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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阿甘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前苏联的极权主义，以著名的反极权诗人、异见分子曼德尔斯塔姆为当代人的光辉榜样，作为批判精神的典范。这一点特别应该引起中国的先锋理论家反思]

福柯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什么是启蒙》（1984），这是对1784年康德的同名文章的一个解读与回应，也可以说是与康德的对话。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哲学家或诗人与现在（present）、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福柯指出：康德文章所引出的一个新问题是：什么是现在/当下（present）？如何认识和思考现在/当下？福柯认为这是启蒙的根本问题。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对现在的反思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柏拉图式的：现在是世界的循环周期中的一个堕落阶段。一种是奥古斯汀式的：现在是未来的预言性时刻。还有一种是维科式的：现在作为面向新世界的曙光的某个转折点。

与这些人不同，福柯认为康德在关于启蒙的文章中讨论的是纯粹的现时性，而不是从总体上、从过去或未来（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康德“只探讨了有关现时性的问题，而并不想以某种整体性或终极目的为基础来理解现在。”福柯认为这是康德文章的新意所在。在《主体与权力》（1982）一文中，福柯同样强调：“当康德在1784 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在发生什么? 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福柯指出，对现在所作的分析，这一由康德所开创的特殊哲学使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笛卡尔关心的是普遍的、非历史的主体（“我作为独特的但是普遍的非历史主体，我是谁？”），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但康德关心的是：“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我们是什么？”前者是普遍哲学，后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的重要性越来越让位给后者，因为“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关注现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关注和探索我们自身，探索我们自身的秘密。

    那么，康德关注的这个所谓“启蒙”时刻（它被描述为一个“出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是：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个时刻，“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因此，启蒙的口号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是一种被称为批判的精神或态度，“因为批判的任务正在于确定正当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从而确定我们可以知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又可能希望什么。” 启蒙是一种敢于公开运用理性而不是盲目服从权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样一种对于理性的正当、公开的运用，是一种理性的自律，与之相反的是不敢或不正当地运用理性。对理性的不正当运用或私下运用，加上幻觉，才引发了教条主义和他律。他律是蒙昧的标志。具体而言，像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限制和理性的公开和正当的运用，使得人陷入“不要想只服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作为批判的启蒙就是要把人从这种蒙昧状态解脱出来。这种批判既是批判反思（理性的公开运用），也是历史反思（对我们的现在的思考），后者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定义现在的方法：现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和精神，而不是通向未来目的的中转站。用福柯的话说，“（康德的）这篇短文正处在批判性反思和历史反思的交叉点上。它是康德对自己事业的现时性的反思。”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福柯借助对于波德莱尔的解读，进入了现代性的分析，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如何看待现在的态度，“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执着于现在的态度，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同时它也是一种“人作出的自愿选择”，而不是强制之下的被动行为。在现代性视域中，“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是在现在时刻之外，也不是在现在之后，而是在现在之中。”

福柯把这种执着现在的现代性态度称之为现在的“英雄化”，但紧接着他又补充说：这种“英雄化”是反讽性的，即现代性的态度并不是毫无批判地接受现在的现实，或把它抬高到神圣的位置。现代性是一种行动，现代性者不是现实的旁观者和猎奇者（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现代性的态度同时意味着解释真相和追求自由，现代性的人“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更高尚些的目的，它更具普遍性，不同于随境而生、稍纵即逝的快活。”当整个世界沉入梦乡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工作，改变着那个世界的面貌。现代性不是取消现实也不是认同现实融入现实，而是发现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批判的另一个重要含义——保持不认同于现实的想象能力：“对于现代性的态度而言，现在的丰富价值是与这样一种对它的极度渴望分不开的：把现在想象成与其自身不同的东西，但不是摧毁现在，而是通过把握现在自身的状态，来改变现在。”这是一种自由的实践，既是对现实的尊重，又是对现实的改变。尊重现实因此不去做梦，但尊重现实不是完全维护现实而放弃理想。可以把这种立场概括为：反对革命但不反对变革。

阿甘本的《什么是当代/同时代？》

阿甘本的《什么是当代/同时代？》谈论的核心问题是“做一个当代人/做一个同时代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一个时代呢？”阿甘本说，我们正在讨论的过去的作者及其文本与我们就同属于一个时代或具有当代性。这意味着不能从编年时间上（线性时间）理解同时代或同时代人，不能认为同时代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等等）。

    那么，什么样的人和文本是具有当代性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一种对现在的态度。同时代/当代性的核心是与自己的时代保持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沉思他与当下（尼采的时代）的关系，而“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换言之，同时代就是与时代的主流价值唱反调，对时代引以为豪的东西持批判立场，与时代的断裂与脱节。“真正的同时代人（当代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更是当代人。

与自己时代的不符、脱节和疏离，并不意味着脱离自己的时代而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批判不是简单的怀旧（这个思想与福柯明显相同）。“有才智的（intelligent man）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关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紧紧地盯住自己的时代。”

阿甘本的这个观点明显除了受到福柯影响，还受到本雅明的影响。对于阿甘本来说，真正的当代人/的同时代人，就是类似于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是同自己的时代（观看对象）发生既关注又断裂的双重关系的人。他既归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异己者和陌生人。只有保持距离，才能顽固地凝视它、批判它，才不会被时代所吞没、所席卷。

阿甘本的这些观点，与福柯理解的作为一种批判态度的启蒙无疑是高度契合的。但尤其使我对阿甘本的文章兴趣的，是阿甘本举了一个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例子来表明什么是当代性。192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过一首名为《世纪》的诗，这首诗中包含的是关于诗人与其时代（“我的世纪”）之关系的思考，也就是关于当代性的思考。这是一个在极权体制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当代性——对时代的批判性——的诗人，他必须紧紧盯住世纪野兽——极权主义——的眼睛，用自己的血来弥合碎裂的时代脊骨。阿甘本写到：

必须以生命换取自己的同时代性的诗人，也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正如前面所暗示的，两个世纪和两个时代不仅仅指19世纪和20世纪，更确切而言，也指个人一生的时间（需要记住的是，saeculum一词最初意指个人的一生），以及我们在这里称为20世纪的集体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诗节最后一句会了解到，这个时代的脊骨已经破碎。就其是同时代人而言，诗人就是这种破裂，也是阻止时代自我组建之物，同时又是必须缝合这种裂口或伤口的鲜血。

我认为这段文字是理解同时代性的关键。一方面极权主义使得两个世纪发生了断裂，也使个体生命和集体主义发生了断裂（诗人以生物之椎骨隐喻其生活的时代，通过椎骨已经断裂表明极权主义统治下诗人生活的时代），作为著名的反抗极权主义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本人就是这个断裂，并顽强了见证、记录和暴露了这个断裂，通过自己的诗“阻止时代的自我组建（impedes time from composing itself”，掩盖自己的断裂，使自己变得完整），他因此而成为当代人。另一方面，诗人又是缝合（suture）那个裂缝或伤口的鲜血，“只要生命存在，就必须背负椎骨前行（carry forth its vertebrae），仿若波涛，沿无形之柱前进，犹如孩童柔弱的软骨——新生之地球的世纪。”这是这首诗的另一个核心主题：希望。时代的椎骨已经破碎，但是生物的椎骨必须弥合，诗人要用鲜血来加以弥合：“为世纪解开束缚，以开启新的世界。”

阿甘本通过这个例子深刻地表明，同时代的人是紧紧盯住自己时代的苦难的人，是敏锐感知时代的黑暗而非其光芒的人（同时代的第二个含义）。“对那些经验着同时代性的人来说，一切时代都是晦暗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黑暗不是一个剥夺性、否定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是光的阙如，或类似于非视像的东西；相反，我们的批判性思维（off-cells，有人译为“智性细胞”，我以为依据上下文就是批判性思维）活动的结果和产物。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关于同时代性之黑暗的主题的话，感知这种黑暗并非某种形式的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更确切地说，意味着一种活力或奇特能力。”（阿甘本45）这种能力意味着穿过时代的光亮以发现其黑暗。“只有那些不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明中的阴影，瞥见其内部之晦暗的（intimate obscurity）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人。”

总之，无论是康德笔下的启蒙，福柯的笔下批判，还是阿甘本笔下的当代性，它们的所指都是对自己的时代进行持续批判的精神或态度。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还写道：“对我们的世界进行批判分析的哲学任务越来越重要。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分析我们今天实际是什么的目的，是为了想象明天我们可能是什么：“今天的目标不是去发现我们之所是，而是拒绝我们之所是”，是“去想象和建立我们可能之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