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这两个民族的广大文化，都是关于宗教，科学，国家的治理、国家的制度、诗歌、技术与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的。但相果我们把中国政治制度拿来和欧洲的相比较，则这种比较只能是关于形式方面的；两者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把印度的诗歌和欧洲的相比较，也有同样的情形。它的确和任何民族的诗歌同样光辉、丰富和有文化。古代东方诗歌的内容，如果只看成一种单纯幻想的游戏，似乎在这方面最为光辉，但在诗歌中重要的是内容，内容要严肃。甚至荷马的诗歌对于我们也是不够严肃的，因此那样的诗歌在我们里面是不会发生的。东方的诗歌中并不是没有天才，天才的伟大是一样的，但内容却与我们的内容不同。所以印度的、东方的诗歌，就形式论，可能是发展得很成熟的。但内容却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令我们满足。我们也感觉到无论他们的法律机构、国家制度等在形式方面是发挥得如何有条理，但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也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常人们让他们自己为形式所迷惑，把东方的形式和我们的平行并列，或者还更爱好东方的形式时，内容不同这一点，在作这类的比较时，是值得普遍注意的。”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

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关于《易经》：“中国人说那些直线是他们文字的基础，也是他们哲学的基础。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徵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辩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

    “八卦一般地是涉及外界的自然。从对八卦的解释里表示出一种对自然事物加以分类的努力，但这种分类的方式是不适合于我们的。中国人的基本质料还远不如恩培多克勒的元素——风、火、水、土。这四个元素是处于同一等级的质料而有基本的区别。而相反地，在这里不同等的东西彼此混杂在一起。”

    “另外还有需要提及的，就是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这派是以思辩作为它的特性，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特殊的宗教。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教尊敬天为最高的力量，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我们可以说，这种自然宗教的特点是这样的：皇帝居最高的地位，为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道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高的修养。但在我们这里，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即包含有道德的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即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道德并不是单纯地独立自存的东西，但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当中国人如此重视的义务得到实践时，这种义务的实践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所以学者们也受皇帝的命令的支配。凡是要想当士大夫、作国家官吏的人，必须研究孔子的哲学而且须经过各样的考试。这样，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但中国人尚另有一特异的宗派，这派叫做道家。属于这一派的人大都不是官员，与国家宗教没有联系，也不属于佛教。”

    “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

    “从起始进展到的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这里，在中国，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人们也知道了一些中国人的诗歌。私人的情感构成这些诗歌的内容。中国人想像力的表现是异样的：国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想像的表现。但那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就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

    以上是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中国哲学的评价的节选。黑格尔对中国所谓哲学的评价是致命的。虽然至今还有很多国学大师和国产哲学家在努力反驳黑格尔，但黑格尔这些话对我们的启示太多了。正如我们不能问为什么中华文明未能演化为现代文明领袖一样，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西方文明成为这个时代文明的领导者。这有点类似于为什么有一群猴子进化成了今天的人类，而其他猴子被留在了深山或关进了动物园。文明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且，文明的进化有一个指数的进步速率。我们回首百年前人类的见识，和今天多么不同啊。

    黑格尔论点的出发点之一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类的认识其实大同小异。同样是对自然的敬畏，同样出现智者和典籍。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样的思想界风云际会，虽然内容略有不同。所不同在于，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注重对自然的观察，对系统知识的整理。亚里士多德创造形式逻辑不是偶然的。雅典学园一开始就注重独立于人的观感的逻辑体系的构造，门口注明：不懂数学者禁止入内。与之相反，东方文明天人合一以一贯之。人沉迷于自身的存在中，从来没有与存在拉开距离，对自然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总结。所得的知识都是一些粗浅观感的拼凑。数学只是局限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没有归纳出公式，演绎成体系。这种基本世界观的形成决定了文明前进的限度。同时，因为与诸文明在地理上的隔断，几千年来除了与蛮族争夺边界，几无与其他文明的有效的交流。所谓中华文明的发展停留在量上的增长，没有质的跃迁。直到西方文明扩张达到鼎盛的19世纪，列强们终于看透了这个老迈帝国的真面目，纷纷打上门来，中国人才开始睁眼看世界。此时，大势已去，本来就不是什么文明的领袖和主导的中华文明被挤到了边缘，几乎丧失了一切足以自豪的东西。可以说，这个结局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决定了。历史当然存在很多偶然，但也存在一些决定性的东西。对存在的认识，决定了体系的价值。一个沉醉于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文明与一个不停构造、修改、重构对存在的认识体系的民族如何竞争？哲学有用吗？这里给出了答案——哲学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兴衰！

    个体的成长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体现生物的进化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所以，个体的竞争与哲学也是休戚相关的。个体首先要征服的是自己。一个人对哲学毫无所知，对自己也必定一片茫然，又怎么可能征服自己。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征服的人，他就算征服世界，也是一个奴隶。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更何况，在文明进化到今天，依靠蛮力征服世界已经过时了。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神供奉着的庙宇。”哲学决定了一个文明的界限，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界限。你甘愿做奴隶吗？那么，尝试通过哲学征服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