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我与朋友礼平的一次聊天，他是一九六六年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的目击者与当事人，他所谈论的前尘往事鲜为人知，可以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的许多朋友看后激动不已，礼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娓娓道道来，更让人多了一份亲切，这篇文字发表在《上海文化》今年的第三期，现在我的博客上予以发出，以飨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

（以下礼--礼平      王--王斌）

 

王：受老朋友吴亮的委托，今天我们作一次采访和对话，按吴亮的说话，这叫新时期文学经典的回述----《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和有分量的一部小说，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通过反观你的这部小说，回瞻过往的岁月，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对于那段发生在上世纪中国的“文革”运动，迄今已然成为历史的前尘往事，但我们有责任将它们再度召唤，以便留存记忆，澄鉴后世，这将会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因为你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而且你还是当年身在其中的“弄潮者”。

新文学走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我们回顾往昔，从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后来的改革开放，80年代的文学在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很多方面都曾经担当起了异乎寻常的历史使命。你的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回想当初它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时候，我还能记起它给予我的震撼，犹如一块巨石扔掷进一个极度平静的水平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民读文学的时代，文学承担起了巨大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仅在倾诉，在指控，同时也在揭露，《晚霞消失的时候》给了我生命中的一次激情澎湃的体验，我甚至想用惊涛骇浪来形容它。那是我第一次倾听到关于宗教，关于战争，关于历史等等的完全不同于其他说辞的阐述。所以我觉得《上海文化》杂志的这个选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一方面可以把《晚霞消失的时候》作为一个经典文本来进行一次文学史意义上的再度阐释，另一方面，借助这个文本，我们也非常关心你个人的经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且流传过一首关于这个“血统论”的歌曲，与你有关。

礼：臭名昭著。

王：那是你个人现在的态度。但至少在你的面前我不想这样说。许多人并不知道，那首文革中流传全国的红卫兵的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这个“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我现在想了解的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一本书？它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首先就在于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敌对将领的子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血统论”的故事，你把它讲的如此动人心魄。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也有着相同的主题和背景。我想问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问题很尖锐，题目也很沉重，但说起来也的确有点麻烦。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会有联系。但我说的不止于此。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夷非我所杀，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在监狱？

礼：不，在学校。

王：你们被关在学校里？

礼：是的，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的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那本来就是一个很烂的东西，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他是一个思想者和殉道者，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崇高。那个口号流行了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错的。所以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是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无法理解。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个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他的《出身论》也没什么错。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认为他没有错，不是，他的《出身论》在当时就不算错。所以我想不明白。当初红卫兵喊出那个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引起这样的后果，还是使我感到太过分了。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他比我们站得要高。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王：你从不同的方面反思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将它理解为忏悔么？

礼：忏悔？可以吧。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配。我们曾经为那样的东西而颠狂，我们为此感到害臊。

王：现在的一代受众已经不大了解过去的历史背景了，你说的这些，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我知道你说的是一些什么。但现在的人就不甚了了了。

礼：是啊，对于我们来说，文化革命是一段历史，但对现在的人来说，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事件，一个名词而已。这一页已经被无可挽回的翻过去了。

王：我们还是回到小说上来吧。《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产生的影响，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它不仅仅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先知者，也影响了普罗大众，因为当时是一个万众读文学的时代。你的作品中涉及到了佛教，基督教，近代和古代的历史，中国和外国的文化，还有哲学，科学……故事里面既有缠绵的爱情，也有血腥的战争和无情的政治。你那么早就考虑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都是那么的艰深和深刻。你渊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想曾令当时的我高山仰止。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作动机？

礼：唔……你是想在这个小说后面触及一些隐秘的东西？

王：是的，这部作品的真实背景一直都是你的读者所关心的。

礼：那就说说吧，我没什么刻意要回避的。我承认我有过一些不太寻常的经历，见过，认识和接触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不少事情让我刻骨铭心。这都是那部小说的故事来源。人们常常说到原型与作品的联系，我那篇小说的原型与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至少我觉得我将他们的风貌写出来了。我为此深感满意。今天本来打算想到哪说到哪，随便聊聊，现在既然展开了，那就将问题先归纳一下。我想你关心的无非是三件事。一是我的经历：这个礼平在文化革命中究竟都干了一些什么？他真的抄了人家的家了？（笑）二是我的情感，具体的讲就是那个让人心驰神往的女主角南珊究竟是谁？（大笑）三是我的思考，就是我在书中说的那些大道理：什么太阳啊，河流啊，还有老和尚和外国军官说的那些满是玄机的话究竟是一些什么意思？等等。咱们就谈这三件事，怎么样？

王：好极了，就谈这些。你的读者对此定然充满兴趣，因为那近乎是一个不可再度重现的传奇。

礼：先说我的经历。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你看，一开头我就让人失望了。但故事仍然是真实的。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化革命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的朋友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现在还在。我想如果有人真的想找到楚轩吾和南珊一家的原型，可以去那里的派出所查一查当年的户籍旧档，说不定还真能找到。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礼：下面我还会讲到，都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领袖。算是一个核心集团吧。

王：也就是你们红卫兵的头头吧？

礼：可以这么说。但那时他们可全都是反对红卫兵的，这我在下面马上就要讲到。

王：那时反对红卫兵一定会冒很大的风险。

礼：不，他们不会，我们是从内部反对红卫兵。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那些情景我都写进了小说中。我写的相当真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国少庄，他那天也去了。当时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后来国少庄看到我的小说，不知道是我写的，还拍着那本书跟我说，这个小说的作者那天一定也在场，他肯定参加了那次抄家。你就知道我写的有多真实了。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他们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的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就像展开了一个历史画卷，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这就是少年人做的事。可恨起来真可恨，可爱起来也蛮可爱的。不是么？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像上官婉儿，冬妮娅，还有苔丝，等等，让人欷歔，让人生怜。而这回我亲眼见到了。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至于这个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唐双津和这家旧军人的孙女之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些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们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至少是认识的。至于此前怎样，此后又怎样，那就得问鬼了。因为唐双津参军后，于1975年牺牲在了一次作战中。第二年，我写了这部小说。

王：啊，是这样。我也曾经认为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你的经历，没想到另有其人。但同样挺动人的。现在可以讲讲你自己的事了。

礼：我的事就只能讲讲那首该死的歌了。这个歌使我对不住很多的人。文革时我的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后来作了四中的副校长。多少年后，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指名要我这个班长集合同学为他祝寿。寿宴中谈起家常，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这时我显得极为惊奇，问：“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一点我，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我好久找不着老婆！”这就是我对不住人的地方。文革时我们可是一指头都没动过田老师，他和我们“哥们”着呢。但政治上的魔咒却比什么都厉害。这里我想要说一下那个“血统论”究竟烂在什么地方。现在的人听这些事不会和听天书一样吧？

王：这个你尽可放心，你的读者大部分都经历过那个时代。

礼：那就好。通常的说法是，“血统论”么，不平等，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是错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它不一定不符合党的政策。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我看不出这样的“政策”与“血统论”有什么区别。“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将这些政策复述一遍罢了。我们的历史上一直有用糙话来阐释政治问题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些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就都曾经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