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溜/文
  三十六岁的郝劲松看起来就像动作片里的硬汉，体格强壮，直竖的板寸，一副不好惹、随时准备进攻的架势。



在不久前的“华南虎事件”中，郝劲松作为坚定的打虎派为公众所熟知。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著名的“诉棍”，因专门打“公益诉讼”而闻名，曾把铁道部、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 郝劲松说他只受过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崔健。“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说大家都在铁屋里睡觉，有个人叫喊着把大家吵醒了，当被吵醒的人出不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把大家吵醒。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把大家吵醒，而且必须在铁皮屋里头打开一个口子，然后把这口子撕开，让大家看到有光亮，有出去的希望，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和你共同把口子撕大，大家才能出去。” “我一直想打破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不行动的话，我就很难受。”郝劲松说他现在的“反抗”是多年压抑的最终爆发。学校和单位给他留下的都是糟糕的记忆。



他是山西人，曾经上过太原一所学校。学校的管制很死，要求上晚自习，还要点名，晚上还要查宿舍。为了跑出去看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上海滩》，他和几个同学从厕所窗户跳出去，被老师逮住，排成队挨了一通训斥。 “有一次我记得是星期六休息，一到晚上九点十点就把电闸拉了，所有的宿舍里面没有灯了，但是楼道里有灯，我们就把桌子搬到楼道里继续玩扑克。这个时候学生会的人过来干涉，说你不能在这儿打，回去。学生会不是一种自治，而是被学校和老师操纵的一个工具，不是为了维护学生利益，而是为了打压学生。然后就争吵。” 他把这所严厉限制学生自由的学校称之为 “监狱学校”，“这种监狱学校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和改变的意识，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很压抑的，这样一种管束，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爆发。”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县城某银行工作，发现单位也是如此，“没有民主的环境，一个单位就是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想干啥就干啥，就是独裁”。 “比如单位里的汽车要处理，行长说卖就卖了，按道理应该拍卖，是不是？由大家来投标，谁出的钱多卖谁。可他往往不这么干，他就直接卖给贪便宜的他认识的人。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那是国家财产，不是个人财产，所以就这个问题我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也质问过行长。” 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现状，因此而成为单位里的刺头、捣乱者和不合作分子。在大家都敷衍了事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只有郝劲松一个人在那儿较真儿地提问。他是负责会计事务监督的，就发票报销问题向行长发问，“我说有一张票住宿费是八千元，什么人住宿啊？是开会吗？如果是开会，按县城最好的标间一天二十块钱算，够四百个人开一天会，四十个人开十天。但咱们银行没有开过会，也没有组织过其他的会议，这个是怎么回事？行长就说咱们变通了一下，然后拿着手帕擦汗。” 后来发生了一起银行金库盗窃案，丢失三万元现金。最后查明是被银行里一名出纳盗窃。为了避免被追究责任，银行领导没有报案，而是私下处理了这起事件，那名出纳退还钱款，并被调离银行。这样的处理方式让郝劲松很不满，“盗窃金库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在盗窃罪里头只有两个罪名是可以判死刑的，一个是盗窃国家特级文物，还有一个是盗窃国家金库”。他数次向上级银行举报此事，但未获理睬。 在山西的小县城，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有限，种种努力都严重受阻，就像花盆里的植物根须，无论往哪个方向伸展，都面临着同一堵墙。于是，他向工作了八年的银行提出辞职，揣着五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一个人来到北京。 二 此时的郝劲松内心充满了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是靠什么来改变呢？ “要想改变一些东西，必须要有工具，当时我觉得，这个工具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一种规则，比如学校监狱式的管理，单位的独裁式的管理，都需要一种规则来改变。法律应该是规范这个国家的主要手段，一个13亿人的国家，如果靠人治，那一定很乱。我们目前所能运用的就是法律。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说，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虽然心里不那么认为，但是他嘴上必须得承认。” 在银行上班的时候，郝劲松就在自学法律，参加自学考试，四年中先后拿到专科和本科文凭。

  2003年初来到北京后，他先跑到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北大的讲座多，法学院的讲座尤其让他感兴趣，有朋友弄来课程表，他按名单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听过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 “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就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吸取养料。那一年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法律是可以来改变一些局部问题的。整体我不清楚。2004年我就开始操作使用法律。” 郝劲松的操作方式是提起“公益诉讼”。他的第一个官司是起诉地铁厕所五毛钱收费不开发票，法院判决北京地铁公司败诉，地铁公司当庭交给他两张0.5元的发票。 首战告捷，赢得轻而易举，但他清楚，地铁公司算不上强大的对手。于是，第二次，他选择的对手是铁路部门，起诉缘由是火车餐车上就餐不开发票。官司两次败诉。 “我的斗争性很强，我是属于攻击型的，阻力越大我攻击的欲望越强。铁路就是我们当时和几个朋友开会的时候决心要拿下的堡垒。” 2005年，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郝劲松公益诉讼中心。 为了取得更充分的证据，2005年年底，在回山西的火车上，郝劲松先后买了水果、纪念章和矿泉水，并得到了盖有公章的收据条。年后第三次起诉，法院当庭判决北京铁路局败诉，给郝劲松开具六十元的发票。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和铁道部联合印制了一种铁路专用发票，并在全国列车上配备。 第三个对手是更加“强大”的铁道部。2006年4月，郝劲松起诉铁道部春运车票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同年12月，郝劲松得到了宣布自己败诉的判决书。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发表一封颇有影响力的《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呼吁春运彻底停止涨价。1月10号，铁道部宣布今后不再实行春运涨价制度。 三 郝劲松跟国家发改委的那场交锋，几乎是一场辛辣而又幽默的戏剧。 去年1月，发改委召开手机漫游费听证会。郝劲松向发改委申请旁听，得到的答复是“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您旁听会议”。实际上，听证会只安排了5个消费者名额，郝劲松为此起诉发改委，要求法院撤销发改委拒绝他旁听的行政行为，然而法院未加受理。 手机漫游费听证会于1月22日召开，郝劲松事先得知召开地点是在河南大厦，21日便在河南大厦住下。22日听证会结束后是新闻发布会，郝劲松和助手扛着摄像机进去，架好机位，准备拍下整个过程，“从入住，到表现行为艺术，我们都拍下来，把它作为资料，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些事件，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是有帮助的，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郝劲松还抱了一个黑色花瓶入场，他将这一行为艺术命名为“黑色花瓶与听证会”，寓意听证会的秘密、不透明，只是走个过场的、花瓶一样的摆设。 主持发布会的是发改委两位司长及信息产业部的一位司长。当其中一位司长正要宣布发布会结束时，郝劲松突然跳上椅子大声发问。 “我说，对不起，我要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我1月2号报名的时候你们说场地限制，不能安排我，我刚才看这个场地可以坐二百个人，但实际上你们今天参会不到六十个人，我觉得你们国家发改委撒谎呢，请给我一个解释。” 这一下，记者纷纷把镜头转过来对准郝劲松。面对意料之外的质问，一位官员显得很吃惊，说，记者你们这个、这个、这个不要拍，一连说了好几个 “这个”。另一位官员反问郝劲松，“你又不是记者，你提问干嘛？” 郝劲松毫不退缩，“我说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我现在要求一个解释。” 有人恼火地大喊，“保安你们是怎么把门的，什么人都能放进来！” 这时有人说听证会结束，三位司长迅速离去。后来郝劲松在土豆网上看到过这一过程的视频，大概有一分钟，他估计是当时在场的记者拍了放到网上的。 “政府习惯当老大，它很少面对这种体制内的挑战。近距离地跳上椅子质疑你，指控你撒谎，更是没有遇到过的。但是你必须学会面对，什么是民主？十三亿人，就要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质疑，甚至是反对，你都得学会。” 郝劲松从这种战斗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与成就感：“我们的这种战斗方式是对方无法想象的。我们是攻击者，跟游击队一样。对方并不掌握我们的情况，他们是被动的。我们选择在什么时候攻击，用什么方式施加压力，他们是不知道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公益诉讼？这不仅费力，自己也没多少好处。 郝劲松：在我的性格里有一种叛逆的因素，无论走在哪儿，只要看到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比如说全国的火车不开发票，每年流失税收上亿元，过去多少年都不管，包括税务局都不管；比如说火车每年春运涨价，怨声载道，但是它就要涨——我都要试图攻击它，甚至改变它。 在政法大学上研究生时，我就是这样，我就要竞选人大代表，既然选举法规定了每个选民都有选举和被选的权利，我当然可以行使法律赋予我的民主权利，你们宣传也是这样宣传的，但我在实际履行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阻挠，反而要禁止，那我就要对着干。 经济观察报：你不担心树敌太多吗？ 郝劲松：小偷偷东西没人敢管，小偷很嚣张，偷了以后还要打人，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是我的事别管，算了，连个话都不想说。但是这些事有一天会落在你的头上的，今天落在他头上，明天就是你，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关联的。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又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最后他们提着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替我说话，大家都倒下去了。 经济观察报：你不仅要把大家“吵醒”，而且把解决问题看得更重要。 郝劲松：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是搞艺术的，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提出问题。我说问题很多人都提出来了，问题在那摆着，大家都知道问题在那摆着，你提问题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不但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找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要亲自冲上去实验。如果问题解决了而且证明你是安全的——你没有被抓起来——那么很多人才会觉得行之有效，可以操作，可以模仿，这是试验田，有很多人向你学习，走你的路，人多了，你的目的就能达到。 经济观察报：面对一些强势集团，很多人会觉得法律没有用，你为什么选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郝劲松：很多人不愿意用法律，觉得法律没有用，包庇、袒护、腐败，司法不独立，法律有什么用呢？但如果因为它腐败，因为它不独立，你就不使用它，它就更烂，更腐败，它永远不会有规则，永远不会把阳光的东西带进来。正因为它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才不停地使用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暴露它的病灶。就像一个病人，如果你病了不去看，不行，病灶要不停地暴露，最后医生才会动手术切除它。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角色？ 郝劲松：公民的样本。我们需要的是普及公民的意识，我们说让中国人成为站立的公民。中国有很多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独立的法治意识，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质疑精神，更没有民主意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人去改变，有人往前冲，并且打倒一些看上去貌似很强大的对手，其他人就会受到鼓励，会觉得说原来这个方法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不管用。过去常说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但实际上他改变了。 经济观察报：你跟政府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受到过压力？ 郝劲松：我至今还没有受到过政府直接的压力。公民和政府应该是互动的。我们说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但是它肯定不是二百米的短跑，二百米是达不到民主的，只会产生混乱。民主需要基础，我们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五千米的跑道，用二十年或者十五年的时间，要看有多少人加入跑道。长跑首先要有一定的频率和速度，而且这种频率和速度你必须让政府感觉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它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跑道，用同样的方式推，人多了，这个跑道就可能会缩短，不是五千米，可能是四千米，可能更短。 经济观察报：但很多人不是像你这么有信心。 郝劲松：那是因为困惑，所以没有信心。我们是不困惑的，我们有自信的方向，有一个大的方针，我们可以预测到中国会怎么样转型，如何和国际社会接轨。中国所遇到的转型期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遇到过，他们的法律人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都是有相似的规律的。 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变，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体制改革的速度。正因为脱节，所以才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配合政府，让它更规范一点，民主政治建设的步子更大一点。它是需要公民推动的，你要不推动它，它很难自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