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沐童
其实很早就想为我的恩师写篇文章。原来的计划是在今年4月，她生日的时候。后经思忖，觉得既然提到生日，就难免会提到年龄，而对于陈昌凤这样美丽的女人，我似乎有“义务”为她保守年龄的秘密，于是就挪到了教师节。我自然明白，在我与恩师之间，有些话说出来或许反而矫情，但作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礼物比一篇文字更为适宜。
恩师名为陈昌凤，可是她的学生们更乐于称她为“凤姐”，一是因为她漂亮，二是因为当年她以一弱女子之力竟把中断了几十年的北大新闻学教育重建起来，而我有幸成为新的北大新闻系的第一届学生。还记得她第一次听见学生们称她“凤姐”时的惊讶：我哪有王熙凤那么泼辣？她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恩师确是我所识之女性中性格最为平和温婉的。即使在最为气愤的情况之下，也仍会保持着知识女性特有的理智与冷静。优雅和善意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尽管多年来，她始终不间断地被卷入种种莫名其妙的是非与风浪之间，承受了如此多徒劳无益的磨难，但她依旧面带着微笑教书育人。
我刚刚进入北大新闻系读书时，第一门专业课《中国新闻史》即是由凤姐教授。开学第一节课，面对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大一孩子，她的开场白竟然是：你们要时刻牢记，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将来你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拥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那是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究竟应该从一位老师的身上学习什么。书本的知识与考试的内容永远在变化，但一种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专业精神”是只有好的老师才能传承下来的。后来，我果然选择了一个与传媒毫无关联的事业来经营，但“悲天悯人”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媒体中人，阅尽世间繁华沧桑，若是抛却了胸中的悲悯之心，生命必将陷入虚无。这是恩师半生教书育人恪守的信条，而我很幸运，理解之，并愿意用我笔下的每个字传承之。
其实，如今回想起我做大学生那几年的日子，甚是羞愧。也许是年轻气盛，四年的课程竟至少荒废了一半。政治课是绝不去上的，英文自恃很好，故所有的英语课几乎也都逃掉了。全班四十几人，我的成绩是中下游，算得上是个顽劣之徒。但作为新闻系系主任的凤姐，却从未把我这样的“逃课生”与优等生区别对待，甚至反而有点偏心，关心我多于关心那些成绩高又听话的优等生。这始终是我最为感念的一点。夜夜笙歌的大学生活或许可以让我找到些许“愤怒的文学青年”的感觉，但因为有了凤姐，我逐渐明白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更加值得坚守和追求的梦想。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是像所有新闻系毕业生一样做个记者？还是继续散漫地写着小说四处旅行？又或者只是时刻牢记着“悲天悯人”四个字尔后一事无成？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珍视生命中的那些不期而至的优越。就如同，大学四年，我是如此地渴望逃离北大；可在国外漂过，在残忍的社会上漂过之后，我又如此渴望回到北大的校园中，哪怕只是坐在课堂上听凤姐讲讲她所喜爱的电影《晚安，好运》，也是一种恩泽。因为她的存在，大学在我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并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
然而，对记者职业的日渐抵触和对中国媒体的日渐失望使我一步步地背离着凤姐的期望。大三时学校选拔出国交流的学生，她曾努力让我申请香港TVB的实习职位，可我却对她说，我更想去丹麦，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说，这样也好，而我读出了她隐隐的失望。回国后，我跟人合伙开了个公司，与专业自然全不相干，她一边支持着，一边却不再对我提及她所笃信的专业理想。我明白，她始终认为一心想做商人的我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迹，可她永远不会说：回心转意吧，你会失败。事实是，我并没有失败，但我仍然放弃了那个能赚钱的职业，返回了母校，选择做一个贫穷却充实的文人。因为我明白，在未名湖边的那个方方正正的小楼里，有个坚毅的女人正在为她所笃信的专业理念奉献着生命，而她需要支持与保护。我或许永远不会踏入新闻媒体半步，但我愿意与她一起恪守那个“悲天悯人”的梦想，无论通过文学还是其他。
凤姐做了五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在权力倾轧中卸职，并始终在被小人攻击与诋毁。可我却感觉，只有从她卸任的那一天开始，她才真正地快乐起来。她原本便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女人，只希望能为自己热爱的新闻学做出点贡献，可造化弄人，她竟总会不自觉地被卷入莫名的漩涡。偶尔她也会慨叹自己白手起家、重建新闻系的那段坎坷。而我总是会劝她：你已经懂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世界真的愿意懂你么？其实，我更愿意看见她始终做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过着令人羡慕的单纯而快乐的生活。
生活中的凤姐，亲切有趣，时常会把她的弟子们唤到家中，派对，杀人，而她则会一边微笑着观看，一边在餐桌旁制作着美味的千岛沙拉。她有一位常年旅居海外的外交官丈夫，和一个顽皮可爱的9岁的儿子，每个假期他们一家三口便会在加勒比海上那个风光旖旎的岛国相聚。她永远谦逊有礼，绝不会为自己标榜或炫耀什么，但每每与他人谈及自己的学生，她从不吝惜赞誉的言语，那种自豪感流露得无法掩饰。她会对很多人说，我有一个能写畅销书的学生，但每个被夸奖的人都会明白，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在我心中，她绝不是简单的“先生”，或“教授”，而是个纯粹的真实的女人。
6年过去了，我不再是18岁时那个心高气傲的我，而她依旧是那个不断濒于完美的“凤姐”。在新书《寂寞的撒旦》的后记中，我曾写了这么一段：“恩师陈昌凤女士博大的胸襟与渊博的学识是我在求学与创作期间获益良多的宝藏。我的文学创作虽与师承专业全不相干，但她对我始终只有鼓励与支持。每每念及自己日渐远离恩师的期望，走上这条奔波与动荡的‘不归路’，总会隐有愧疚之心。”，或许可以看作是我对恩师的一种最终极情感寄托吧。在我人生最为蒙昧和懵懂的一段岁月中，她无私地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时至今日，我尚未完成她的期冀，或许永远无法完成，但她仍然为我而自豪，就像我永远为她而自豪一样。
其实很早就想为我的恩师写篇文章。原来的计划是在今年4月，她生日的时候。后经思忖，觉得既然提到生日，就难免会提到年龄，而对于陈昌凤这样美丽的女人，我似乎有“义务”为她保守年龄的秘密，于是就挪到了教师节。我自然明白，在我与恩师之间，有些话说出来或许反而矫情，但作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礼物比一篇文字更为适宜。
恩师名为陈昌凤，可是她的学生们更乐于称她为“凤姐”，一是因为她漂亮，二是因为当年她以一弱女子之力竟把中断了几十年的北大新闻学教育重建起来，而我有幸成为新的北大新闻系的第一届学生。还记得她第一次听见学生们称她“凤姐”时的惊讶：我哪有王熙凤那么泼辣？她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恩师确是我所识之女性中性格最为平和温婉的。即使在最为气愤的情况之下，也仍会保持着知识女性特有的理智与冷静。优雅和善意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尽管多年来，她始终不间断地被卷入种种莫名其妙的是非与风浪之间，承受了如此多徒劳无益的磨难，但她依旧面带着微笑教书育人。
我刚刚进入北大新闻系读书时，第一门专业课《中国新闻史》即是由凤姐教授。开学第一节课，面对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大一孩子，她的开场白竟然是：你们要时刻牢记，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将来你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拥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那是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究竟应该从一位老师的身上学习什么。书本的知识与考试的内容永远在变化，但一种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专业精神”是只有好的老师才能传承下来的。后来，我果然选择了一个与传媒毫无关联的事业来经营，但“悲天悯人”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可磨灭。媒体中人，阅尽世间繁华沧桑，若是抛却了胸中的悲悯之心，生命必将陷入虚无。这是恩师半生教书育人恪守的信条，而我很幸运，理解之，并愿意用我笔下的每个字传承之。
其实，如今回想起我做大学生那几年的日子，甚是羞愧。也许是年轻气盛，四年的课程竟至少荒废了一半。政治课是绝不去上的，英文自恃很好，故所有的英语课几乎也都逃掉了。全班四十几人，我的成绩是中下游，算得上是个顽劣之徒。但作为新闻系系主任的凤姐，却从未把我这样的“逃课生”与优等生区别对待，甚至反而有点偏心，关心我多于关心那些成绩高又听话的优等生。这始终是我最为感念的一点。夜夜笙歌的大学生活或许可以让我找到些许“愤怒的文学青年”的感觉，但因为有了凤姐，我逐渐明白在一个男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更加值得坚守和追求的梦想。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是像所有新闻系毕业生一样做个记者？还是继续散漫地写着小说四处旅行？又或者只是时刻牢记着“悲天悯人”四个字尔后一事无成？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珍视生命中的那些不期而至的优越。就如同，大学四年，我是如此地渴望逃离北大；可在国外漂过，在残忍的社会上漂过之后，我又如此渴望回到北大的校园中，哪怕只是坐在课堂上听凤姐讲讲她所喜爱的电影《晚安，好运》，也是一种恩泽。因为她的存在，大学在我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并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
然而，对记者职业的日渐抵触和对中国媒体的日渐失望使我一步步地背离着凤姐的期望。大三时学校选拔出国交流的学生，她曾努力让我申请香港TVB的实习职位，可我却对她说，我更想去丹麦，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说，这样也好，而我读出了她隐隐的失望。回国后，我跟人合伙开了个公司，与专业自然全不相干，她一边支持着，一边却不再对我提及她所笃信的专业理想。我明白，她始终认为一心想做商人的我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迹，可她永远不会说：回心转意吧，你会失败。事实是，我并没有失败，但我仍然放弃了那个能赚钱的职业，返回了母校，选择做一个贫穷却充实的文人。因为我明白，在未名湖边的那个方方正正的小楼里，有个坚毅的女人正在为她所笃信的专业理念奉献着生命，而她需要支持与保护。我或许永远不会踏入新闻媒体半步，但我愿意与她一起恪守那个“悲天悯人”的梦想，无论通过文学还是其他。
凤姐做了五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在权力倾轧中卸职，并始终在被小人攻击与诋毁。可我却感觉，只有从她卸任的那一天开始，她才真正地快乐起来。她原本便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女人，只希望能为自己热爱的新闻学做出点贡献，可造化弄人，她竟总会不自觉地被卷入莫名的漩涡。偶尔她也会慨叹自己白手起家、重建新闻系的那段坎坷。而我总是会劝她：你已经懂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世界真的愿意懂你么？其实，我更愿意看见她始终做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过着令人羡慕的单纯而快乐的生活。
生活中的凤姐，亲切有趣，时常会把她的弟子们唤到家中，派对，杀人，而她则会一边微笑着观看，一边在餐桌旁制作着美味的千岛沙拉。她有一位常年旅居海外的外交官丈夫，和一个顽皮可爱的9岁的儿子，每个假期他们一家三口便会在加勒比海上那个风光旖旎的岛国相聚。她永远谦逊有礼，绝不会为自己标榜或炫耀什么，但每每与他人谈及自己的学生，她从不吝惜赞誉的言语，那种自豪感流露得无法掩饰。她会对很多人说，我有一个能写畅销书的学生，但每个被夸奖的人都会明白，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在我心中，她绝不是简单的“先生”，或“教授”，而是个纯粹的真实的女人。
6年过去了，我不再是18岁时那个心高气傲的我，而她依旧是那个不断濒于完美的“凤姐”。在新书《寂寞的撒旦》的后记中，我曾写了这么一段：“恩师陈昌凤女士博大的胸襟与渊博的学识是我在求学与创作期间获益良多的宝藏。我的文学创作虽与师承专业全不相干，但她对我始终只有鼓励与支持。每每念及自己日渐远离恩师的期望，走上这条奔波与动荡的‘不归路’，总会隐有愧疚之心。”，或许可以看作是我对恩师的一种最终极情感寄托吧。在我人生最为蒙昧和懵懂的一段岁月中，她无私地扮演了领路人的角色。时至今日，我尚未完成她的期冀，或许永远无法完成，但她仍然为我而自豪，就像我永远为她而自豪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