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先提出秦岭—淮河线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撰文/单之蔷

图说：为了找到是谁最先提出了秦岭—淮河线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我们奔波于众多图书馆中。终于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一本民国时期的旧书上，我们捕捉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摄影／王宁

 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这种说法是谁最先提出的? 众说纷纭。如此重要之发现，怎么能找不到最早的发现者？于是我踏上了寻找首创者之旅。

 有人说是翁文灏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国土壤与其相关之人生问题》中提出的。翁文灏是一位大学问家，在中国地理学、地质学方面的工作筚路蓝缕、开山奠基，相匹者一二而已。找到翁文灏1936年《中国土壤与其相关之人生问题》的文章，其中的确明确提出秦岭—淮河为中国之天然分界线。不过他是从土壤的角度说的。翁先生说，中国土壤天然可分为两大类。秦岭山脉及淮河以北大部分为钙层土，其南几乎全为淋余土……古称秦岭为中国之大限，此观于土壤分布而亦然也。时间是1936年。

 然而在1935年竺可桢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国气候概论》中，竺先生就明确说到秦岭—淮河线的问题。但是他说的是有一个外国人克雷西（George Cressey）1934年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地理基础》。书中写道：“中国本部山脉之中，最大者为昆仑东支，中国总名之曰秦岭山脉，自西藏而东，几及太平洋岸。此山脉分中国为两大地理区域，气候、农业与人类活动，均有显著之差异。”竺可桢先生接着说：“凡曾经秦岭山脉者，未有不注意此山脉南北二区域间之差异。推究其因，盖以气候显然不同，遂使华北、华南植物之种类，旅行之方式，以及人民之特性迥然有别。”难道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淮河这种提法是外国人第一次提出的吗？这让我有些紧张，我实在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北师大的赵济教授，是地理学界的知名、资深人士，他也帮助我们查找。一天，他找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在1924年发表的《佛学地理志》中，明确提到了秦岭—淮河分中国为南北。

 100年前，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了。这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会长张相文不仅是一位地理学的大家，更是一位写文章的高手。他写的地理著作，痛快淋漓，音韵铿锵。他在1901年发表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是我国地理教科书的首创，发行达200多万。他撰写的《地文学》、《新撰地文学》、《地质学教科书》风靡一时。

 我在张相文的文集《南园丛稿》中找到了《佛学地理志》一文。张先生在其中对中国进行了如下描述：他首先把中国分成六大部。对这六部他是这样写的：“曰本部、曰蒙古、曰满洲、曰新疆、曰西藏、曰青海。本部之地，或称禹域，亦曰汉土。……就自然形势，分南北中三带述之。北带，即黄河流域。南凭北岭、淮水……”

 说到淮河，他说：“唯淮水发源于北岭之支麓。实继北岭之正干，而为南北之界线。”这里已经明确说出淮河为南北之界线。说明张先生早在1924年就用秦岭淮河来给中国分南北了。根据后面的描述而知张先生文中的北岭就是今日之秦岭（看来那时人们还没有把那片山地通称为秦岭），为什么称之为北岭，可能是为了与南方的南岭相对。

图说：在一片口水仗中，江苏淮安的南北分界标志最终宣告竣工。这就是国家测绘局刚刚公布承认的中国南北分界线地标。淮河通过淮安吗？再说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是带，不是线。说南北分界线通过某个城市是误解了南北分界线。摄影／徐洪云

图说：这张淮安南北分界标志内部的图片，着实令人感到困惑。在中国地图上长江和黄河之间那条红色的线代表着什么？这是“秦岭—淮河线”吗？可是它的走势既与秦岭不符，也与淮河不同，实在让人无从猜测。摄影／徐洪云

图说：

左：在秦岭上也有一座南北分界标志——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界碑，即北方水系和南方水系的分界碑。许多游人喜欢在分界碑前留影，留下所谓的“一脚踩黄河，一脚踩长江，右手是南方，左手是北方”的纪念照。摄影／崔岩

右：安徽蚌埠在2006年就已建起了由“福娃之父”韩美林设计的，当地人称之为“火凤凰”的南北分界标志。只是这个标志一来比较抽象，不如淮安的标志“球”更容易让观众理解记忆；二来当初的炒作不如今天的热闹，蚌埠南北分界标志的知名度要逊于淮安。摄影／沈醒狮

 正当我们高兴之际，编辑张璇拿来了一份复印资料，原来她找到了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出版的《新体中国地理学》一书，书中这条秦岭—淮河这条线已经出现了。如书中说：“本国境内。因山川之形势，政治之区划，可定为本部、东北部、西北部、北部、西部、五大部。”对于本部。书中是这样说的：“南北二岭，横绝域中，划为三带。黄河、扬子江、珠江三巨川流贯其间。北岭淮河以北为北带，为黄河流域……”

 然而这本教科书有一说明，说是这本书主要是参考张相文的地理教科书而作。由此我猜想：秦岭—淮河这条线的最早出处会不会在张相文编辑的那两本地理教科书中呢？那可是出版于1901年啊。

 我们到北师大图书馆中去查，结果只找到了《初等地理教科书》，那上面没有秦岭—淮河线的说法。

 我告诉赵济教授，张相文1924年的《佛学地理志》上的秦岭—淮河线的提法还不是最早，这一提法有可能最早是在张相文编著的《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中。赵济教授说他下午去图书馆查一查。

 下午电话响了，赵济教授的电话来了：“找到了。但不是在地理教科书中，而是出现在张相文的另一本书《新撰地文学》中。”赵济教授给我复印了那一页。

 我拿到那一页（《新撰地文学》185页）。我看到张相文先生是这样说的：“北带：南界北岭淮水，北抵阴山长城。动物多驯驴良马、山羊；西部多麝鹿犀牛。植物多枳、榆、檀、梨、栗、柿、葡萄。”这就是张先生对我国北方的描绘。所谓“南界”，就是南北分界线。

 这是不是秦岭—淮河地理分界线最早的出现呢？这本书发表于1908年。

 对此，我不能肯定。也许在此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图说：我和同事在图书馆的古籍库中查找秦岭—淮河线的相关资料。摄影／王宁

 我钻到我们所里的图书馆，所里的图书馆古籍善本很多。我找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函函地从书柜中搬出，这套书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一页页地翻下去，我要找的那条秦淮—淮河线始终没有找到。但是对于淮河我倒是有了额外的收获。顾祖禹谈到淮河时，用的是一种军事的思想，他总是把淮河与长江联系起来，认为淮河是长江的屏障，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退据江南的政权，必须占据淮河南岸，淮河失，则江南失。在顾祖禹眼中的淮河南岸，江淮之间好像是江南的一部分。我又找出《禹贡锥指》、《行水金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广志绎》、《广阳杂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继续查找着。

张相文给中国人的南北意识画上了点睛的一笔

 我在翻书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并非每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南北意识。这里的南北指的不是方位，而是区域差异。南北意识只有在中国这样跨越两个以上温度带、南北差异明显的国家才会产生。像那些只是在东西方向延伸，整体处在一个温度带之中的国家很难有也不需要南北意识。中国从北至南跨越了北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诸多温度带，而亚热带、热带与北、中、暖温带无论是植被、农作物、气候还是人的生活方式都有着鲜明的区别。而且中国的山脉、江河大都沿东西方向分布，这无疑加强了中国人的南北意识。

 但是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提出，首先一定是先经历了一个中国人南北意识萌生、发展、形成的过程，只有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南北差异的意识，才有可能提出秦岭—淮河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这一思想。

图说：“秦岭—淮河线”以南种植粮食以水稻为主，以北以小麦为主，因此才有了“南人吃米，北人吃面”的俗语。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南北方在饮食习惯上的不同，确实一眼可辨。上图是陕西某市场上卖锅盔的情形（摄影／陈旭），下图是浙江绍兴一家人吃晚饭的情景（摄影／董建成）。

 由此我想南北分裂之时，不会有秦岭—淮河分南北之说。因为分裂时，国家南北跨越不大，南北差异不明显，不会形成南北意识。即使出现了南方北方，指的也是方位，不是我们所说的区域差异。因此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时代南北意识不会很发达。只有国家统一之时，才会有南北之分。

 秦汉时代，因为统一，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有了南北意识。如他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唐代之时，南北意识愈发显露出来，这从统治阶级的行政区划就可见一斑：唐代把中国初分成十道，后划成十五道，后道分愈多。但无论怎样划，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依照山河的自然界限来划分。这样一来东西向的大山、大河得到了充分考虑，秦岭—淮河一线在划分中起到了重要的分界作用。如秦岭之南设剑南道、山南道，淮河之南设淮南道，长江之南设江南道。这时秦岭—淮河的分界作用已经突出出来，但还没有人提出这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

 中晚唐应该是中国人南北意识萌发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唐初，“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那时的江南还不发达，中国人南北意识也不牢固。只有中晚唐以后，大量移民进入江南，江南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江南富庶繁荣已逾中原之时，中国人才可能萌生出南方北方之分的意识。唐人南方、北方意识形成和成熟最明显的例证是“江南”、“塞北”这组相对概念的提出。唐以前“江南”一词亦不鲜见，但与“塞北”相对出现，却很罕见。在唐人的诗句中却不时可见这两个词汇。如：“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王智兴《徐州使院赋》）；“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周弘亮《除夜书情》）。我觉得“江南”、“塞北”这组相辅相成概念的形成和在诗歌中的反复出现，说明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内的南方北方的空间意识已经形成。而这也蕴含了中国人对南方北方之间区域差异的心领神会。

 到了明代，中国人的区域意识已经很发达了，南北意识也成熟起来。比如一个担任过许多官职的浙江人王士性，他写的地理著作《广志绎》，就是把中国分成几个区域来写的，如《江北诸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两都》（北京、南京），这里南方、北方的意识已经很明确了。但是这里的南方、北方显然是以长江为界，说明那时以淮河还是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还是很模糊的。到了清代，中国人对于国土的知识已经积累到了能够进行区域比较，区分异同，综合概括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塞北、江南、关东、河西、西域、岭南等区域概念已经成了流行的词汇。

图说：秦岭—淮河线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以北）的分界线，它两侧的植被大有不同：植根于南方的橘子树，绿叶离离，金实灿灿，点缀出一个温柔、热闹的秋来（下摄影／李少白）；而长城脚下的柿子树，却是红到孤寒，充分展示了北方秋季的萧瑟、肃杀（上摄影／黄丰）。

 南方、北方的空间意识，南方北方的区域差异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南方、北方到底怎样划分，是以淮河为界呢？还是以长江为界？这需要一个即被传统的南北意识浸淫，又具有现代地理科学知识的人来定夺。因为是以淮河还是以长江为界给中国划南北，这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内解决不了。

 这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张相文。这是一个饱读四书五经，用毛笔和文言文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自学现代地理科学知识，编撰了数本地理教科书的人；这是一个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文版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人；这是一个在北京大学开出了第一门地理课的人。

    是他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秦岭—淮河为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但是这里说的只是中国的东部地区，要知道秦岭以西还有辽阔的国土，西部地区的南北怎样划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曾经有过论证和讨论，但是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就此结束本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