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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里亚与音乐节.归宿(2009-11-02 22:04:04)

(已刊稿勿转)


波德里亚与音乐节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全球媒体像被炸了窝。翌年法国人波德里亚放出厥词:“海湾战争未曾发生”,他说这套大热闹“只是一场传媒制造的影像战争”。十几年后,波德里亚死在巴黎,而他诡异的前瞻性终于在2009年的中国得以证明。


死后的波德里亚应该会喜欢今年的音乐节。


将李宇春、崔健和陈小春印在同一张海报上,仅就创意而言,很有勇气。文艺爱好者的心眼其实很小,不需要太大的动静便能掀起风波;可真正狂热的、肯马 上去订车票打背包奔赴现场的仍是少数:说到忠诚,摇滚青年永远比不上超女粉丝。在呼市的蒙古风情园售票处见到一坨一坨,买通票,住帐篷,死守偶像的都是他 们──当然,也可能只是听摇滚的实在太穷了。


“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有幸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维基百科这样说。比波德里亚更幸运的是文艺青年,他们上不要钱的公司宽带,在充满冷气的房 间里看网络直播和大段大段如在现场的文章。更令人感到幸运的是,假如人够无聊,时间够多,坐在电脑前,便可以同时经历几个完全不同的音乐节。 玉米可以读到一枚被摇滚流氓欺辱的草根偶像以德服人的励志传说,朋克则可以读到一枚愤怒青年们用鲜血捍卫纯洁音乐的感人故事,彼此的悲壮感都很深,至少可 以自我撼动一周。


仿佛当年分别听美国和伊拉克的官方军事广播,但觉两者所谈完全不是一场战争;双方报上的损敌数目累积起来已经超过全球战备,仍在每日孜孜不倦地战下去。


如此说来,谁还需要现场呢?站在光秃秃的泥地上,雨水灌下来,怎么挤也挤不到舞台的前面,想看禁区内斗殴大图,必须回家开电脑。很多观众归来之后才明白自己到底参与了什么,因为音乐已经成为音乐节上最不重要的因素──音乐节其实不必发生,只要概念上的音乐节发生。


当年柳永“奉旨填词”的闹剧据说花了十万两银子,托了高层才得做成,而今某乐队一文不费,便在某次音乐节后收到了网络封杀令。这说明,现在,音乐节 是以关键词的形式推广音乐的。而,相信我,这事儿确实犯不着一定要到号称草原的不毛之地去干,组织一些无关网络人士足矣,尽管也许当地官员会损失一些登台 的机会。而在豆瓣上“声讨某音乐节”小组上看到有人详细地列出自己的冤大头开销──最后一个乐队也没有看到──不禁想起在旧书里读到秀才写赶考日记,某天 只一句:“村脚。王寡妇。”乐不可支。


什么事情到了现代中国,似乎都会后现代起来。反转波德里亚,制造一场海湾战争是成本太高了,然而制造一场面面俱到的音乐节一定可行──乐迷们已经被 训练得不再有任何音乐期许,他们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学会了自诩:我参与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或者仅仅是对人类的愚蠢程度重新进行摸底。当被提到形而上的程 度,音乐节是严肃的。波德里亚会说,如粉末状的水,“加入水就可以得到水”。


而音乐在上帝的天庭里举目无亲地唱。

 

PS:看到黄集伟老师推荐波德里亚的《冷记忆》系列,十分开心。《冷记忆》一套五本,当当有售。私人感受,该种语录体写作,前有波德里亚,后有中文推特,维特根斯坦真的可以瞑目了。

 


归宿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只能是良好愿望。廉颇老矣,一饭两出恭;迟暮女星三部曲:遁世、出家、自杀,陈玉莲功德圆满,王祖贤正在STAGE TWO,而酒井法子走出拘留所直接签了AV合同之后,许多邻家少男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步入中年的泥沼。


对此如何不泪垂。


追美剧追到大结局,与看美人名将白头感触相似。 看剧中人褪去婴儿肥,长出皱纹,又在其间或缉凶、或逃命、或杀人越货、或发家致富,同时不亦乐乎地玩尽各种男女组合,实在宛如观看本身无从参与的第二人生;一朝幕合,当然失落。


其实资深看客心里都清楚,再坎坷的剧情,再能干的编剧,也难免黔驴技穷的一日。NBC的《六人行》历时十年,陪伴剧迷的时间恐怕要长过卧室里的床和床上的人。 而最后一季无外乎给每个人找个老伴儿,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前赴后继赶赴中产阶级的巢窠。《欲望都市》甚至还要在大屏幕上给女主角操办一场盛大婚礼才肯闭幕。据说此片电影版的第二集已经开拍了,乃是整部肥皂剧的前传──四个岁数加起来接近两百的女人去扮演她们的十八岁,想象起来另人尿寒。就连极尽反讽的《波士顿律政》也不能例外,年过七旬的女主角找到真爱之后,编剧走投无路到让剩下的两个男主角结了婚。至于七擒七纵的《越狱》,倒是干脆,万人迷的男主角一死了之,坟前站着遗腹子。


明知如此,还是一集又一集地追看下去,除了被培养出来的观看习惯,恐怕另有其他。我想在我的生涯里,电影如果是一场梦,肥皂剧则是上班地铁里的早餐。走出电影院看到满眼阳光,于是幻灭;但满心厌弃钻被窝的时候,想到硬盘里有几个剧集等着,那简直不是安慰,而是宽慰。


所以看到最后,总是心存温厚,再屎的剧情也能原谅。将剧中人看做身边人,多情应笑我,无聊满溢。
年轻的时候看《东京爱情故事》,痴迷于江口洋介的长风衣,抱着枕头意淫之,幻想被厚厚的布料包着,我爸在一边冷冷地说:“包在里面,闻屁。”最后一集看到铃木保奈美回眸一笑,心纷纷碎,我爸又在一边冷冷地说:“这些都是编的。”哲学家不看肥皂剧,那简直是一定的。我爸他老人家是将新闻联播当肥皂剧看,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乐趣是编剧高妙,且永远不用担心结局。


而我,我膜拜张爱玲的方式是每次追看肥皂剧的时候,都自觉胸前贴上了“小市民”的标签,顿时底气十足。考察,选择,追逐,结束,我与肥皂剧的关系越来越类似恋爱。一旦执手不离不弃,缘尽之后不辱不骂,那不是人品好,而是我老了。当一天中最大的享受是上床──然后开电脑,盯着它,我早已明白最幸福的归宿是接受而不是追问。如太史公幼时指过飞将军佝偻的背影,如昔日玉女脸上的摺子与风尘,在人生与电视里找寻完美的结局永远是不能,最起码我还能关上灯,带好耳机,沉浸至虚拟或真实的岁月,那不停不停流逝的光影之末,尚留给我花火与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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