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四川地震死伤惨重，令人动容。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灾害频繁的环境里，今人孟昭华在《中国灾荒史记》中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古至今，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民国期间，邓云特（即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这2142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5250次，平均每四个月就发生一次。这与我们国家所处的的地理环境有关。就拿气象来说，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统计，欧洲各地降雨平均变动率为12.5%，而黄河中下游竟达到35%，几乎是欧洲的三倍，极易发生水灾、旱灾。从地质上来看我国许多地区处在不稳定板块结构地带，容易发生地震。

　　多灾多难的环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为什么会产生灾害？如何防灾、救灾？这是文士们经常谈论的问题，自汉代以来，参加察举和科举士人向君王攄写政见时，也常常谈及天灾。

　　上古生产力不高，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神秘感，相信万物有灵论，对于灾害不仅心存恐惧，还有几分敬畏。那时统治者倡导敬天法祖，认为天下的一切无不是上天所成就，天灾自然也是天帝制造的，目的是借此警戒人们。《诗经·十月之交》描写了月蚀、日蚀灾异的交相出现和暴雨地震的可怖情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人认为老天爷发威了，原因在于周天子宠幸了一帮奸佞小人和“艳妻”———褒姒。诗中愤怒地指责这帮小人和女色迷惑天子，使他不顾祖宗教诲，贪图酒色，享乐无度，导致朝政腐败。上天要降灾了，先警戒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改弦更张吗？

　　西汉董仲舒把古代这些观念总结成为一套“天人感应说”。他把天看作最高的、有人格、有感情、有意志的上帝。大自然降下灾害是因为统治者违反了天的意志，天震怒了，所以降下灾害以惩戒。

　　先秦思想家中还有另一种思考，这就是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观。也就是说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天道运行正常与否，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和道德水准无关。天地变化是自然现象，它与政治、社会、统治者的道德等分别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荀子认为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损害，人们畏惧它们是正常的，但是不能用此来判断政治运行的好坏。他说如果社会清明、政治运行正常，即使出现了灾异也没有什么，如果君主昏庸、政治腐败即使没有任何灾异，也不等于天下太平了。

　　荀子这种想法被东汉思想家王充继承和发展了。他写了《谴告篇》专门论述天人感应说的荒谬：“论灾异，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也”；“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这说明天是有意志、有道德感的。王充顺着这个思路批评说，如果上天有知，要纠正君主为恶，改善百姓的处境，但它降下灾难，谴告君主，不是更使百姓雪上加霜吗？又举例说，楚庄王好打猎杀生，他的宠妾樊姬想警戒他，改掉这个毛病，便不吃野味。王充说一个女子都懂得如何使君主改过，而老天却不懂得这一点。“谴告”实际上是“顺人之过，以增其恶”。这正说明了皇天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意识的，因此也就不存在“谴告”不“谴告”的问题。

　　这两种思考在古代是并存的，无疑，后一种想法更符合现代科学知识。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