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中文学子经济“泰斗”  逃学“泡图”双料冠军

 

   信力建以军人的酷扮姿态走进中大。因仰慕诸位大师，他进了中文系。一方面，他废寝忘食、海绵吸水地狂啃书籍；另一方面，特立独行的他是逃学冠军。不过往往这边逃中文系的课，那边却狂热地上他最热衷的经济系的课，还参加经济系很多门功课的考试，使其成为中文系里的经济学“泰斗”。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成为同学中“泡图”第一人，读了超大量的文学书和经济书，还有其他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书。

 

 

考进中大78级

  20世纪70年代末。

  那是一个狂热读书的年代。“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是当时一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而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最先进行且与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条就是教育改革——恢复高考。

  教育大热。读书成了民众发自内心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有实用价值的时尚追求。

  1977年冬天，“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那一天如同全国人民的节日，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或夫妻上阵，或父子同堂，叔侄舅甥聚首，其悲忧喜乐熔铸成时代的交响曲。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轶事：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及时解决。这一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考生录取率仅为4.7%。

  1978年夏天，仅仅过了半年之后，第一届高考震荡的余波还未散去，第二届——1978年的高考又鸣锣开场。结果，77级的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则于当年的秋天入学，这一年除了考生比第一年多一些（高达610万人），录取率略高一些（录取40.2万人，录取率6.5%），其余与上一届没有太大区别，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后来，这两届学生因其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它们合起来被称为“1982届毕业生”。这一年的毕业生，绝对应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浓墨重彩地大书一笔。

  信力建就是踏着首届高考的余温，在1978年考取了中山大学，成为这些被录取的幸运儿之一，跻身于当时被称作天之骄子那群人中。

1978年9月，信力建找出他在参军时珍存下来的军装里，找到了套比较新的，然后穿着这套看起来还挺新的军装、挂着半新不旧的军用挎包，兴高采烈而又竭力做出漫不经心、淡定自若的样子，跨入中山大学的校门，到中文系报到。

 

象牙塔里一“军人”

  中山大学的校园别名康乐园。乍一听，好像既西化又古雅，不知拜由哪位高人所赐。其实它的由来很简单，只是因为它所居的这块位于海珠区的地盘原属康乐村（过去的郊区农村），圈地为校后便以村名为校园名。细细咂摸，这个原本植根于草根阶层的朴素名字却散发着一种温磬、祥和的美好气息，而康乐园的蔚秀葱翠又为这个名字增添了美妙而充实的内涵。

  康乐园以其美丽的景观著称于世，被公认为公园化的校园。校园内草坪翠绿耀目，绿树秀颀挺拔，木棉花、紫荆花、玉兰花、鸡蛋花，一年之内次第开放，各据一隅，“俏也不争春”，寂静无声地恣意展露着美丽而又超凡出众的花姿容。绿树掩映着的红墙绿瓦的小洋楼则显现着这座岭南最高学府某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与学养的内涵……在这里，美丽风景与名校风范以其自身独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康乐园雅静迷人的校园风景。

  但康乐园却从来都与桃花源无关，康乐园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

恢复高考，把高教改革当成新时期拨乱反正的首选对象，为在十年浩劫中饱受蹂躏与摧残的中山大学注入了改革的动力与勃勃生机。一切都重新开始。中止推荐上大学、拒收不重视文化学习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与学识重新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成为大学关注的中心内容，这使得这个知识的圣殿焕发出青春的力量。

  中山大学，康乐园，信力建来了！

  对于那天初次见面的同学来说，第一印象就觉得信力建有些特别——那时还没有“另类”的说法，就姑且称之为“特别”吧，总之就是与众不同。是因为穿着方便，还是以此表示他参加军的经历？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军人形象对于当时来自于工农兵的大学生来说，虽不能说是正统，也还是自然的。

  但出乎人们意表的是，大学期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信力建几乎天天都穿着这样一套旧军装，挂着旧军用挎包。不仅旧，还都脏兮兮的。在同学们的记忆中，信力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用现代人的观念，形容这个形象，一个字，就是——酷！现在想起来，连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那时，是有些不像大学生……。其实脏兮兮的旧军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们的时髦衣着，崔健唱《一无所有》时就是这种形象。信力建本人是真正有过当兵的经历的，那身永远的军装他穿着当然是名至实归的。但旧而且脏，且经年不变，也许就是他用以表达独立不羁思想有意为之的外在方式了。难以想象，经商多年却仍气质儒雅的信力建当时是以一身军装的军人形象在大学里出入。这是他独特的个性化着装。在当时的同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大学生活为信力建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读书热席卷全国，而大学校园无疑是这股读书热潮的中心和引擎。

信力建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大最流行的口号是：周恩来少时自勉的名句——“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与当时正时兴的政治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那是个刚从极“左”的年代走出来的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中常常带有许多“文革”色彩的很政治化的语言，有一位同学在家乡当中学老师的父亲给他写信时，严肃认真地告诫自己的儿子道：“你要努力学习，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力量！”信的结尾，还用会议发言一般的语句结束全信：“你要沿着党中央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前进！前进！”结果把他读了几天中文系的儿子逗得哈哈大笑。

  同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个性不一，语言各异，但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虽有不同的成功之道，但都酷爱读书。总之，“他们这些因恢复高考制度而得以踏进校园的‘大’学生与刚从十年浩劫中喘过气来的教授们，一拍即合，共同营造了一场几乎空前绝后的读书热潮。”（77级中大中文系学生、现为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语）

  那时候的大学生有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特点。信力建进校时22岁，虽已有过当工农兵的历炼，但在他同学中年龄算不上大，至多属于中下水平。但也有不少年龄小的同学。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姓蒋，年仅16岁，应届毕业生，且是“文革”后学制缩短的那种（从小学到高中九年）。蒋同学来自农村，身材瘦小，体重大概只有几十斤，完全像个中学生。他和信力建分在一个宿舍，有一次在宿舍里跟信力建聊天，言来语去，两人互不相让，结果竟顶起了牛，情急之中，信力建仗着比他大几岁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几句，已记不清是说了什么话了，大概说他来自农村思想保守难成大器吧，也或者说他太瘦小不像大学生吧，这话很是刺激了他的自尊。那是大约入学一个月左右的事，而从那以后，直到4年后毕业，信力建再也没见到他。原来他在发愤，他缩短了休息时间，当别人晚上入睡时，他还在学习；当别人早上还没醒时，他已又在学习了。所以信力建再也见不到他的人。而现在，该同学是某市市委副秘书长。

  班里有个很靓的女生，容貌俊美，身材苗条，走在路上，绝对是回头率很高的人物。那年她已26岁，可心思完全放在学习上，学习废寝忘食，其刻苦程度简直叫人心惊。为了免得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假修饰，首如飞蓬。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是把它穿在里边，而把旧衣服穿在外边。目的只有一个，不让男生色迷迷地看她。她的行动路线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饭堂，任谁都不能使她旁逸斜出。但即便如此，天生丽质的她还是成了不少男生的梦中情人，在不少男生醒时梦里思念着她的时候，她某夜的梦话却是如此表白的：“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这段梦话传出后，被同学们引用一时……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信力建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他感到自己的脉搏，与这个时代的脉动非常契合地跳动在一起。信力建发现，在食堂排队打饭一般都要花费10多分钟，他就带本书去看。后来留心观察，发现这并非他的创举，许多同学都是一手拿着饭钵另一只手还拿着书，随着队伍边移动边继续看。晚上熄灯后，仍有不少同学点起小马灯甚至打起手电筒继续学习。当然信力建也是其中的一员。

 

“泡图”第一人

  他一直酷爱读书，终于找到了一个读书的地方。于是，中大的图书馆便成了他最喜爱的去处。

  走出“文革”的严寒，冰河解冻，许多禁书重见天日。图书馆许多被封存的老书、好书不断解禁，展现在求学若渴的学子面前。

  中大图书馆门前，借书者排起的长龙比食堂开饭时排起的队伍还要长。这一读书“盛景”曾引动传媒记者专门采访拍摄，成为新闻登在广州的大报上。

借书者如饥似渴，如海绵吸水，大旱之盼虹霓。

  清晨，太阳还没完全露出脸蛋，就有很多学生等在中区的草坪上，等着早上的图书馆开门；傍晚，夕阳还挂在天边，争抢图书馆晚上座位的学生又赶紧吃完饭，夹着书匆匆出门了。

  “同志，借书！” 信力建三天两头地出现图书馆，递上写得满满的借书单，借书还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信力建图书馆跑得非常勤快，且借起书必以最有经济效益的方法。每次必借到图书馆许可借阅的最多的本数，然后把这5本书（通常有3～4类），悉数抱个满怀，之后大步流星地奔走在康乐园的大路与小径上。或走回宿舍，或走出校园，带回家去看。没过几天时间，他就又抱着那些书去归还，然后又借出一摞书，满满地抱在怀里，匆匆奔走于康乐园的路上。有的同学看到他整天如此倒换着一摞摞的书，忙得像搞批发的商贩那样不断进货出货，便面露怀疑之色：“有没有搞错？你看完了吗？做博览群书的样子吧？”忙碌于借书看书的信力建不屑置辩，支吾两声，便继续自己的“读书”大业。他几本书同时看，交替阅读，穿插进行，一目十行，精力能十几个小时保持旺盛，自然很快读完。那时介绍自卫反击战有“打穿插”的战术，有过军旅生涯的信力建便借用此名词称他的读书方法是“打穿插”。

  靠这种 “打穿插”的办法，信力建读过的书，仅是印象较深的就有：

——大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忏悔录》、《巴黎圣母院》、《拜伦抒情诗选》、《浮士德》、《红与黑》、《俊友》、《德伯家的苔丝》、《包法利夫人》……

——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康德、马克思、萨特（其时正热）、弗洛伊德（其时正热）……

——先秦文学（哲学）类：《易经》、《诗经》、《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左传》、《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

——经济类：农业经济学、证券学、人口学、清代经济发展状态、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发展、民国时代经济发展状态……

  除了考试的时候，信力建几乎每天都去泡图书馆。

在他看来，“考试很好应付，临考时，背一背就过了。”显然，在他看来，通过考试，不过是一种手段，远非目的——用信力建的话说，为考试而读书的学生只能叫考生！

  而他是学生！学生就要以学习为天职！而学生去不去图书馆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

  他在图书馆读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乐不思归，直到闭馆时被工作人员赶出来。

那时中大康乐园内有东区和中区两大图书馆。东区图书馆的古旧书多些，中区图书馆的新书较为集中。哪个门类的书存放在哪个图书馆，信力建摸得一清二楚。因为长期浸泡其中，信力建的口味比较刁与精。他说他当时爱挑“文革”前与解放前刚解禁的书看，飞快浏览，细细阅读，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几乎忘却了周遭的一切：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俊男靓女。中区的期刊借阅室有个美丽的女馆员，乌发如黛，秀眉微挑，鹅蛋脸，悬胆鼻，是个标致的美人。不少男生总是借来看杂志的名义来看美人，只要是她上班的时候，借阅室总是人满为患，她的手里也总是抓着满满的借书条。常去图书馆的信力建也常到这里来看书，但对这个美女毫无印象。在他心目中，书的地位高于美女。

  大学四年，信力建是同学中图书馆去得最多最勤的人，堪称同学中“泡图”第一人。

 

“逃学威龙”

  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上课，各路名师传道、授业、解惑。但与疯狂的课外阅读相比，信力建对大学里上课的印象倒比较平淡。主要是那些已成为中大中文系“名片”的大师们因为年事已高，并没像他想象的那样直接去给他们上课。而不少给他们上课并令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刚留校任教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还有领到手的教材是有许多都不是正规的出版物，而是蜡纸刻写油印的，纸张发黄粗糙，油墨的气味很浓，两手一沾就黑——这种也许失之于偏颇的记忆，也许与他长期缺课有关。

信力建在课室中座位经常空着。他坦承在大学时经常缺课，大概每周只去上两天课，通常每周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常坐的座位都是空的。因此信力建自谦说，虽然他很刻苦，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他不能作为“好学生”的榜样。

  其实信力建缺课，完全是有原因的。起初，他也是很积极地早早就去占座位听课，但没多久，他就发现，老师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当时的大多数老师经十年浩劫、停课劳动的折磨，刚从‘牛棚’解放出来，课业荒疏日久。尽管他们传道的热情和学生学习的热情一样高涨，他们伏案灯下夜以继日地赶写讲义，但他们的讲义中却拿不出使人叹服的新东西。”当然，同学基础与程度也参差不齐，那些起步于荒芜的同学听来也许还是很有收益的，一直读书不缀的信力建却不难发现，那些堂上讲授的知识很是老化，结论也多陈腐。而以这样的思想与知识统治着可贵的课堂，统治学生那些宝贵的时间与头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这种状况亦可从当时高他一届的陈平原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师生间因经验、境遇以及知识背景的差异，也曾发生摩擦，但更多的是相互间的体谅、尊重与支持……以至你不忍心对那时‘苍白’且‘干瘪’的课程设置、教材编纂以及课堂讲习持言过苛。”信力建对此状况虽也颇多腹诽，但他亦不曾“持言过苛”，他选择了曲线救国——“另辟蹊径”，和一小部分同学开始逃离课堂，走不靠老师，靠“自治”、“自学”来提高自己的途径。

这里不得不提到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

信力建进入大学时，中国的大学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微妙时期。他们进入大学后，校园里原本令人企羡的工农兵大学生，很快成为过气的“明星”，他们结束了以“根正苗红”的“权威出身”统治学校、管理教授的好日子，而刚从被改造对象的身份中走出来的教授，其“师道尊严”还未及完全恢复，而校方对经高考入学的学生的“干预力”也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势的影响力。这种状况，无意中使得校方政工干部与教授及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平和、平等的和谐关系，这使得信力建们拥有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学生无须盲从于老师，因此可以自主学习，自由涉猎，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认识与追求去选择个性化的方式读书与思考。

  再者则是因为中山大学——这所位居岭南的南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得地利之便，受地域环境影响，一直有着广东人包容与务实的风格。它倡导笃行实干的作风，而不看重夸饰的形式主义与僵化的教条主义。比如说，学校不会因为哪个同学缺课或不按时作息便视之为大逆不道，同学也不会群起攻之，只要你在规矩许可的大范围内，做任何自选动作都无人干涉，如果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或收益，一样会得到众人的认同与钦佩。所以同学中，即便有人有些不合时宜或我行我素的怪诞举动，其他人大多只会宽容地一笑置之。这就为信力建提供了一种尊重个性的较为宽松与自由的内在环境。使得信力建和他的同学们能够如鱼得水凭自己的意愿与选择徜徉于知识的海洋，在一身落拓不羁的脏兮兮的旧军装的衣饰下打造着自己当国务院总理的梦想。正是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中大学子尊重个性与宽厚待人的胸怀。这一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但令当年信力建有机会学到许多课堂外知识，更作为一种珍贵的品质，日后成为了他人格中极具魅力与感召力的一部分。

  不上课的时间，信力建就去泡图书馆、听讲座、到外系去“游学”，参加各种与学习有关的活动。所以虽然他因为过于独立不羁，当不了公选的“学习标兵”、“劳动模范”这一类正面的典型，但他却从未荒废光阴。这位逃课冠军，其实他为自己订立的目标远比课业的要求更高。

 

中文系的经济学“泰斗”

  在中山大学，信力建读的是中文系，但这却并非他的初衷。

  原本，报考志愿时，数学成绩很好的信力建其实是想读经济系的。可一查，广州市只有一所带文科的、综合性的全国重点大学，就是大名鼎鼎而又离他家不远的中山大学。中大是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名牌，也是他心仪已久的学校，当然不会舍近求远，舍此求彼。但中大经济系77级招了生，78级却没招生，且全系转到暨南大学去了，师资亦随同去了。没有经济系读哪个系？他的高中语文老师赖老师告诉他，中大中文系曾经比北大中文系的师资与名声都强，一批岭南大学的名教授没去台湾的，都留在那里；而眼下，虽经十年“浩劫”，解放前就在中大当教授还健在的，有容庚教授、商承祚教授，这二老是全国金文、甲骨文最高权威，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王起（季思）教授则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著名元曲专家，詹安泰教授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当代十大词学家之一……介绍者还说，这些人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还活着，是中大大幸，国家大幸！“好啊好啊，”信力建听得差点跳起来，他当即豪情万丈地说，“我就是想让大师教我！”

  信力建投到了中文系的怀抱中，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曾经钟情过的“经济学恋人”。

  经济学，是信力建长久以来的兴趣所在与关注的焦点——因为它能够实现他经世济民的理想。所以他在读文学类图书的同时，也读经济类图书：

  “为什么对经济学感兴趣？这是务实的学问，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啊。我当时觉得中国最缺的就是经济人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嘛。”

  “我不光通读了世界各派经济学著作，连经济学说史都读了。《资本论》？当然也通读过啦。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也读过，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也读过，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读过。那时我已经满嘴都是市场、市场经济、价格、成本、劳动力、价值等。”在重视与了解经济问题上，绝对堪称同学中的第一人。

  除了读经济学的书，信力建还选修了经济学的课程——他发现第二年也就是79级，中大经济系又恢复了招生。他就去旁听，还修了几门课，如：资本主义财政、银行与货币等，这些课他不但听课还参加了考试，所以这几门课，经济系都给了他成绩。

  在中文系的同学还在懵懵懂懂地做着作家与学者梦（当时的文学大热，学者值钱）的时候，信力建却非常冷静地从自身的优势出发，为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做着切实的准备，这绝对比别人已超前了许多步。信力建从来就志不在“立言”，更愿意“立功”——重“笃行”，做实事。而“笃行”，正是孙中山先生给中大学子的校训。

  不光学经济，信力建力图用全人类的文化财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看各行各业的书，经世致用的书。”

  他说，“此外我还通读了各国的历史、通史。除了党史。” 他这里说的没怎么下功夫去读的党史是当时的必修课。这点信力建和当时的一些同学一样，很有点年轻人的叛逆心理。

  不难看出，经常缺课的信力建，并未因此荒废学业，反而因为他的自觉与刻苦，因为他胸怀报效祖国的壮志，学到了更多东西……当然他不是三好生，也不可能被树为榜样与楷模。信力建对此亦无企慕之色，他不在乎这些细节得失，他要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收获——这也是中大许多学生的共识与大气，“做大事不拘小节”。他崇尚自由，有独立思想与意志，用自己的头脑与眼光去追寻真理并坚持真理，在行为方式上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显得很另类。

  另类的信力建在这些苦读的岁月中收益颇丰，这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无自得地坦陈：“总而言之，我对人类历史中所积累的一切精神财富认识得比较多，比较深刻，这对我办学成功，和将来更加成功是有很重要影响。不妨告诉大家，要像我这样读书，然后再去办学。……没错！哈哈哈哈！”

 

  狂读与苦读只是信力建复合性格中的一个面，善于思考与擅长思考的信力建与广大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青年人一样，有着一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与狂热的投身精神。思想极端活跃的信力建自然会在其大学生涯中，留下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呐喊的声音。

  今天，信力建已是民办教育界公认的思想家。而这位思想家当年在中山大学走过的思想轨迹又是如何的呢？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