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即泛论。负责任地说一句，我不认为在大学时期一个普通学生能对所谓文化论者能有多么透彻的了解与觉悟。这关乎一个思维问题，教材者本身在思维逻辑层面上就存在极大的缺陷－一方面是对政治解读的盲目排斥、一面是对庸俗逻辑的难以超脱。在这样一个整体品格失衡的环境与氛围里我们很难对自身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超拔。《中国美学百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博雅大讲堂）序言指出：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陷于学术争论的怪圈，即鲜有大师或者集大成者出现；鲜有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和大成。当然，他们认为引起学术圈里“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理由有三：政治气候、大众争论与思维僵局。处于某种原因我对于北京大学在自由思想方面的努力评价颇高。尽管探索的目标未必明确，但探究一切明确的目标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

　　我从不认为我可以在泛论角度上对于中国文化品格做出什么像模像样的评价来，毋宁说是稍有新见，因为我们都苦于学识浅薄，或者是难以超脱。前者失于阅历与学识的累积，是以同乡下的书生不可以谈论大道，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界不高；后者失于逻辑的自矜自伐，同高位的执政不可以谈论贫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饥饿与困窘的原意。然而悖论在于，能够自由思维的人没有思维的材料，得以积高累厚的学者终难成大师，因为他们计较于字面的得失难寡于做全盘方向的思考。一个民族固然不能缺少专家，但是吞吐万纳的巨人更是千金难买。因为缺少巨人，所以整个思维终于陷落于单调与沉浮。余秋雨惊诧于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成就上的精细与集体性迷路的齐整。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嘲笑他。因为我们即使可以挑再多的常识错误和学术谬论，我们依旧无法摆脱在思维格式上的僵局。我们所面对的窘境，专业一点说，叫做庸俗逻辑；文气一点说，叫集体性迷失。

　　其实我们未必弄明白自己在走哪一个方向，或许自五四运动始，我们就选择一条不太正确的道路。我们当然没有资格说前人选错了，因为毕竟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依旧以一个完整国家和民族的国民身份为命，即既不是大日本帝国殖民地的附庸，也不是法德外裔。其实文化论者总有自以为是之倾向，这样的倾向表现在尽管可以挑别人的刺，但自己的刺是永远不肯让人来碰的，无论个人愿意承认与否，这是堕落。先锋未必已经掌握传统文化者所谓精髓，而否定一切，常可以表现在没有给予传统者合理申辩的机会便宣判其死刑，或者流放。这与葫芦僧胡判葫芦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究竟有没有好好停下来想想，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象与思维方式是什么。这固然是选择一种模式，但没有任何合理意义上的理由否定我们选择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尽管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并不被流行模式所认可。但借萧伯纳一句话：“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

　　一方面，自觉皈依传统的学者未必拥有正确的坐标，因为传统本来就没有成文的标准，中国文化品格以表像论“无常适无常莫”，孔孟一派在本质论上讲究的都是本质本体。即先设前提而后接结论。因此，在个人修养的具体方法上，如果缺少了合理的整体性范围，没人知道自己如何掌握真理，也没人知道自己如何效法圣贤。这其实就很麻烦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利于真理的推广。而且也不利于辨伪存真－谁都有自己的说法自己的一套经，产生了错误如何纠正。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其结果无非是导向怀疑一切，而同希腊智者学派时期一般，以自己的感官经历为真，以自己的想法为真理的标准。这很容易引起意见不同者的厌恶，既然你不能说服我，我不能说服你，那何必开口，而学者教授最喜欢做的事情，莫不是宣传推广某种价值观。

　　另一方面，从众从世界论者更令人厌恶，所谓“望筌而渔”，没听说用弓箭去射鱼的；弯弓射鸟，没听说过用钓竿捕鸟的。西方的价值观与逻辑体系本来就与中国不同。马克思在谈到所有制和奴隶制时就平行列出了三种不同的体系，亚细亚、古典古制与希腊化。西方论者未曾了解平行文明而自认了解，或者做出没有调查的结论，或者做出不曾全面的臆测。但无论如何其都无所托于全知。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研究，如果那不叫恶心的话，我不介意用无耻来形容。

　　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两种体系未必没有互相渗透于具体的个体思维中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式常被发散为针锋相对：在水里和蛟龙斗架，在山中与老虎搏击。这其实是很愚蠢的事情。我们的基本思维还是粗糙的，硬伤的，不全面的。打个比方，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言今必称国学，而国学必称儒学。这其实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儒学者，本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以偏概全本就有碍客观而冷静的了解。盲目的相信与盲目的怀疑更滋生于思维的误区。问一句，谁最先开始把国制必称儒学的体式最先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是西方学者。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孔子学派与后世儒教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西方学者是否已经明了了。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么墨子学派、法家学派、道家学派、玄学派、理学派、心学派通通被踢到一边去蹲墙角了。实际上中国思想的发展史是以天帝论启，学者派总和百书而各自成派，并行与后起的有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农家各家并行。秦遵法家，西汉早期用道家，汉武帝起启用天人论（即西方所谓儒教，那跟儒家重点和中心关系不大），末年至东汉用谶纬与象数，魏晋用玄学，唐用儒为主，释道齐行，宋元明清理学与心学学派主流学派。在几个阶段里，假孔子之名的学派与孔子学派本非同一概念。辜鸿铭所推崇的“儒教”与正统儒家相差万里。世人慢说难分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暧昧一点但浮于水上的儒家与拜天教也分不清，这似乎不是中国人应该出的错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整个学术范畴与思考程度停滞于这样一个水平，其它，自不待言。

　　所以我宁愿哑口无言，有的时候，愤世嫉俗如果只能带来彷徨，那就干脆玩世不恭。道理讲不清楚就干脆懒于开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如苏东坡所记：

　　我来醉卧三千年，且喜世间人不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退避未必是胆怯。

　　撇开愤世嫉俗者论，这是牢骚。而所谓牢骚者，以古人论，便是气不平而鸣。然而事情若都扯到气上了，排场就弄大了。代圣人立言其实是件很无聊的事情，这体现了个人的自备与猥琐：有胆办事没胆认。一个没有足够的气度为自己埋单的书生不能称之为儒者，因为他终于缺失了子路的勇敢－即使莽撞胡涂如子路，也能在大义面前慷慨系带，从容赴死。儒者戴圆帽者为通天文，履方履者通地理，配玉佩者为善决。这便是在穿衣上也在讲究职业道德。为他人利益献身，这是小义；为国家献身，这是大义。国内学者在哲学意义上对于“义”的认可显然让我恶心：伪儒家的说法素来是不可信的，那是一种荼毒。为了统治权柄与治术炮制出来的言论从来便与真相无关。而以其为历史的标杆，不啻是无奈与落寞。而明知故犯则更是猥琐（当然，自以为其者除外，若非有翔实的数据与可靠的记录，那便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者犯其真理，以可鄙论。）魏晋有慧远，作《沙门不拜王者论》，即使被权者挟持处死也终不自渎。宋时有不降敌者就义，藏绝笔于袖。“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如果这样的“义”都只是等级差异的托词，我会给写书的人一巴掌。世上除了自渎者，没有人能真正否定他人存在的意义。因为谁都是天生地养，承其父母。这是命，也是性。如果任何人都要讲职业道德，我会遵守规章；如果任何人都可讲可不讲，我会避世。这是道理，未必能够言称。具有信仰的生活是合理的生活，信其实，否其伪，古人以其为生之所求，虽然一个人的“实”未必是真正的实，但有一句话在，这样的尝试就永远有价值：“薪以传火矣，薪尽而火传。”一个没有激情或觉悟的哲学讲师不是一个合格的讲师，因为其没有将性与命扑在诚挚之中，生可狂狷不信。以深远为始崇高为终，这是为文者的归宿，也是为文者的至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