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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的官运

(2013-11-12 0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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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

文化

分类: 乱红飞过

梅尧臣的官运

文/晏建怀

 

    在宋朝,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还在同僚中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
    只是梅尧臣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也有诗名,但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嘉祐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梅尧臣的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嘉祐年间(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
    确实,对于做官,梅尧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层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却一直官运不佳。倒是公务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他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亨通,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为的坏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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