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好呀，晚上有空。她嘻嘻乐着，我把邵老师也叫上。

到点时我一人悠悠达达地向她们单位走去，约好的餐厅就在她们楼下。去前我拐了一个小弯，奔了我原来的住处，取了一本本雅明的选集。

几天前，在和吴亮聊天时，他反复说到了本雅明，甚至感叹了一声：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预言家。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到本雅明的那本著名的论文《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时的印象，当时感受并没有太深，更多是为了赶一种时髦，因为大家都在读，当我这些年又经过了许多人生的历练之后，再看这位上世纪初的思想家的著作，相信会有更多的感悟，所以我决定要重读他的著作。

餐厅里没人，独独我一人干坐着，我也没催，我知道小朱很忙，顺手翻开了本雅明的著作，一些前尘往事一下子涌入了我的脑海，忽然觉得我又一次地重返了永远消失的八十年代。

小朱没一会儿就乐呵呵地出现了。小邵呢？我问。小邵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邵老师忙，他说不能来了。说着，小朱又发出咯咯咯的笑声，她总是爱笑，而且经常笑得莫名其妙。

一个月前，小朱来电话告我说我要的书她备齐了，有空时给我，稍带着我们聊起了一些书界的事，接着又聊到了我的小说《遇》。她说：王老师，我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其实我非常讨厌陆岛这种人。我一惊。这是小朱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对我的小说发出严厉的批评之声，此前，她总是婉转的表达她对小说的看法：陆岛太自恋了，凭什么那么多女孩喜欢他？我就不会喜欢他！那时她这么说。可是这一次她使用了“讨厌”。我笑说，他是生活中的某一类人物，我们不要仅从道德观念上来看取一个人选择的人生方式。我就是讨厌，朝三暮四的。她又说。我更乐了。

那你说王老师，我喜欢琼谣小说，你说那里面的爱情真的在生活中就不存在吗？

我哑然了，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小朱是一个思想相对成熟的“80后”，她的文字甚至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冷静而又理智的人，但当她说出琼谣的小说，并询问她笔下的爱情是否真实时，我无言以对了。我只能说，哦，我真没想到你会喜欢琼谣的小说，难怪你不喜欢的《遇》呢！我只是在说实话，你不要生气，她说。

后来小朱去了一趟国外的书展，临行前还一再向我道歉说是我要的书一直没有交给我，对不起。我说你太认真了，随意就好。

接着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约会和这顿晚餐。我知道小朱拥有一个美丽的爱情，为了这份美丽她组成了一个小家庭，她很享受这种小家的生活。我也知道小朱很崇拜我的朋友小邵。邵老师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他是我思想的引路人。她总是这么对我说，说的由衷。甚至有一次小邵为工作上事说了她几句，她还在背后委屈得哭了一小鼻子。

不管邵老师了，我们自己吃，小朱说，又咯咯咯地笑了几声。我们聊了一会儿也在国外参加书览的见闻，她谈到她的看法，有许多切身的感受。王老师，有一天你也像一些人一样时，我就不会尊敬你了，人为什么那样呢？她天真地说。席间她的电话响了，她一看电话显示就说，老大，我在与王老师吃饭，我们一会儿再说。我笑问，咦，什么人能当上你的老大呀。她幸福地笑了，我老公。她说。我也笑了。

说真的，我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那种错觉让我觉得小朱是一个懂事的小大人，一个独具慧眼的小大人，天真已经开始远离她的，可是当她偶尔地显露出那份天真时，我会在心里略略地惊诧一下，后来转念一想，也对呀，毕竟她是一个“80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成熟。

小朱曾经在上海的一家收入颇丰的公司工作，但当一个好记者是一直埋藏在她心中的理想，终于有一天她主动地放弃这份丰厚的收入，打上背包，独自一人上路了，两袖清风地来到了北京，开始重整山河，后来如愿地考上了她暗暗艳羡的报社（她在上海时就早已瞄上了这一目标），经过一段时间打磨，现实让她的理想严重受挫了，为此她一度陷入抑郁，但很快又调整好了，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仍让她在十字路口徘徊。她是矛盾的。

那天她帮我搞到的书是《正义论》和《金融的逻辑》，还稍带着另送了一本《中国农村生活的调查》，我表示了感谢，她大大咧咧地摆手说，不用。

饭后我回去了，晚间接到小朱的电话，她说：王老师，我问一个问题，你要回答我。我笑问什么问题？她说，我和邵老师在争论一个问题，他说我不了解真实的底层生活，你觉得呢？我听着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你说得有些模糊，我不知此话从何而起。她说我一直关心弱势群体，可他们说我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也吃过苦呀，为什么我不了解呢？我告她说，你当然不可能真正了解，你们吃过的那点苦，跟劳苦大众的苦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你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小朱当即表示了反对，她坚持说她也曾面临过这一问题。我说那也差远了。

那你呢？王老师。我说我们是经过文革的人，那个年代大家都一贫如洗，所以那种艰难困苦我们经历过，多少能在心灵上理解和接近弱势群体。小朱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告诉报纸的朋友说，我去和她们住一段时间，我要了解她们，大家都笑我，说我这样做很危险。王老师，什么才是生活的意义，我怎么找不到那种意义？我真的很困惑！

小朱问得是一个绝大的哲学命题，这是任何一个理想尚存的人必经常会去思考的问题。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一如哈姆雷特发出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一样，是一永恒之谜，所有的哲学从古至今都在寻找答案，但都没有终极的结论，黑格尔以为他找到了，所以才能了他经由正、反、合的逻辑抵达的绝对理念，马克思亦以为他找到了，所以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经过彻底的改造演绎为共产主义，等等，但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次地粉碎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和信念，使得哲人们又一次次地再度出发，寻找新的暗夜中的曙光。就如同我的一位好朋友这几天给我发来的信息，他以为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回复他说，从今天来看，任何一个命题或主义的提出都有可能被随后的历史所证伪，绝对的真理确实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但涉及到个人，当我们需要立足于人世，需要在这一人世上行走并确立一个位置，以及寻找自己的生存意志时，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和恪守是必须的，一如圣经，它绝对可被证伪，当达尔文诞生了他伟大的《物种的起源》，用科学观察的方法证明了人类的始祖并非是亚当与夏娃而是猴子时，这种证伪之路便开始了。但《圣经》做为个体或集体的一种信仰依然在支撑着人类某一群体的精神，所以人类生存在这一茫茫人世上终究是需要一个精神支点的，彻底的虚无主义只能导致自我精神的迷乱，所以我们需要信仰来维系一个价值理念，虽然它完全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信仰的最终归宿其实是拯救自己，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精神救赎。起码这是我的理解。

但我似乎一两句话对小朱说不清楚，我说，以后再聊吧。小朱又问，王老师你说，我为什么对物质就没有什么要求，我对贫困也没有太多的真实的了解呢，那我是一个什么人？显然，她真的陷入了一个自我设定的悖论之中。而且我还真不了解她之所以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所以我没再说什么了。他仍在说，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奢侈品。

我在心里问自己，我需要奢侈品吗？坦率地说，我喜欢奢侈品，只要我口袋有点钱，我是会买上一些奢侈品的来武装自己，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它对我有一种潜在的诱惑，我必须承认当我穿上这些奢侈品牌时，我个人的精神面貌会有一种昂扬之感，但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话题，但我知道基于我个人一已的感知，奢侈品在人们的生活中是需要的，因为它提升了人的精神气质和生活质量。

今天上午，小朱又发来了信息，告我说：比照邵老师对物质的乐趣追求，我想了想，觉得自己没问题，是一个精神追求丰富的人，物质欲望可能更甚。我看着啼笑皆非，觉得这小丫头太可爱了。我抽空去了一个电话，告她说你干嘛在意别人的追求呢，只有自己觉得好才是真好。她笑着告诉我说，有时候，别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别人的影响。我后一琢磨，她的观点还真是没错，我们就生活在众多的看不见的影响之中，一个人要做到彻底的鹤立鸡群谈何容易，毕竟我们不是圣人，在很多情况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欲求都是在受到他人的暗示和引领，以至无形中受到影响，就此而论，独立、个性和一意孤行只有在相对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我们首先是群体中人，其次才是独立的自在自为的个体，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结论永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