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瓶子之新闻民工秦玉龙

红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年俗文化
秦玉龙/文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这估计是我们中国人在每年春节期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它不仅仅是一句祝福，一份期待，更是年俗文化里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在一个注重人情和礼尚往来的社会氛围里，红包，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年俗文化。
    传统意义上的红包也叫压岁钱。据传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裹，现在泛指包着钱的红纸包。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可以说，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国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红包文化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体现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
    然而，随着近年来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压岁红包也开始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厚重”。与前几年相比，龙年春节人们过年的红包更“厚重”了，一二百元红包算是“小气”了，四五百元还算“可以”，一两千元才称得上有面子。而导致红包文化“变味”的正是无处不在的攀比之风，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面子。如，他大姑红包给了500块，他二姑就算再穷，也要咬着牙打肿脸，包上300块。如果碰上家庭成员之间收入太过悬殊，那个有钱人拿出来的红包，对于其他人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有种“被羞辱”的感觉。这一点，在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70后”、“80后”身上，发红包相互攀比体现得最为明显。
　　春节刚过，一些论坛上就有不少家长发帖晒自家孩子的压岁钱，500元、800元屡见不鲜，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也不难发现，让人惊叹不已。而这些在网络上晒压岁钱的大多是“70后”、“80后”的年轻父母。市民李先生在微博上抱怨：龙今年春节我光发红包就发出去了6000元，今年是我出血最多的一年。不是我穷大方，首先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考虑到像去年一样再给孩子300元怕买不到啥东西，更主要的是面子问题。去年给了小外甥300元红包，之后发现别人最少都给了500元，弄得我可不好意思了，所以今年给了600元。
    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本来，红包往来纯粹出于真心诚意，至于包多包少，完全是出于送红包人的心愿。经济状况宽裕者，可以在过年时给老人、晚辈奉上一个“大红包”以表心意、情意，无可厚非。经济拮据者，可量力而行，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表达一份心意，也没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他（她）。可是，社会送礼风气的蔓延，使得红包逐渐变味，从原先的庆贺压岁延伸到求助、感谢，范围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送红包也渐渐有了“行情”，形成可怕的陋规。
    作为一种过年习俗，红包承载着的是一份祝福和期盼，喜悦和亲情。压岁钱强调的不是钱，而是一份年味儿。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非都是时代变迁中的人们对其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和世故因素，说明我们日渐淡忘并改变了节日文化的精髓。
    有约定，就会有“俗成”。红包文化“变味”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们不敢说自己能“免俗”，也不敢说别人全“俗气”，俗气和面子是一对孪生兄弟，讥讽与不屑都是“猪笑乌鸦黑”。龙年伊始，让我们相约：坚持春节红包回归本来意义的红包，拯救年俗文化，里子远比面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