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雄写的反英雄的武汉故事

——读弱水吟的诗

陶东风

作为一个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学者，在收集各种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书写（包括虚构的文艺作品和纪实的报道、回忆、见证）时，我更关心的是：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使用了哪些叙事模式来讲述武汉新冠肺炎的故事？这些叙事模式的特征、效果、历史渊源、叙事伦理又是什么？

我发现，有一种模式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它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中进步叙事、光明叙事、胜利叙事、春天叙事的传统，用高八度的豪言壮语把悲剧讲述成喜剧，把灾难叙述为机遇。严寒尚在肆虐就信心百倍地高喊“春天就要来了”，暗黑还笼罩着大地，就急不可耐地预言“光明即将战胜黑暗”。这是一种廉价的历史进步主义：似乎苦难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小小插曲和偶然环节，是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团结机会和发展机遇。于是乎，多难兴邦，感谢苦难，感谢新冠肺炎。在这样的叙事中，武汉故事的主人公是拯救者而不是受难者，是英明伟大的领导们而不是底层的受苦受难者。因此，这是拯救者的故事，而不是受难者的故事。让我们准备鲜花、庆典，为英雄庆功、授奖。

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这就是弱水吟，一个来自甘肃人民医院的医生兼作家写的诗。按理说，作为一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到抗击疫情一线武汉的医生，她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拯救者。但她却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武汉疫情叙事，我称之为“拯救者写的反拯救叙事”或“英雄写的反英雄叙事。”

在一篇标题“这位武汉方舱医院护士的诗，令赞美变得羞耻”（2020-2-18）的网文中，收入了弱水吟的诗若干首。第一首《请不要打扰》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反英雄的医生形象：“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唉……”。在我们习惯的进步叙事、胜利叙事、英雄叙事中，英雄一直是一个不知疲倦、刚硬坚强、用特殊材料铸造的钢铁战士形象，口中只有“主义”“大我”“历史规律”。但是这个叙事主人公“我”却不是。她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无奈和无助。面对各种各样的赞美，她直言：“口号是你们的/赞美是你们的/宣传、标兵，都是你们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面对喋喋不休的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她的反感溢于言表：“媒体，记者/请不要再来打搅我/所谓的真相、数据/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关注/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她的理想更是“低”得可以：“请不要给我花环/不要给我掌声/也不要什么工伤、烈士，几等功/来武汉，我不是来欣赏樱花的/也不是来风花雪夜，接收（应为‘接受’）吹捧/只想疫情结束能安全回家/即使剩下一把骨头/也要把自己带回给儿女、爹妈/试问：谁愿意抱着同伴的骨灰盒/踏上回家的路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护士的理想：活着回家。

另一首《妹妹，今夜我羞于赞美》是写给一位值班回宿舍的护士妹妹的。这位护士妹妹回来的时候，“凌晨两点/雷电大风，风雨齐谙/档门的铁牌被刮翻/风雨卷起一个小小人影/纸片一样飘进。”这位刚下班得护士妹妹“面色苍白，声音无力/测温计读出她的额头33.1°C”。这里，重要的还不仅仅是突出了护士的劳累和辛苦，而是拒绝赞美的姿态，是缺乏革命“觉悟”得牢骚和抱怨：“谁都知道/十几个小时要在防护服里拢紧身体/不吃不喝不能排泄/只好上班前少吃不喝/防护服啊，你为什么还是短缺/能不能中途让她更换一个/哪怕延长工作时间也可。”“妹妹，今夜不能赞美，所有的赞美诗都有罪。”这个被拒绝的赞美，也应该包括对于这个“低血糖妹妹”的廉价的赞美！

让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见鬼去吧。春天叙事不死，春天不会来；进步主义不死，不会有进步；英雄叙事不死，受难者的声音将永远不会被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