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某天，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是广告公司的，但到我这里，不是谈广告，而是来批评我们杂志的。他们激烈地指责我们如何如何不好，比美国的“NATIONAL GEOGRAPHIC”差许多等等……

我静静地听着，当他们说完后，我问：“你们买我们杂志吗？”

他们有些不好意思了，那位女士悄悄地说：“买。期期都买。”

“为什么，它不是不能让你们满意么？”我问。

“如果一期买不到，我的心里就不踏实。我要把它们保存起来，随时查阅。”那位女士说。

我笑了。这就是我们的读者。

在网上我看到过许多恶狠狠的很伤人的语言，但我知道他们是从兜里掏出16元钱买杂志的读者，他们“爱之深，责之切”。

那些看赠送杂志的人、或者随便翻翻杂志的人、或者评论家，说杂志很好，意义不大，不如花钱买杂志者的骂声悦耳。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买不买”，而不是“好不好”。

当你听到“杂志如何如何好”时，你不要得意，这并非福音，你一定要追问：那你花16元买不买呢？当你听到“杂志如何如何不好”时，且莫懊恼，他也可能是在表达对下一期杂志内容的预期。

我们做的是地理，涉及的是知识而非价值，“好不好”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地理杂志而言，买就是好，不买就是不好。

因此我们的发行部，是我们编辑部的眼睛和耳朵，每月的发行曲线和报表对我们有评价和路标的作用，我说的发行指的是每月的报摊的零售数。每年的邮局订阅总数对财务有着积极意义，但对编辑部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因为发行部的零售每月都在进行，数量每月波动着，有增有减，实际上是读者对每月内容的评价和打分；编辑部可以据此调整内容，而一年一次邮局订阅数量的增减，反映的是读者对一年杂志的评价，对编辑部意义不大。因此一个杂志有以月为单位的零售部门，也就是能“上摊”，绝不是增加了一种发行渠道，而是给编辑部安上了“眼睛”和“耳朵”。

                      （四）

确定和明晰了读者定位，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是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首先碰到的是对“科普”这个概念的理解。我对这个概念一点也不喜欢，它太过时了。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的来源，但感觉中这个概念来自计划经济的鼻祖苏联。关键是这个概念与今天科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无法对接。今天科学已经完全不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那个时代的科学了，那时的科学面临着宗教和世俗愚昧的双重打压，从那时起，弘扬科学似乎是一件迫切而伟大的事业。而今天科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一统天下。科学已经成了有组织成建制的庞大集团，而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原子弹、核废料、克隆、转基因、生态、环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科学技术已经不能与人类的福祉简单地划等号了。我们能普及原子弹知识吗？我们能普及克隆技术吗？当我们赞叹美国的航天飞机对太空一次次成功的探索时，殊不知“奋进者”号航天飞机上的大孔径雷达正在把我国机密的军事设施摄入镜头，画入军方的三维地图，这种科学我们也不加思索地赞赏吗？科普这个概念中所暗含的科学天经地义、无需讨论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擘单枪匹马发现规律、创立学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科学已经成了需要庞大的经费、有组织要协作的集团行为。最为关键的是由纳税人的税金所形成的科研经费的投向和使用决定了什么样的科学成果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让公众了解科学的组织结构、运作的机制、科学结论的产生也许比普及科学更重要。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用“了解科学”、“理解科学”、“传播科学”来代替科普。

解决了“科普”，我们又面临着怎样理解“地理”这个更为现实的问题。记得改版之初，许多读者来信与我们讨论什么叫“地理”。的确，地理学的定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科学中，还没有一个学科像地理学这样没有一个取得共识的定义。搞地图的说：地理学就是其研究成果能画成地图的东西；对人文感兴趣的说：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气魄大者说：地理研究五大圈层（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冰雪圈）的相互作用；气魄小者说：地理是研究地表事物的分布。等等，类似的定义不下40多种。对我们办杂志的人而言，地理是什么呢？记得当时我写过一段话回答读者，今天看来还不过时：小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位小伙伴几天不见，原来他去外地的亲戚家了，回来后，他就变得好像头上有了光环，非常有吸引力了，原来他带来了远方的故事，小伙伴们把他围住，听他讲那里的人和事，为什么小伙伴愿意听，因为那里的人和事与这里不同、新鲜有趣。其实这就是地理，就是讲述地域之间的差异。当然“相同”也会有趣，比如美国有一个地方景观和人与中国某地完全一样，当然值得研究，但这“相同”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有“不同”的间隔。连续的“相同”是索然无味的。

早期的地理学被称为“水手地理学”，那时的伟大地理学家应该是那些远航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水手，他们的地理知识最丰富。譬如当时的库克船长，全世界哪个地理学家敢说比他更了解世界。他们描述的异国风情是早期世界地理学的雏形。那时的地理学是描述性的，非常像文学。

到了19世纪，德国有一位叫洪堡的人，他也像水手一样漂洋过海到了南美洲。但他带着一堆温度表、比重计、水准仪、海拔表、六分仪等仪器。他不仅要去寻找植物新种、化石、矿物、人类学的材料等，更重要的是要去寻找自然界各部分是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规律，寻找地理环境是怎样影响动植物的生存和分布的，即他要寻找自然界统一性的证明。他在厄瓜多尔攀登海拔6300米的钦博拉索山时，经过研究发现了海拔高度对气温和植物分布的影响即垂直地带性规律，他还测量了大洋中的洋流、画出了全球第一张等温线图等等。他从美洲回来时，带回的不是异国风情的“水手地理学”，而是可以和近代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媲美的“讲规律”的地理学。他对地理学从古典时期的描述现象向揭示事物间的联系和规律的近代地理学过渡贡献巨大。因此从他开始，近代地理学出现了。

然而，地理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由广博变成专门，由综合变成单一。地理关注地球表面诸事物之间互为因果的网络状的关系，而不关心事物单向的线性的深度。总之，每当地理学所研究的诸现象中的某一部分被研究的过于深入了，那学问就不太像地理学了，就意味着它要离开地理学，另成新的学科了。可以说气象学、地质学、土壤学、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就是因单向深入、横向缺乏而离开了地理学。

如果说科学有两种历史传统的话，那么一种是博物学传统，一种是数理和实验传统。地理学属于博物学传统。这种传统不喜欢符号、模型、公式和数学，也不喜欢实验室里那种实验。在20世纪中叶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股潮流试图把地理学“数学化”，后来我看到一本地理学思想史，把那段时间称为“地理学最悲惨的岁月”。

在我的办公室里，经常能碰到一些学中文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来求职，这时我就想，这些文科的学生为什么敢走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大门来求职？如果这里挂着的是中科院数学所、电工所、地质所的牌子，我们办的是一本地质学、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杂志，他们还会来这里么？不会的，因为他们知道地理与那些学科的不同。

地理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地理学的顶级科学家，譬如竺可桢、林超、黄秉维、罗开富、施雅风等院士，他们的论文集，虽然博大精深、充满了真知灼见，但一个非地理专业的读者，比如一个文科的读者，却可以读懂读通。这在其他学科是少见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地理学区别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地理学即使是最前沿的学术也有着与公众交流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发行量巨大的地理杂志，如美国的《national geographic》和德国的《geo》杂志（月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的原因。

这种现象也启示我们，地理杂志编辑人员的构成完全可以多元化，不需清一色学地理专业的。在改版之前，却是如此。改版后，我们的编辑构成来自各个专业：中文、历史、新闻、生物、经济、林业、法律等，当然学地理的仍然是我们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