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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85%烧伤，求医4个月却屡次碰壁，这是英德市王碧雯的惨状;患尿毒并存症，在多家综合三甲医院求医屡遭拒绝，这是患者吴奋的困境。虽然他们的遭遇不尽相同，但让他们求医受阻的原因却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种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会传播的病毒没有夺去他们生命，可“谈艾色变”的社会氛围，却几乎剥夺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医院选择拒收艾滋病患已然有些不可思议，而面对违法犯罪的艾滋病人，警方竟也是“拒收”——不收押、“捉放曹”，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前段时间，在东莞就曾发生艾滋病人贩毒被抓后又被放走的事情，引起很大争议。
不管是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还是警方“拒收”艾滋嫌犯，都可以说是越拒越险。很多人之所以感染艾滋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他许多艾滋病患得不到收治从而成为“传染源”。医院拒收艾滋病患，自己拒绝了危险，却将病毒的威胁推给了别人，自私就不说了，还有违救死扶伤的道义。而警方和监狱对艾滋病人没有专门的收押措施，抓了就放，就等于变相放纵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带来“破窗效应”，使有些艾滋病人有恃无恐。在沈阳，就有一名艾滋病狂徒因多次敲诈勒索而被一位擦鞋店老板愤怒砍死。
或许正是有鉴于此，日前在广东省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副省长雷于蓝强调，医院不能拒收或推诿收治艾滋病患，若拒收要严厉查处。广东省防艾办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黄飞也表态，若拒收或推诿可向卫生厅投诉或求援。
这样的理念，《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相关条款也曾体现过，可“接收”艾滋病人的现实困境却一仍其旧。对于医院来说，医生也是人，也怕感染艾滋病，再说有的医院压根就不具备医治条件;对于警方和监狱来说，各地鲜有单独关押的场所，而且艾滋病人在被关押期间的治疗费用也很高。所以，要想艾滋病人不再被“拒收”，除了要走出对艾滋病的认识误区外，更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首先就是解决“地方”和“经费”问题。
先说“地方”，各地能否建起像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样的定点医院?而定点收押艾滋病罪犯也有先例，比如集中关押艾滋病重型罪犯的广东高明监狱，而湖北武汉也曾在市郊一所医院专设了艾滋病罪犯关押点。
再说“经费”，医院和监狱都不是慈善机构，没有相关费用，断难运行。况且，艾滋病人的治疗和隔离所耗不菲，能否建立医疗经费与相关艾滋病基金、医保基金的“对接”机制?另外，相关工作者若因职业原因感染艾滋病，应纳入工伤管理，以减轻其后顾之忧。
真正消除了“收治”的后顾之忧，拒收和推诿的情况才可能避免。如果不解决现实困境，即便是再严厉的查处，恐怕也难以根治这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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