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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2011-09-22 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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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重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张辛可编写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评论普鲁士政府于184112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该二万字左右的文章被公认为开启了普通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开篇之作。

马克思引用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反证逻辑:“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同时,他在文中呐喊出争取言论自由的夺目摄魂的华丽宣言: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问题是,马克思是绝唱吗?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

          1842年2月初2月10日)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
  
  当然!既然书报检查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就更加必要了。

  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律的日期。该法律颁布的日期是1819年10月18日。怎么?难道这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1842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才又提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
    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22年当中,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
  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
  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
  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
  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
  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
  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
  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
  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况且,如果书报检查官二十多年来一直进行无视法律的非法活动,那就会提供
  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新闻出版需要的是别的保证,而不是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物
  发出的这种一般性的指令。那就会证明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用任何法律
  都无法消除的根本缺陷。
    可是,如果说书报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度求
  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
    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
  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
  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
  的公众的注意力。
    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有些人以为人一变换,事物本身
  也就会起变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而
  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
  府却称颂备至。
    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困难。
    某些报纸的记者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新的书报检查法令。他们错了,不过他
  们的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只应当暂时
  有效,即到1824年为止有效,如果不是现在的书报检查令告诉我们上述法令从
  来没有被实施过,那么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1819年的法令也是一项过渡性措施,不过,当时规定了一定的期限
——
  年,可以期望颁布永久性法律,而新的检查令却没有规定任何期限;其次,当时期

  望颁布的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而现在期望颁布的则是关于书报检查的法律。
    另一些报纸的记者则认为,这个书报检查令是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翻新。检查
  令本身将驳倒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可能要颁布的书报检查法的精神的预示。在这一点上,
  我们是严格遵循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的,根据这一法令,邦的法律和命
  令对新闻出版具有同样的作用(参看上述法令第16条第2款)。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检查令。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
  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

  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
  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硬要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个莫名其妙
  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讨老是去注意这个由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者,难道
  它不是会忽视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
  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
  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
  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
  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
  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
  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
风格如其人。可是实际情形
  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

  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
  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
  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
  味着
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

  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
  
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
  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

  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
  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
  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
  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
  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
  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
  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
  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
  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
  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
  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
  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
·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
  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

  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
  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
  的不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的、相对的概念啊!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
  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书报
  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书报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者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
  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你们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
  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
  的讽刺。
    最后,这是以对真理本身的完全歪曲的和抽象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作者的一切
  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
真理这个一般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
  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

  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
  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
  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
  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
  着对象而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摆出严肃的样子;当对象令人讨
  厌的时候,探讨却应当是谦逊的。这样一来,你们就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
  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裁判官。
    也许不必去为这些玄妙的玩意儿伤脑筋?对真理是否干脆就应该这样去理解,
  即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
  关系又不能完全取消的第三者?看来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认
  为是一种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
——严肃和谦逊(当
  然俗人对牧师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的伴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

  诚然,在一定的时势下,这种理智也必须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些让步,但是
  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意识到: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
  它应当表现得谦逊而又恭顺,严肃而又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
  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是独一无二的体裁,只要指出
  《莱茵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
  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
  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
  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
    法律强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谦逊和严肃。因此,一切
——严肃,谦逊,首先
  是真理,都会引起怀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范围背后,看来还隐藏着一种

  非常确定、非常可疑的真理。检查令接着指出: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按照某种心胸狭隘的、超出这一法律界限的意旨来实
  行书报检查。”
  
    这一法律首先指的就是1819年法令的第2条,可是检查令接着又援引了这

  个书报检查法令的总的
精神。要把上面的两种规定结合起来是很容易的,因为
  书报检查法令的第2条就是该法令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它的其余各条则是这种精

  神的更具体的划分和更详尽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上述精神的以下几种表述最能说
  明这种精神的特征:
  
    第7条:
科学院与各大学到目前为止所享有的免受书报检查的自由,在今后
  五年内将被取消。”
  
    第10款:
本临时决议自即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之前,联邦议会应
  切实研究通过何种办法才能够实施联邦条例第18条中提出的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

  各项统一规定。随后就应该对德国境内新闻出版自由的合法界限作出最后决定。”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它就取消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

  行新闻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
——这样的法律不
  能认为是有利于新闻出版的。上述的第10款也干脆承认,暂时用书报检查法来代

  替联邦条例第18条中提出的、可能有一天要实行的新闻出版自由。这种移花接木
  的做法至少表明,时势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限制,法令就是由于不信任新闻出版界
  而产生的。为了替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辩解,甚至硬说这是一项有效期限只有五年
  的临时措施,可是,遗憾得很,它的有效期限竟达22年之久。
    从检查令的下面一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检查令是如何陷于自相矛盾的,它
  一方面不允许按照超出法令界限的意旨来实行书报检查,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书报检
  查应当超出这种界限:
当然,书报检查官也可以允许人们坦率地讨论国内事务。”
  书报检查官可以这样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非做不可的。仅仅这种慎
  重的自由主义就已经非常肯定地不仅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而且也超出了它

  的特定要求。旧的书报检查法令,即在检查令中引用的第2条,不仅不准坦率地讨
  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检查令这样解释:
凡对任
  何国家中存在的图谋推翻国家制度的政党作赞许的叙述的一切企图,均属于这一范

  围
,即属于破坏普鲁士邦和德意志联邦46其他各邦的安全的范围。在这种情况
  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

  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
  不威胁它的安全呢?
    这样一来,检查令在自由主义方面就超出了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精神(超出
  的内容以后就会清楚,不过,既然这种超出被说成是法令第2条的结论,那它在形
  式上就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检查令只明智地引用了法令第2条的前一半,但又责成
  书报检查官按照第2条条文本身办事),而在非自由主义方面,检查令也同样超出
  了书报检查法令的范围,它在对报刊的旧有的限制之外又加上了新的限制。
    上述书报检查法令的第2条指出:
  
    
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
  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
  
    1819年,理性主义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理解为所谓理性

  的宗教。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书报检查法令的观点,可是这个法令太不彻底,
  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宗教,但它的观点却是反宗教的。这种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
  实际内容和规定性分割开来的做法,正是同宗教的一般原则相抵触的。因为每种宗
  教都认为,它同其他各种特殊的、虚构的宗教的区别,正在于它的特殊本质,正是
  由于它有这种规定性,它才是真正的宗教。新的书报检查令在它引用的第2条中省
  略了附加的限制条文,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个别宗教党派和教派都不享有神圣不
  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如此,检查令还作了如下的解释: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
  ”
  
    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绝口不谈基督教,相反,它把宗教同所有个别的宗教党派和

  教派区别开来。新的书报检查令则不仅把宗教改成了基督教,而且还加上了某一教
  理几个字。这就是我们那种已经基督教化的科学的滑稽产物!新的书报检查令又给
  新闻出版造好了新的枷锁,谁还能否认这一点呢?据说,既不能一般地反对宗教,
  也不能特殊地反对宗教。或者,你们也许以为,
轻佻的、敌对的这几个字眼已
  使新的锁链变成了玫瑰花环吧?轻佻、敌对,说得多么巧妙啊!
轻佻的
这个形
  容词是要求公民行为端庄正派,这是一个对众人公开的字眼,
敌对的
这个形容
  词则是对书报检查官偷偷地说的,它是
轻佻
在法律上的解释。在检查令中我们
  还能找到许多玩弄这种巧妙手法的例子:对公众用的是一套主观的、使人面红耳赤

  的字眼,对书报检查官用的则是另一套客观的、使作者不禁脸色发白的字眼。盖有
  封印的上谕简直也可以用这种手法谱成乐曲了。
    书报检查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
  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
  的本质;正是仅仅对特殊事物本身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对一般基
  督教的攻击,那么,只有对它的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对宗教的一般原
  则,对宗教的本质,以及对特殊事物(就它是本质的表现而言)的攻击,都是敌对
  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当然,检
  查令的这种不彻底性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
  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但只要不带偏见,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
  是一种假象而已。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
  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
    可是,如果同1819年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明显矛盾的检查令要给哲学方面的
  书刊带上新的枷锁,那它至少应当表现得很彻底,能使宗教方面的书刊摆脱以前理
  性主义的法令加在它身上的旧枷锁。因为该法令曾宣布书报检查的目的也是
反对
  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防止由此引起的概念混乱
。新的检查令虽然非
  常慎重,在自己的解释中对这一规定只字未提,但在引用法令第2条时仍然采纳了

  这一规定。什么叫作把宗教信条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呢?这就是说,要让宗教信条
  按其独特的本性去决定国家,也就是说,要使宗教的特殊本质成为国家的准则。旧
  的书报检查法令有权反对这种概念混乱,因为它允许批评特殊的宗教,允许批评这
  种宗教的特定内容。但旧法令依据的是你们自己所蔑视的、平凡而肤浅的理性主义。
  而你们这些甚至把国家的个别细小方面都建立在信仰和基督教上的人,你们这些希
  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人,怎么还能够提出要书报检查避免这种概念混乱呢?
    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解
  释一下这种混淆。如果只谈作为公认的宗教的基督教,那么在你们国家里就有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他们都会向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就像他们对国家都负有同样的义
  务一样。他们会撇开自己的宗教分歧而一致要求: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
  的实现。可是,你们却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你们的国家成了一个路德派的
  基督教国家,那么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并非他们所属、必然会
  被他们当作异端教会加以屏弃的教会,成为一个内在本质同他们正相抵触的教会。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们把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说成是你们国家的特殊精神,那么
  你们就是从你们所受的新教的教育出发来决定什么是基督教的一般精神。虽然最近
  的事态已向你们表明,政府的个别官员划不清宗教和世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界限,
  但是你们还在决定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关于这种概念混乱,不应当由书报检查官作
  出决定,而应当由外交家去谈判。最后,如果你们把某一种教义当作无关紧要的教
  义而加以屏弃,那你们所持的就是异端的观点。假如你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一般的
  基督教国家,那你们就是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它是非基督教国家。因此,要么你们根
  本禁止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们想使之成为国家支
  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对你们来说,宗教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普遍肯定)
  ;要么你们就允许把宗教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二者必居其一。让宗教按照自己的
  方式去从事政治吧,可是你们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你们看来,宗教应当支持世
  俗的事物,但是,世俗的事物可不要受宗教支配。你们既然把宗教搬到政治中去,
  那么,企图按照世俗的方式规定宗教在政治中应当以什么姿态出现,这是不折不扣
  的、甚至是反宗教的狂妄要求。谁由于宗教的冲动而想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谁就得
  让宗教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决定权。或者,也许你们把宗教理解为对你们自己的无限
  权力和英明统治的崇拜吧?
    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正统精神还以其他方式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理性主义发生
  冲突。旧的法令把制止
损害道德和良好习俗的行为也列为书报检查的一项任务。
  检查令则把这一处当作法令第2条的引文加以引用。但是,如果说检查令的解释在

  宗教方面作了某些补充,那么在道德方面这个解释却漏掉了某些东西。对道德和良
  好习俗的损害变成了对
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道
  德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

  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谁该得到荣誉,就把荣誉给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彻底性。道地的基督教立法者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
  身神圣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把道德的内在的普遍本质说成是宗教的附属物。独立
  的道德要损害宗教的普遍原则,宗教的特殊概念是同道德相抵触的。道德只承认自
  己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
  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
  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损害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
  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书报检查制度所进行的令人讨厌的革新,一方
  面表现为它的道德良心的减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的宗教良心的大大强化;现在
  我们撇开这种讨厌的革新不谈,再来看看比较令人高兴的东西
——让步。
  

    
由此特别可以得出结论说,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作出评价的作
  品,凡根据业已颁布或尚待颁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进行讨论、揭露错误

  和缺点、指出或提出改进办法的作品,只要措辞合乎礼貌,倾向善良,就不能仅仅
  因为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
  
    探讨要谦逊和严肃,这是新检查令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共同要求,可是,新

  检查令认为,措辞合乎礼貌和内容真实同样都是不够的。对于检查令来说,倾向才
  是它的主要标准,而且是它的贯穿始终的思想,但是在法令中甚至连
倾向这个
  字眼也找不到。这种倾向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新的检查令只字未提。可是,从下面

  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检查令来说,倾向是多么重要:
  
    
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对政府措施发表的见解,其倾向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
  而是善意的。这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良好的愿望和鉴别的能力,善于区别这两种

  不同的情况。与此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
  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

  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执政
  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皇帝们在位时期,国家
  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当事人的行为本身而以他
  的思想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实际认可。与其把我要留胡子的
  想法当作剪胡子的标准,倒不如像那位俄国沙皇所做的那样,干脆让御用的哥萨克
  人把所有人的胡子统统剪掉。
    只是由于我表现自己,只是由于我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
  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
  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
  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
  可是,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
  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我可以随便挣扎,设法摆脱困境,但是事态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的生
  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
  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之所以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
  没有做坏事。其实,我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是由于这一
  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善意的法官去追究我那非常慎重、并未见诸行动的坏的思
  想。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
  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
  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
  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
  (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
  的思想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
  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
  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
  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
  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
  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手段
  
——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流派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由此,
  当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流派的。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同内

  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
  国家的思想,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
  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用双重的尺度来衡量事物。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
  方却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
  直接对立面。
    新的书报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自身固有的对立之中。它在指摘新闻出版界时痛
  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一切事情,它自己全都照干不误,并且以此作为书报检查官应尽
  的职责,这样,它就陷入了矛盾。
    譬如,检查令禁止作者怀疑个别人或整个阶级的思想,但是同时它又允许书报
  检查官把全体公民分成可疑的和不可疑的两种,分成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新闻出
  版被剥夺了批评的权利,可是批评却成了政府批评家的日常责任。但事情并不限于
  这种本末倒置。在报刊内部,反国家的因素在内容方面表现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在
  形式方面则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即要交给公众评判的东西。
    可是,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
  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就形式而论,反国家的因素现在
  表现为一种普遍光芒照不到的、远离公开自由的发表场所而被赶进政府批评家的办
  公厅里去的特殊东西。又如,检查令想要保护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
  通的基本原则
——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检查令宣布,心灵的法官是书
  报检查官,而不是上帝。又如,检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

  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忍受检查官作出的侮辱性的、败坏你们名誉的判
  断。又如,检查令想要消灭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人散布的流言蜚语,可是,由于
  它把判断从客观内容的范围硬搬到主观意见或任性的范围中去,它就迫使书报检查
  官相信并转而散布这种流言蜚语,相信并转而从事不明真相和居心叵测的人所进行
  的那种侦探活动。又如,国家的意图不应当受到怀疑,但检查令却正好从怀疑国家
  出发。又如,好的外表不应当用来掩饰任何坏的思想,但检查令本身就是建立在骗
  人的假象之上的。又如,检查令指望增强民族感情,但它本身却是建立在玷辱民族
  的观点之上的。有人要求我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我们尊重法律,同时我们又必
  须尊重那些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而以任性取代法的制度。我们必须绝对承认人格原
  则,尽管书报检查制度有缺陷,我们还要信任书报检查官;你们却肆意践踏人格原
  则,你们竟不根据行为来判断人,而根据对人的行为动机的看法来判断人。你们要
  求谦逊,但你们的出发点却是极大的不谦逊,你们竟把个别官员说成是能窥见别人
  心灵和无所不知的人,说成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并把他们同德尔斐城的阿
  波罗相提并论。你们一方面要我们把尊重不谦逊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们
  不谦逊。把类的完美硬归之于特殊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不谦逊。书报检查官是特
  殊的个体,而新闻出版界却构成了类。你们命令我们信任,同时又使不信任具有法
  律效力。你们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估计得如此之高,竟认为这些制度能使软弱无能的、
  平凡的人
——官员成为神圣的人,能替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是,你们
  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国家机构,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见,因为你们把新闻出版界

  看成是私人。在你们看来,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完全没有个人纠葛,没有怨恨,不
  会感情用事,不会心胸狭隘,也没有人类的弱点。而没有个人纠葛的东西,思想,
  你们却加以怀疑,认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阴谋和主观的卑鄙意图。检查令要求对官
  员阶层无限信任,而它的出发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可是,为什么我
  们就不应当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呢?为什么我们就不应当认为这一官员阶层才是值
  得怀疑的呢?品格也是一样。同秘密行事的批评家的品格相比,公开说话的批评家
  的品格从一开始就应该受到不抱偏见的人们的更大尊敬。
    凡总的说来是坏的东西就始终是坏的,不论体现它的是谁,是私人的批评家还
  是政府任命的批评家;不过,在后一种场合下,这种坏的东西会得到批准,并被上
  面认为是为在下面实现好事情所必需的东西。
    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这就是新的自由的检查令送来的礼物。
  要是我们对检查令的以下几点规定采取某种不信任的态度,那么谁也不会因此而指
  摘我们。
    
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
  好一个不得发表!对侮辱性的、败坏名誉的判断作出客观的规定,倒要比这种宽大
  为怀好得多。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啊!〉整个阶级的思想的作品,
  使用党派名称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
可见,划分等级、
  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名称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

  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像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
  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扎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攻击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

  样,攻击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家不愿意容忍(这是正确的)
  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
或者这个不显眼的词,一般的东西也归
  入人身攻击之列。通过
或者加进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
字,
  我们又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人身攻击。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

  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
  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
  
    
如果书报检查能按照这些根据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的精神
  制定的指令来实行,这将为合乎礼貌的、公正的公众言论提供足够的活动场所;并

  能期望,这将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更大关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感情。”
  
    根据这些指令办事,就能为合乎礼貌的,即书报检查认为是合乎礼貌的公众言

  论提供非常足够的活动场所,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
活动场所这个词选得十分
  恰当,因为这种场所是为以玩把戏为乐事的报刊预备的。但公正的公众言论是否能

  得到这种活动场所,公正是否能找到容身之地,那就只有让有洞察力的读者去判断
  了。至于检查令所表示的期望,那么民族感情自然能够得到增强,就像送来的绳索
  会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感情一样。可是,既谦逊又严肃的报刊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
  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报刊本身去解决。服用奎宁养不胖消瘦的报
  刊。不过,也许我们已把上述引文的意义看得太严重了。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玫
  瑰花环上的一个钓钩,也许会更确切地猜中它的意义。可能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钓钩
  上挂着一颗价格极其含糊的珠宝。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下。一切都要看上下文来
  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感情并引起人们对祖国利益的关注,这是前面援引的重要条
  文所表达的期望,现在却悄悄地变成了一种隐藏着对我们那些可怜而虚弱的报纸施
  加新压迫的命令。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政治性著作和报刊也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
  它们在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今后将不屑于转载

  居心叵测或不明真相的记者在外国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内容贫乏的新闻,或去登载各
  种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的议论,以投合读者的好奇心,
——这是书报检查无疑应当
  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
  
    检查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如

  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就能做到的;这不过是一种期待
  中的成果,而希望只不过是希望而已。但检查令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它不会满足于
  希望和善良的愿望。善意的检查令赋于报刊一种在今后改善自己状况的希望作为新
  的优待,但同时它却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由于希望改善自身状况,报刊失
  去了在目前还享有的东西。它遭到了可怜的桑乔潘萨的命运:侍医剥夺了他的全部
  食物,使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办的任务。
    同时,我们不应当放过机会,要号召普鲁士的作者学会使用这种合乎礼貌的笔
  法。上述引文的开头一句就这样指出:
如果这样办,那就能指望:……”一系列
  的规定都取决于这一冒号,譬如说: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

  它们将学会使用比较适当的语调,如此等等,它们将不屑于转载外国报纸上发表的
  那些内容贫乏的通讯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还是属于希望的范围以内的,
这是书
  报检查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趋向
,可是,借破折号同上文连接起来的这
  一结束语,却免除了书报检查官去等待报刊得到预期改善的那种无聊任务,同时这

  一结束语还授权书报检查官毫不踌躇地删去不合他的口味的东西。截肢手术代替了
  内科治疗。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报刊和新的编辑时务必谨慎行事,把
  报刊托付给完全正派可靠的人去主持,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是他们的意

  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
  
    在开始详细分析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总的看法。对新编辑即以后所有的编辑的

  批准,务必
谨慎行事,当然,这种批准是听凭国家当局即书报检查机关来决定
  的;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至少在取得一定保证的情况下却把编辑的遴选交由出版者

  按自己的意愿处理:
  
    
第9条。书报检查总局有权向报纸出版者声明,如出版者提名的编辑不堪信
  任,应即另聘;或者,如出版者愿意留用原编辑,应为原编辑交纳由我们内阁的上

  述各部根据书报检查总局建议而规定的保证金。”
  
    在新的书报检查令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奥,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精神的

  浪漫主义。旧的书报检查法令要求外在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由法律规定的保证金,
  只要有了这种保证金做保,就是不受欢迎的编辑也能得到任用;检查令则剥夺了报
  刊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先见之明、当局的异常谨慎
  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
  漫主义的不确定性、敏感的内心世界和主观的激昂情绪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在的
  现象,即外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
  奇妙的灵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么,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
  主义的命运。
    报刊(整个新闻业都属于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全正派可靠的人担任。检
  查令首先指出
学术才能是这种完全正派可靠的品格的保证。至于书报检查官究
  竟能不能具有对各种各样学术才能作出判断的学术才能,检查令对这一点没有提出

  丝毫怀疑。既然在普鲁士有这么一批政府所熟悉的万能天才(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
  个书报检查官),那么,这批博学多才的人物为什么不以作者的身分出现呢?要是
  这些因人数众多、更因博学多才而显得声势浩大的官员们一旦崛起,用自己的声势
  去压倒那些仅仅用某一种体裁写作、而且连用这种体裁写作的才能也未经官方验证
  的可怜作者们,那么,这就会比用书报检查更快地消灭报刊中的一切混乱现象。这
  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
  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
  解他们。
    可是,假如这些人真正是一些哪一个国家也找不出来的人才(因为任何国家都
  没有见过完全由万能的天才和博学的才子组成的整个阶级),那么,挑选这些人才
  的人所具有的天才又该比他们高出多少啊!为了证明在学术界无声无臭的官员们的
  确有万能的学术才能,这些挑选者又该具有多么神秘的法术啊!我们在这种博学多
  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一个拥有一批完善的
  报刊作为支柱的国家,是不是值得把这些人才变成一批有缺点的报刊的看守人呢?
  使一种完善的东西沦为对付不完善的东西的工具,这样做是不是适当呢?
    你们所任命的这种书报检查官的人数越多,新闻出版界改进的机会就越少。你
  们把自己军队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抽调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健康者的医生。
    只要你们像庞培那样跺一下脚,从政府的每一幢大厦中就会跳出一个全副武装
  的帕拉斯雅典娜来。孱弱无力的报刊在官方报刊面前就会化为乌有。只要光明出现,
  黑暗就会消失。让你们的光放射出来吧,不要隐藏。我们不要有弊病的书报检查制
  度,因为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吧,这
  只要你们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
    然而,使学术才能成为报刊作者唯一的和必要的条件,这正是精神的使命,而
  不是保护特权,又不是要求遵守惯例,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种条件不正是事物
  本身的条件,而不是特定人物的条件吗?
    遗憾的是,书报检查令竟打断了我们对它的称颂。除了学术才能这种保证之外,
  它还提出了地位和品格方面的保证。地位和品格!
    品格这样紧跟着地位,就好像是从地位中派生出来的一样。因此,我们首先就
  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格之间,使人几乎要怀疑这种做法的
  居心是否纯正。
    学术才能是一般要求,这是多么明显的自由主义啊!地位是特殊的要求,这是
  多么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啊!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扯在一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
  义啊!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相反,地位却是一种极其确定
  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
  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呢?由此可见,如果书报检查官
  在解释检查令时说,地位是学术才能和品格借以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尤
  其因为书报检查官本身的职位就保证他们的这种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难道这样一
  来他们就算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吗?而不这样解释,至少下面的一些问题就根本
  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术才能和品格还不能作为作者的充分的保证呢?为什么地位是
  第三个必要的保证呢?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这些保
  证之间很少有联系,或者甚至从来互不相干,那他们又应该怎样进行选择呢?可是,
  选择是少不了的,因为总得有人来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啊!书报检查官可能
  认为,没有地位保障的学术才能和品格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而
  且,学术才能和品格离开地位而单独存在,这当然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相反,要是
  有了地位,书报检查官是不是还可以对品格和学问表示怀疑呢?在这种场合,书报
  检查官更多的是相信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判断;在相反的场合,他们更多的也
  是相信作者,而不是国家。难道书报检查官会这样不识事体、居心不良吗?当然,
  不能这样设想,而且,肯定谁也没有这样设想。因为遇到疑难时,地位是决定性的
  标准,所以总的说来,它也就是绝对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因此,如果说过去检查令是由于自己的正统信仰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
  那么现在它则是由于自己的浪漫主义而同书报检查法令发生冲突,因为浪漫主义同
  时始终是带有倾向的诗歌。保证金这种实际的真正保证变成了一种观念上的保证,
  而这种观念上的保证又变成了一种具有神奇的虚构的意义的、完全现实的个人的地
  位。保证的意义也起了同样的变化。现在已不是由出版者来选择那种需要他向当局
  担保的编辑,而是由当局替他选择向当局本身担保的编辑了。旧法令关心的是由出
  版者的保证金作保的编辑的工作;新检查令则不谈编辑的工作,而只谈编辑的身分;
  它要求的是体现为身分的特定的个性,而出版者的保证金就应当使它获得这种个性。
  新的检查令像旧的法令一样,也具有外在的性质。不过,旧的法令按照自己的本性
  宣布了某种实际上确定的东西并对它加以限制,而检查令则赋予纯粹的偶然性以空
  想的精神,并以普遍性的激情宣布了某种纯粹个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检查令在编辑问题上使最外在的确定性具有最亲切的
  不确定性的语调,那么,它在书报检查官问题上就使最暧昧的不确定性具有法律上
  的确定性的语调。
  
    
在任命书报检查官时也应采取同样谨慎的态度,务使书报检查官一职确由那
  些经证明思想可靠和能力合格的人去担任,即由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

  荣的信任的人去担任;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
  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
  抛开怀疑。”
  
    在这里,不再谈向作者要求的那种地位和品格,而是提出经证明思想可靠,因

  为地位本来就有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向作者要求的是学术才能,而向书报
  检查官要求的则是不附加任何规定的能力。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全部贯串着理性主
  义精神的旧法令,在第3条中要求的是
有学术修养的、甚至是开明的书报
  检查官。在检查令中,这两个附加语都不见了,同时,它向书报检查官要求的并不

  是如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特定的、已发展并变成了实际能力的作者的才能,而是才能
  的萌芽即一般的能力。由此可见,才能的萌芽对现实的才能应起书报检查官的作用,
  虽然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明应该是颠倒过来的。最后,我们在
  这里顺便提一下,对书报检查官能力的实际内容并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因而这种能
  力的性质当然是模棱两可的。
    其次,书报检查官一职应由
完全无愧于该职务所要求的那种光荣的信任
  人去担任。这种规定强调必须选择受人信任的人去担任书报检查官的职务,即认为

  这种人要完全无愧于(将会无愧于?)别人寄予的那种光荣的信任(而且是完全的
  信任);关于这种累赘而虚伪的规定,就用不着详细分析了。
    最后,书报检查官应当是这样的人:
这种人既慎重,又有洞察力,他们善于
  区别事物的形式与本质,当作品的内容与倾向本身已证实没有必要加以怀疑时,他

  们又善于十分得体地抛开怀疑。”
    可是恰恰相反,检查令在前面却是这样规定的:
  

    
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
  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发现作品因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而带有有害的倾向,

  应不准其印行。”
  
    这样一来,书报检查官就必须时而根据形式去判断倾向,时而又根据倾向去判

  断形式。如果说作为检查书报标准的内容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那么现在形式也正
  在消失中。只要倾向是好的,形式的缺陷就无关紧要了。即使作品并不十分严肃和
  谦逊,即使它们看起来感情冲动、激烈和狂妄,也没有关系,
——谁会害怕这种粗
  糙的外表呢?必须善于把形式和本质区别开来。因此,规定的任何外表必然都被抛

  弃,而检查令最终必然是完全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用以辨别倾向的一切东西,
  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辨别。爱国者的激烈就是一种神圣的热
  情,他们的感情冲动就是一种恋人的激情,他们的狂妄就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忠诚,
  这种忠诚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温和的。
    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人身关系成了关键,能称之为保证的只有书报检
  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那么书报检查官能违反什么呢?能违反得体的处事方式。
  而处事不得体并不是犯罪。作者的什么东西遭到了威胁呢?他们的生存。哪一个国
  家曾经让个别官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来决定整个阶级的生存呢?
    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从作者方面来说,倾向是向他们要
  求的和给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
  倾向作为一种主体,作为关于意见的意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
  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规定。
    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的专横(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横的权利)是
  被巧妙地伪装成客观规定的逻辑结论,那么检查令则完全有意识地表现了无条件享
  有信任的总督府的专横,而这种对总督的信任就是报刊的最后保证。由此可见,书
  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
  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
  为是无所不能的。
    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譬如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
  辩护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
  员是超乎心理学规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不过,有缺陷的国
  家原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当它不够正直因而表现得不彻底时,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了。官员的责任想必比公众的责任大得无可比拟,正如官员的地位比公众高得无可
  比拟一样。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正确并使它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法的
  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也正是在这里,采用了截然相反的原则。
    书报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
  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责任的。
    假如书报检查受普通法庭的支配(诚然,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检查法以前是
  不可能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
  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机关去评判,例如,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
  查委员会去评判。
    我们在报刊和书报检查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就说明了书报检查同最
  高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说明了作者同最高书报检查官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
  了一个中间环节。但这是同样的一种关系,只是处在较高阶段上而已。要使事物保
  持原状,同时又企图用更换人员的办法使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这真是荒谬绝伦的做
  法。如果一个实行高压的国家想成为忠诚的国家,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那样一
  来,每一级都要求实行同样的压制和同样的反压制。最高书报检查机关也必定会受
  到检查。为了不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人们就决定采取不忠诚的态度,于是,在第
  三级或第九十九级就会发生不法行为。由于官僚国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
  以它力图要把不法行为的范围至少抬到人们看不见的高度,这样就以为不法行为已
  经消失了。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
  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
  能是不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检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
  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更多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意识。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
  常幸福的时候。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2月初
2月10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版第1卷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
  1卷翻译
  ----------------------------
  文渊阁扫描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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