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跳出书斋指点江山  追奉大师众醉独醒

 

  信力建注定不是只在书斋中坐着读书的那种人，从思想到行动都非常活跃。他不但在校园里无拘无束地抒发政见，还去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小团体、民间思想组织的活动，甚至与省领导坐在一起讨论国是。他积极参与中大学生刊物《红豆》的工作，并亲赴武汉大学，为筹办全国13高校联办的学生刊物《这一代》奔忙。在芸芸众生尚不知陈寅恪为谁时，他狂热追奉陈寅恪，并断言陈寅恪日后必将大热。

 

 

与省领导一起讨论国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信力建在中大读书期间，正是一个思想的冰河破冰解冻的时期。

  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上任伊始，便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观点，终结了思想僵化者的“两个凡是”的主张，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历史上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彻底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为开启新时代的里程碑。

  1979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特区的建设开始启动。经济建设与思想领域都出现的走出禁锢的“井喷”，局面非常喜人，也令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有一种新生和解放的感觉。

  信力建作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且是被时代“钦点”的天之骄子、已立下未来当总理的大志，自觉以天下为己任，其激情充溢与欢欣鼓舞自不待言。他在时代思想八方汇聚的大潮中奋勇冲浪，接受启蒙、洗礼，并热忱、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信力建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他回忆说：“打倒‘四人帮’后，学术界较活跃，中大当时像北大一样，有很多人来做报告。记得有一个美国人，中文名叫林培瑞，做我们的老师，思想特别进步。当时的《光明日报》很进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更加超前，吴敬琏那时就常在上边发表文章，我很喜欢读。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都导源于该报；现在的很多改革思路，当时都提出来了。”

  他敏锐而深切地感受到，新时代，思想自由的空间较大。信力建以自己的语言表述道：“小笼子换成了大笼子。一下子感到空间很大，很多问题很多批判当时都可以提出……”

  上中大时，信力建拥有全校唯一的一辆摩托车，那是他用部队里省下的津贴，在桂林买回来的。清晨，骑上那辆摩登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康乐园，去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小团体、民间思想组织的活动，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围坐在一起，或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总之，一个年轻人生逢其时，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慷慨激昂，一个关注历史人生、国家前途命运的颇具天分的思想者的所思所悟，信力建都有所经历。这是信力建在中大时期常做的另一件事，显现出的另一种形象——亦可与他穿着旧军装、背着军用挎包上图书馆的形象媲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亦是信力建的信条，“知与行”的关系在他看来是并列的。这注定他不是只在书斋中读书与考究学问的纯粹书生。他的思想和智慧是贯穿于他的一切行动中的。

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活跃，执政的官员们的民主意识都较强。信力建与其所参加的民间组织一道，曾和当时执政广东的领导者坐到一起开座谈会。那种感觉很奇妙，信力建说，当时的政权组织和非政权组织和平共处。

 

从《红豆》到《这一代》

  1978年秋冬，中大中文系的一群热血青年与写作精英们（王培楠、苏炜、骆炬、陈平原、毛铁、周小兵等）商议酝酿创办文学社团与一个文学刊物，这份以钟楼文学社的名义创办的刊物，原来打算以《钟楼》命名，后采用王起教授的提议定名为《红豆》。它的创刊、成长及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是一个时代及这一批“文革”后踏入大学校园的77级、78级学生，带着“‘时代弄潮儿’的自豪感与使命感，都想为一个破冰解冻的年代呐喊几声，留下一点印辙足迹”（77级才子苏炜语）的生动写照，在中大的校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大事。

  这份刊物在一干积极筹划者无数次的热烈讨论倡议和令众人年轻的血脉贲张的激情中，终于呱呱坠地——创刊号于1979年3月问世。这一份当时全国非官方刊物中仅有的以铅字印刷、装帧精美的学生杂志（当时一般民办刊物都是手刻油印），从它的孕育到成长，信力建一直投入着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其间，为其摇旗呐喊，为其献力献策……

  《红豆》创刊时，堪称盛况空前，老一辈师长名人，纷纷伸出热情扶持之手：刊名由广东著名批评家萧殷题写；创刊号上有中文系老教授王起、楼栖的贺文与代发刊词；连北京的周扬，也赶来为年青人助阵了，他欣然题词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南国文艺一如红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

而信力建们，更是为这份杂志投入了满腔的热情，看一看这段为“红豆”释义的文字，就不难体会其中属于青春的激情：

  “为了继承鲁迅先生当年在我校大钟楼上生活、战斗的光荣传统，我们把自己的文学社命名为‘钟楼’；为了寄托我们对生活的诗情和理想，我们借用唐人王维的‘红豆’诗意和周总理把广东粤剧誉为‘南国红豆’的寓意，将自己的刊物园地命名为‘红豆’。”（《红豆》第四期，1979年12月，作者王培楠、苏炜）

  《红豆》内载有学生们的文学作品，也有学术文章，有独立情感，有自由思想。虽不免枝幼叶稚，但已显强劲骨干。创刊伊始，老一辈特来扶持，少者行而长者扶。长者或为“媚新”，或为承传钟楼悠久回音，或惯性使然，来约束这些年轻人别出轨。不管怎样，由于信力建所说的“微妙时期”所造成的自由空间，《红豆》越来越发出了属于信力建们新一代学子自己的声音。这些处于变声期初生牛犊的有些怪怪又颇可一哂的声音，却充分地预兆着未来“大音希声”之远景，这是引起一些政治敏感家们每一个毛孔都警惕起来的尖锐的声音……

  比信力建高一个年级、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的陈平原教授在回忆当年中大学生办刊活动的《从〈红豆〉到“学刊”》一文中曾说：“随着时势的推移，民间的声音日渐强大，激烈的冲突方才浮出海面。在这场政治——文化冲突中，‘南国红豆’并非领风骚者，‘钟楼’里充溢的，只是遥远的回音。”

那时的大学生热心、单纯，对社会活动充满激情。苏炜曾回忆当年《红豆》出刊时的情景：“到了每期《红豆》出刊，更是全系各年级所有同学的盛事。大家利用周末，组成发售小组进城，北京路、天字码头、火车站、东山口……男女同学们站在人潮中高声吆喝叫卖《红豆》，成为许多同学多少年后一直津津乐道的有趣经验。每期3000到5000印数的杂志，总能够在一两天内全部售完。有些同学卖刊算错了账，还悄悄自己垫钱把缺额补上。”（《风雪故人来》）作为《红豆》办刊的积极参与者，信力建对这份刊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做事亲力亲为，讲求实效，至今仍对当年多次在北京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叫卖《红豆》的往事记忆犹新。当时拥有全校唯一一辆摩托车的信力建总是充分利用他的“先进交通工具”，把一摞《红豆》放在车前的踏板，车后座再捎带着一个同学。不过爱好经济的信力建头脑清爽，口算心算反应敏捷，没发生过算错钱得自己垫上之类的趣事。

  《红豆》成长迅速，它出生后即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全国27个大专院校文学刊物取得了联系。后来刊物办得较出色的13个院校的刊物代表在北大开创刊会议，苏炜作为《红豆》主编参加了此次会议，新刊物还采用了苏炜取的名字《这一代》。当时议定，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珞珈山》、北京大学的《早晨》和中山大学的《红豆》，是《这一代》杂志的三个主要核心，首先由这三所大学出刊，日后则交由各校轮流主编。

  1979年初冬，为商讨创刊号《这一代》办刊的具体事宜，信力建等人作为《红豆》刊物的代表者北上武汉，与这一期的主办方武大的一侪同仁，齐聚美丽的珞珈山。在武大一所僻静的小房间里，讨论会从清晨开到深夜，与会者们热血沸腾，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信力建形容说：（那时的有志青年）个个都像小毛泽东。夜阑人静，打开门想伸个懒腰、透透新鲜空气时却发现门外已悄然飘起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落地无声，大地一片银装素裹。漫天飞舞的雪花那种超然、闲雅而又铺天盖地的气势一时令众人都沉浸在大自然那种极富震摄力的美中，不知谁脱口说了句：“瑞雪兆丰年啊！”马上就有人接言道：“希望我们的《这一代》越办越好！”……自幼生长在南国的信力建在事隔近30年后仍清晰地记得这场大雪。在这个雪夜，这班“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互留地址，彼此结成了朋友。信力建记得其中一位姓高，这个雪夜之后他们时有联系。信力建还清楚地记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

  1979年12月初，全国高校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刊号在武汉出版，由参加主办的13所院校文学团体负责发行。《这一代》将那13所院校文学团体名单印在封底上，按笔划为序，依次是：

中山大学《红豆》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

北京大学《早晨》

北京广播学院《秋实》

北京师范大学《初航》

西北大学《希望》

吉林大学《红叶》

武汉大学《珞珈山》

杭州大学《扬帆》

杭州师范学院《我们》

南开大学《南开园》

南京大学《耕耘》

贵州大学《春泥》

  这些各校的文学刊物，大都是以一些初生的、新鲜的、生机勃勃的事物，或校园有代表性的名胜命名。它们的出现，虽发出的只是一些稚拙的声音，但却标志着“我们”“这一代”已经朝气蓬勃地、充满傲然地，以一种带有挑战意味的姿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将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领域与未来，这令那些思想保守僵化、且以卫道者自居的某些当权者格外地惊恐不安。

  在中国，自儒家主张“文以载道”以来，文学在中国从来都是一种“经国之大业”，所以有时文学的动态就成了政治动态的先声。当时全国高校的大学生们以校刊为阵地，抒发了一些“不合规范”的感情，写了一些“激进”的言论。上级已经大皱眉头了，“我们”犹自不知，还雄心勃勃地酝酿着成立全国性的文学社团，并南北串连，东西响应，诞生了一个全国大学生大联合的《这一代》。如此自发且桀骜不驯的“这一代”，当然令上级主管部门很不开心，于是断然下了封杀令，《这一代》刚出了创刊号，就首当其冲地遭到取缔。

  不久后各高校文学刊物相继凋杀。

  并无多少异端色彩、且是在中大校、系两级领导的支持（包括道义与经济）下创办的《红豆》此后仍延续了一段时日，1980年12月出版了第七期，到1981年初《红豆》拟办第八期时，领导们已不再支持。最后，第八期《红豆》胎死腹中。成为中大学子永远的记忆的《红豆》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

听到这一封杀令时，信力建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一个同学，正在北京路售卖第七期的《红豆》，闻听此不祥之音，这位同学的脸色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派萧杀。信力建心中一惊，脸上却若无其事地淡然一笑，之后转而飚车到诗书路找他校外的一位女朋友去了。王维咏红豆，本是吟咏爱情：“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红豆》已不堪持赠君，何不去找寄寓自己相思的红颜知已？

   就这样，《红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世间存活不过区区两年的时光。这份在当年学生办的刊物中，以其印刷装帧在全国同类刊物中显得出类拔萃、富于专业水准的《红豆》（16开本，铅字印刷，每期56页，后改为64页），如今已被许多汉学家视为珍藏本的《红豆》，它的出世与消失，都是因为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就如同陈平原评述它的夭折时说的话：“那是‘大气候’决定的，《红豆》没有理由侥幸独立生存于南国。”但它的影响力却没有因此而止息泯灭。“天空中没有翅膀的影子，可是鸟儿已经飞过”（泰戈尔诗句）。当年参与及阅读这份刊物的同学都不会忘记在康乐园中曾存在过的这颗《红豆》，而这些人中后来又有多少从事报刊与杂志的编撰工作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信力建在他创建的信孚集团里一直孜孜不倦地推行着文化传播的事业，编印名家名篇、好文章，创办自己的刊物，迄今印行书刊已花费了数百万元，以“把培训当成员工的最大福利”作为响亮的口号，号令员工，并切实付诸实践。从中不难看出青年信力建在中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身姿，而其间又有多少是源自于他大学时代参与《红豆》办刊而受到的影响，恐怕即便是善于辨析厘清各种思想观点、现象与词句间细小精微差别的信力建本人也难以说得清的……。

 

发现陈寅恪

  这期间，信力建的思想受到了另一轮更深刻而彻底的洗礼，这场思想的风暴源自于文化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信力建早就知晓的文化名人，但深入地了解他并真正地服膺于他的人格力量却缘于一次偶然的“邂逅”。

正常作息的日子，每天吃完晚饭，信力建都会早早赶到图书馆放下书包。占好位子之后，信力建喜欢在康乐园里散步。有时是单丁一人，有时偕同一二位好友。有时大步流星，有时慢慢流连。也就是在一次休闲漫步中，他惊喜地“发现”了陈寅恪。

  那一次，也是在读了一天书之后，头脑昏沉沉的信力建从中区图书馆出来，沿着草坪中的小路朝东区漫步，无意间在紫荆树掩映的草坪下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牌子：陈寅恪故居。细看门牌号为东南区一号。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就住在这里？这一发现令他激动无比！那晚信力建围着这座小楼连转了很多圈。这座红砖绿瓦的欧式小洋楼门扉紧闭，曾经的历史似已随大师的远逝而湮灭无声，遁入不可知的世界。信力建无从窥其圃牖。

信力建当即下定决心，要了解和熟知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大师级人物。

此后，信力建开始孜孜不倦地搜寻与陈寅恪有关的一切，他的著述、关于他的介绍，他的生平与他的轶闻，伴着这些深藏在高阁深院里发黄的书卷的淡雅书香，信力建深深地沉迷大师的渊博、深邃精神世界，精神的亢奋、激动，难以诉诸言表。有一天，信力建奋然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言：国人甚缺脊梁，陈寅恪是国人脊梁。陈寅恪，为学人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笔力遒劲，力透纸背，似有神助。掷笔细思，眼中热潮涌动……

  多年以后，信力建成为一方名人，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他的介绍中必以最醒目的位置标明“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他心中会想起中大岁月给予他的许许多多，尤其会想起中大那些有着传世精神和不朽人格的大师的形象，他认为，这一切给了他的灵魂以营养和力量。

信力建成了陈寅恪的忠实拥趸。

  那时，他正热心于参加许多民间思想沙龙的活动。信力建在发言时上总是慷慨激昂地推崇陈寅恪：“陈寅恪的学识堪称‘教授的教授’，他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思想，自己是完全的身体力行，他堪称‘共三光而永光’的人，他怎么会寂寞无闻，让人看不见听不着呢？我预测，斯人之寂寞是暂时的，日后必将有陈寅恪热。不信就打赌，谁敢跟我赌？”无人应战，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名字很古怪的教授。

  这里不妨实录一则信力建写于中大读书时期的日记，标题为《陈寅恪日后必热》。

 

  陈寅恪是中大的光荣。可惜我们对这光荣还浑然不觉。就像我们对日月之光浑然不觉反而只对一些亦步亦趋的小星星啧啧称奇一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一生如此治学做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世多奴才，然后奴才出名，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这样一根神经：尊重、敬仰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大写的人。所谓“大人”，在我们这里是指当官的人，有权力的人，而不是指一种“大写的人”的人格。

  但历史正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地域化的、专制化的价值观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洋彼岸的文明，将重新进入古老的中国。那样的文明对人的要求是这样的：具备独立人格，呵佛骂祖，自由心证。那样的文明中的人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和神沟通，没有人可以凭借垄断神的权力从而对大部分人施以统治。那样的文明所造成的社会：是法治而非人治。

  所以陈寅恪等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骨气，岂止是学人治学的需要，岂止是学人的楷模，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需要补钙的，每一个老百姓都具有这样的骨气，我们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这样说？此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总之我预测，陈寅恪日后必热。

 

  因为信力建的大力推崇，有不少人开始去拜读陈寅恪的著作。一天，信力建的书桌上赫然出现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十个大字，下标“——陈寅恪”的字样，有个同宿舍的同学看到了，好奇地问他：“陈寅恪是谁？这是他的题词吗？” 信力建一脸的傲然与不屑：“陈寅恪都不知道，还读什么中大？这是他的倡导的精神，我的座右铭。”

  于今，信力建的预言，已经完全变成了事实。那时信力建常以崇敬的心情去观瞻的东南区一号那幢“不起眼”的小楼和那条白色的水泥路，现在时常拥满了校内的师生和海内外的客人，他们满脸敬慕地在此楼前摄影留念。信力建为自己的预言而洋洋自得，更为大师的精神得以流传和远播而额首庆幸。

 

  推崇陈寅恪，是信力建书生中的坐标。而他政治中的坐标又是什么呢？书生的苦读与思想的飞翔，是信力建大学性格中的两翼。谁都知道信力建有抱负，但当信力建当众准确说出他的人生定位是“当国务院总理”时，所有人还是目瞪口呆。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