怒不可遏进行到底，但作协是否存在着将一个原本具有独特思想的人染化成毫无创新意识的作者，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体制下，各级作协作为党的“喉舌”机构的一部分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作协归文联管理，而文联又是宣传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宣传方针的指导下，作协也承担着相应的宣传教育任务，虽然这样的宣教是通过文学形式来表现，但其会员的创作时不时受到特定时期特定思潮特定艺术形式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大跃进”时期有鼓吹一亩地产粮十多万斤的文学作品，虽然十年动乱给人们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和心灵，但同一时期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为“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当腐败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时，反映各级领导与腐败分子进行不懈斗争的作品更是应运而生，而这些文学作品无一不在表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状。作协作为培养教育并引导会员把文学创作与特定时代相融合相结合的组织，不可能也不会让会员在其领导下出产与宣传指令背道而驰的作品，许多的精神要贯彻，许多的文件要学习，定期不定期思想教育，隔三岔五统一认识，不知不觉间便将会员的思想打磨得大同小异，思考问题的角度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特定时期创作风向标的左右下游离于自己曾经的特立独行之外。

由于工作需要作协一直以来按群众团体对待，相应地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因而作协领导的选举任命要受到相应一级组织的认可，不被组织认可的作家，能成为作协领导吗？这其中作家身不由己地在某些方面必须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甚至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因为任何组织绝不会将一个与自己主导思想南辕北辙的人视为同一阵线推心置腹的盟友。

见过官僚气息十足的家伙不懂装懂附庸风雅地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指手画脚地品评和指示，一些见官便条件反射地掏出纸笔进行记录自动低三下四的作家点头哈腰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领导的精神，虽然权力对他并不构成致命的一击，但长期的历练和接受的思想已使他没了挺直腰身的气力和能量。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经过作协的思想和精神洗礼，而失去自己的个性色彩和创作风格，但天天价的这也不准那也不能这也不该那也不应的提醒式的训导的轮番轰炸，对他们的创作若说没有影响怕是无人可信，当一个人的理念和思维在创作的开始已被某些设定的框架所局限，他手下出现的每个字想必也要时时防备越过雷池的危险。

韩寒将作协会员直指为“走狗”出语不雅有失一个以幽默机敏的作家的风度，但其不留情面将人所周知却又无人说透的现实存在捅破的勇气令人叹服。作家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鲜活的，独立的，生机盎然的，如果说作家经常要受到许多方面教条式的宣讲和禁锢个人思想自由度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他的创作势必会束手束脚，所有思想的表达都会在一个圆滑无度的文字游戏中自鸣得意。贾平凹写过一篇《辞宴书》，他之所以不愿意参加一些官员或有声望的人士设下的宴席，其中一条是因为一些对文学一知半解的官员会在酒足饭饱之余对他的创作进行指导，如果不认真聆听，官员很没面子，说不准某天给你小鞋穿，如果装作认真聆听的样子，自己又没了自尊，何必为了吃一口饭而让自己的精神倍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