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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节俭观

(2013-06-18 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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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

文化

分类: 乱红飞过

司马光的节俭观
文/晏建怀

 

    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和灰色收入之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一、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
    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人家不特会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门前冷落鞍马稀。

 

    二、把皇帝赏赐作为办公开支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小时候逢年过节,长辈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他常常害羞到脸红,坚持脱下不穿。中进士的时候,宋仁宗安排了“闻喜宴”(皇帝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款待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并赐戴宫花,但司马光认为太过奢侈,独不戴花,直到同科进士劝说:“这是皇帝的赏赐,君命不可违。”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这种名正言顺的“私有财产”,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这在历代士大夫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两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他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
    皇帝赏赐多,工资津贴高,灰色收入足,宋朝士大夫生活十分宽裕。俗话说,“饱暖生淫欲”,纳妾蓄妓,一时成为风尚。宋代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一次与同僚聚饮于锦江之上,半夜天凉,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们争相去取,不多时,一人手里拿着一件,送来的衣服,竟达几十件之多,真是妻妾成群。
    文人聚会,不仅以吟诗为雅,而且以召妓为荣,进奏院提举苏舜钦曾在京城组织过一次酒会,召来优伶、营妓(宋朝军中配有营妓,以待军士无妻室者)数人,陪吃、陪喝、陪唱、陪吟,太子中书舍人李定嫉妒得要命,因为苏舜钦拒绝他参加,气得他到处告状,最后还告到了宋仁宗跟前,震惊朝野。可见,当时士大夫狎妓,的确蔚然成风。

 

    三、卖田葬妻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及时行乐,随处纵欲,那是糜烂。什么东西都要据为己有,那是昏聩。因此,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奁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之后,正常就成了不正常,不正常则成了正常。司马光既然躬逢以豪华奢侈为荣、以朴素节俭为耻的所谓“盛世”,那么正常的司马光也就成了不正常的穷酸书生、另类宰相,尤其是私款公用、卖田葬妻那些事儿,哪一件不是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的笑谈?然而,在同僚们把皇帝的赏赐、门生的孝敬纷纷用来置豪宅、买名车、“养小三”的时候,司马光却始终与奢华世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几近不可理喻的程度。正如他在给养子司马康写的《训俭示康》中所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成为了那个世风日下时代的精神标杆。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糜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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