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可否认，虽然它从来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标志和形态，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些人的内心视野，尽管这一些人在中国当代是极少数，并且始终与人的价值取向密切关联。它就像一个磁力巨大的隐性磁场，秘密地吸引并召唤着人的神经、意念、情感，以及生命的挣扎、狂喜、冲动与梦想，它们都无一不被该“磁场”强烈“干扰”。正如生命本身也是最为复杂和难言的，面对“贵族精神”——这个飘忽在性灵世界的精灵，既然它深刻影响着生命，那么除了面对，别无选择。
特蕾莎修女说：“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我们并不奢望献给读者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也并不奢望它能得到所有读者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坚信：“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无一不与“贵族精神”密切相关。
为此，我们访谈了人文学者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即为其中之一。
杨卓舒：这个话题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仅有助于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解决精神归宿的问题，有助于全民提升自我的精神旨趣，更重要的是干系到这个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干系到国家的整个文化凝聚力、精神凝聚力和情感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经超越了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范畴。它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应该是当代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直指信仰缺失的问题，因为离开信仰，离开文化，离开精神家园，贵族精神就无处着落，也无从谈起。
献身精神是第一特质
《胡润百富》：您认为“贵族精神”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杨卓舒：贵族精神与贵族所赖以产生的土壤是相伴而生的。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是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阶层。这一阶层小则对一个城邦国，大则对一个国家的生存、独立、民主、发展和自由都起着核心作用，这与欧洲城邦国体制密切相关。欧洲之所以有那么多城邦国，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贵族支撑起来的。
贵族精神的第一特质就是伟大的献身精神。二战期间，丘吉尔的讲话就体现了这种贵族精神。面对纳粹的强势，他说：“我们将在海滩、在码头、在陆地、在平原、在高山、在丛林不停地战斗，但是决不投降”。这就是国家危难时期贵族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历史上代代不绝。
能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堪称贵族。谭嗣同能跑不跑，慷慨赴死；在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那800名勇士，以及此后几十个著名战役上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特别是以张自忠为代表的那些战死的将士；孙中山自己生活优越，却为共和、民主奋斗40年，而且革命不为掌权，掌权不为弄权，一旦天下需要，即刻放下权力。他们都是贵族精神的典范。
“泰坦尼克号”上，有对头等舱里的老夫妻，本来按照航海惯例，头等舱中的乘客享有优先逃生权，何况他们又是老人，但当船行将沉没的时候，他们听着乐曲，躺在床上安详地沉入冰冷的水底，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对他们而言，死亡同样是痛苦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活着同样是美丽的，但他们选择了死亡，这就是贵族。
我曾经对我儿子讲，虽然人都怕死，但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就是灵魂的审判与煎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选择死亡。
《胡润百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精神贵族集中出现的时期，或者说比较适合贵族精神养成的土壤？
杨卓舒：相对来讲，春秋战国时期比较突出，除了一批在百家争鸣中思想独立的学者之外，那时的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等几位公子，都是典型的贵族。他们有的本身可以继承王位却没有当，而当国家有难时，包括邻国有难时，他们总是奋不顾身。他们养士不是为了积蓄力量自己夺取权力，而是料定天下必有大用的时候。
时代召唤精神贵族
《胡润百富》：如果是和平年代，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那种生死关头，具有“贵族精神”的人（精神贵族）会表现出怎样的人格特质和价值取向？
杨卓舒：在和平时期，如果毫无名利心和功利心地为需要的人捐献出财物，也是一种牺牲精神。但“贵族精神”更重要的表现，首先是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注，并且竭尽全力，用言语、行为、情感等等多种方式去善尽责任，来阻止某些东西，或改良某些东西，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贵族精神并不一定属于那些拥有权势或巨额财富的人。而精神贵族必须是灵魂自由人，人格必须也是完整的。当你依附于某种力量或某种权势，缺乏独立的人格，当你的精神欲言又止，不能形成自我独立的精神世界，灵魂无法自由呼吸，那么无论是贵族还是贵族精神，都将难以养成。有为自由而牺牲自由的贵族，而绝无没有自由的贵族。
精神贵族不是没有缺陷，不是没有灵魂中阴暗的部分，不是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是古人讲“君子之过，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遮无瞒”，精神贵族首先是普通人，也有过错，但是他们能够不断地反省自我，无情地解剖自己，有内疚、知廉耻。但精神贵族决不会用谎言无休止地自我粉饰。
精神贵族是不依赖、不仰仗任何权势而独立存在的精灵。他们可以做乞丐，可以做普通劳动者，可以修自行车，可以做打工仔，可以为生计而奔忙，但决不依靠猥琐的手段借助权势获得好处，从而飞黄腾达，然后刻意自我粉饰、为自己套上光环。
《胡润百富》：那么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是否有利于贵族精神的养成，有利于精神贵族的成长呢？
杨卓舒：如果大家都习惯地说着一本正经自己都不相信的套话，谎言盛行，这种情况下精神贵族是很难大规模成长起来的。当一个人在台上夸夸其谈做着报告，回到家里，却告诉自己的孩子不用相信这些，嘴上讲的自己必不信，自己信的必不讲，忠诚、道义、责任、爱心、良知、理性几乎成了傻瓜代名词，或者就被认为是“伪善”。如果处在这样一种分裂和扭曲的精神状态下，贵族精神的养成谈何容易？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汉语言是一种精神载体，代代相传，总有激励人心的不朽佳作激励教化着一代又一代人。尽管传承下来的文字在精神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可能还构不成独立的哲学体系，但代代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文字，令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鞠躬尽瘁。
然而汉语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糟蹋，成了虚夸、伪饰、妄言和挑衅良知的工具，怎能设想在这种汉语言氛围中，能滋生出精神贵族呢？精神贵族的营养又来自何方？当人们被言不由衷的话语层层包围，眼看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污染问题日益恶化，而到处却都是莺歌燕舞的GDP数字，有谁在为此扼腕并深究其竟？谁又该为此负责？
就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而言，只要权力还绝对地掌握着资源的分配，只要还能通过非正当的关系和金钱获取资源，任何企业不论做得多么大，其掌舵者都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精神贵族。
《胡润百富》：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贵族”，说白了就是“高贵”的意思，是保持着生命的尊严，有着被广为推崇的情感与德性价值，而决非孤芳自赏的标签。
杨卓舒：精神贵族是高贵的，和钱没有关系，和企业家成功与否没有关系，假如某些企业家具有这种高贵的气质，那么必定与他拥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关系。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有这样一批人引领全民族在情感高贵的峰巅行走，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就会被人厌恶、被人瞧不起、被人蔑视，这个民族也很难生长出浩然于天地间的正气，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就是苍白的，偶然表现出的所谓凝聚力也是不可靠的，其生命力也将是脆弱的。无论洋洋洒洒的报告讲得多么天花乱坠，官样文章做得多么无懈可击，都会像包装纸一样，一旦被捅破了就变成垃圾，没有任何用途。正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太缺乏贵族精神光芒的照耀，因此时代才强烈地呼唤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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