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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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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的幽默感

(2021-01-16 12:42:08)


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内容(类似的内容在其他关于“文革”的回忆书写中并不罕见),而是其形式,是其书写“文革”时期季老住牛棚、坐喷气式时那种调侃、戏谑、自嘲的修辞和叙事语调。

比如在此书的“缘起”部分,作者这样写自己住进“大院”(即牛棚):“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愿它也是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预其盛,这身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祐,以至于感激涕零了。”

“文革”极端环境的知识分子必须没完没了地自我检讨、自我贬低、自我糟蹋。“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是痛心疾首、痛哭流涕,他们为自己曾经神往的“革命”痛心,为自己荒废的青春痛心。能保持幽默感并通过戏谑的笔调书写这段集体和个人记忆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

再比如季羡林这样写批斗: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

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签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

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

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

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

这里面不但有对打人者的嘲讽,也有对被打的自己的嘲讽。不但调侃加害者,而且调侃受害者。满篇充满了机智幽默的话语。可谓豁达之至!在批斗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幽默态度,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耍贫嘴、说俏皮话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精神和内心的强大,是对权力的藐视和不屑,同时也是对苦难乃至死亡的超然。这表明他们没有被掌权者压倒,也没有被自己的苦难压倒,而对之保持了一种难得的距离,一种豁达。正因为有这种豁达,季老能够活下来并活到一百岁。还有一个廖沫沙也活了下来。诚如赵园所言:“三家村中人,唯廖存活,当非偶然。”季廖二人的长寿(廖活到83岁,也算长寿)肯定与这种豁达有关。

依据我的观察,能够用调侃、戏谑的笔调写革命,写革命专政如何折磨自己、折磨“反革命分子”,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少(如《古拉格群岛》),在中国却较罕见。我思考这问题,总觉得这不但体现了中国和苏东国家知识分子文化传统、艺术素养的差别,而且也和中国作家的年龄、经历相关。我看到能够拉开距离用调侃、讽刺、戏谑的笔调写革命,特别是写“革命”群众如何折磨、践踏自己的中国作家(数量极少)大致都是经历过“五四”的老一代作家(除了季老,还有杨绛先生,就此我已经写过专文)。三零后“右派”作家和五零后知青作家能够有此等幽默的几乎没有。当然,这不仅是年龄的差别,其中还牵涉到家庭出身、阅历、教育背景等,其中教育的因素特别重要。季羡林、杨绛等作家出身均非寒门(特别是杨绛更是名门之后),都是接受的西洋教授,其知识系谱和思想结构丰富复杂,绝非革命理论一种。

由此还想到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内外之别。其实,季老能拉开距离写“文革”,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是“革命的儿子”,而是“革命”的外人。他19岁就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岁赴德国留学,根本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也不懂革命理论,更远离革命组织。由此决定了其对革命既无刻骨之爱,也无刻骨之痛,所以能够拉开距离戏谑之、调侃之,而不像那些革命的“儿子”在被革命这个亲娘“愿望”后痛不欲生。

相比之下,30后的革命作家,比如那些“右派”归来作家,以及50后的知青作家,他们书写革命,书写革命如何迫害自己或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就很难做到季老这辈人的超脱。他们是在单一的革命文化、革命教育中长大的(特别是50后),缺少与革命拉开距离的文化资源,他们常常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反思”革命,通过加害者的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申讨”加害者。即使那些由对革命爱之太深到恨之尤切的“告别者”,也仍然属于革命文化喂养大的,很难产生戏谑和幽默书写革命所需要的距离。

这也是一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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