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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还是遗忘: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文化模式

2017-10-26 09:38:49评论

记忆还是遗忘: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文化模式 [*]

 

                                阿莱达·阿斯曼  陶东风  王蜜译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作者分析了四种对待过去的创伤记忆的模式:(1)对话式遗忘;(2)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3)为了遗忘而记忆;(4)对话式记忆。所谓对话式遗忘,是被过去的共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原敌对双方,经过一致同意后自愿选择遗忘以达成一致和平。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遗忘,而是有意识地就过去的创伤历史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内战结束之际,这种方式经常被当成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能快速地促进社会融合。但这种对话式沉默或遗忘协议只有在双方作为好斗者相互施加暴力的情况下才会凑效。如果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不对称关系时(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属于这种不对称关系下的极端暴力),只有“永不遗忘的铭记”才是对待集体性毁灭行为的恰当反应。它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一种疗伤,而且是对几百万死难者应尽的精神和伦理义务。“为了遗忘而记忆”模式则是通过记忆来实现遗忘,记忆本身并不是目的和终点,锻造一个新的开始才是最终目的。第四种模式超越了国家和社会的内部重构,它涉及的是共享创伤暴力遗产的两个或更多国家的记忆政策。如果两个国家能够通过相互承认彼此的罪责、对加诸他人的苦难予以同情来共同面对曾经的暴力历史,那么这两个国家就参与了对话式的记忆。

[关键词]对话式遗忘;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为了遗忘而记忆;对话式记忆

【本文即将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11期】

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Margalit)以《记忆的伦理》一书献给他的父母,他也在该书前言第二页向读者介绍了他的父母。他写道:“我从小时候就目睹了我的父母总是围绕着记忆喋喋不休地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显然,其父母双方在欧洲的大家庭也在战争中毁灭,马格利特试着还原了父母之间的对话。他的母亲常常这样说:“犹太人被彻底摧毁了,曾经伟大的犹太民族现在只是在苟延残喘。对于幸存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唯一光荣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记忆群体存在——充当‘灵魂的蜡烛’,就像那些为了纪念遇难的同胞而在仪式上点燃的蜡烛一样。”而他的父亲却常常这样讲:“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对于任何人而言,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记住那些死者,真的前景堪忧。那是亚美尼亚人的选择,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错误发生。我们最好成为一个放眼未来、应对当下的群体,而不是被一座座坟墓所支配。

马格利特父亲的这种观点在1945年以后最先被采纳,不仅仅是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事业:为幸存者建立一个新国家,让他们重新开始,为后代开创一个新未来。然而,到了40年后的1980年代,马格利特母亲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幸存者们开始面对那段曾经被他们隔离许久的过去。在一个新国家得到政治承认并经过两次战争而稳固下来之后,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象征,以色列社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有关记忆的仪式共同体。

在这里,马格利特展示了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记忆或遗忘,是选择记忆以留存过去,还是选择遗忘以放眼未来。我想,今天我们已经不单单是要面对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记忆模式,而是以下四种模式:(1)对话式遗忘;(2)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3)为了遗忘而记忆;(4)对话式记忆。这四种模式都通过努力限制或克服创伤性的暴力,通过协商一种新的、关于过去的共同观念或记忆,摆脱了那些广泛流行的、为残暴现实服务的基本模式。

一、对话式遗忘

曾经有一个古老经验是:对暴力、不义和苦难以及悬而未决的旧账的记忆,只能在邻里之间造成更多的暴力和不义,煽动侵略行为并导致社会分裂。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通过控制和抑制记忆的破坏性力量而终结致命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遗忘作为一种资源在历史上被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遗忘”这一术语并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实际上是“沉默”的另一种表达。虽然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沉默是残暴政体清除抵抗者和牺牲者的声音的惯用策略,然而对话式沉默则是由过去的共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双方经过一致同意后自愿加诸于自身的,其目的是和平,避免破坏性的过去绝处逢生。例如,古希腊在内战之后就采用了这种遗忘策略,目的是终结曾经的内部暴力,开创新的未来,把分裂的社会重新聚合起来。当然,一个国家并不能直接影响其国民的记忆,但却能够禁止怨恨的公开表达,而后者容易重新激发曾经的仇恨,从而引起新的暴力。其他一些内战在结束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例如欧洲的30年战争。1648年的《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包含了这样的准则:“永远的遗忘和宽容。”(perpetuaoblivio et amnestia)伴随遗忘政策的通常还有大赦,其目的是为了终结先前敌对双方之间的相互仇恨,促进社会融合。

有趣的一点是,即使在1945年以后,对话式遗忘还是被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得到广泛运用。纽伦堡国际审判通过新定义的“反人类罪”指控主要的纳粹官员,实施了一种过渡性正义(transitionaljustice),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这样做实际上不是一种记住过去的行为,而是一种清除(purging)过去的行为。在战后德国,公共领域和官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所谓“沉默协议”(apact of silence)塑造的。赫尔曼•鲁伯(HermannLübbe)在1983年使用了这个术语。他认为,保持沉默是战后德国(得到了盟国的支持)为了便于政治经济重建和实现社会融合而采取的必要的务实战略。在西德,这个目的迅速达成,而代价则是让先前的“魔鬼”(纳粹分子)重新掌握权力。这种对话式遗忘,或者说沉默协议,正如托尼·朱特(TonyJudt)所展示的那样,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一种政治策略,在冷战期间得到广泛运用,为的是让西方重新联合起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

 

二、        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

尤其是在内战结束之际,遗忘被当成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用以对抗给社会带来潜在危险的记忆行为,并由此快速地促进社会融合。对话式沉默是疗伤的方式之一,然而对于创伤性的过去来说,它并非万能药。遗忘协议只有在双方作为好斗者相互施加暴力(也就是说,双方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也没有绝对的对错)的情况下,或者像北约那样的新联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凑效。当一方是全副武装的行凶者,而另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不对称关系时,遗忘的策略并不适用。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属于这种不对称关系下的极端暴力。

从遗忘模式到记忆模式的范式转变是随着大屠杀记忆在潜伏期之后的回归而发生的。这种记忆的回归经历了多重步骤。今天的大屠杀记忆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广泛、持续的支持。这段记忆因为对未知的将来所许下的承诺而被封存:“为了永不忘却而铭记。”由于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它甚至具有了市民宗教的性质。

就大屠杀而言,对话式遗忘作为一种封存过去的创伤、开启全新未来的策略,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相反,这种封存方式恰恰是我们需要全力防止的,只有铭记才是对待这种集体性毁灭经历的恰当反应。记忆这一策略被重新发掘,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一种疗伤,而且是对几百万死难者应尽的精神和伦理义务。遗忘的协议被逐渐转换成记忆的协议,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缓慢,但是却不可避免。这个协议的目的是把不对称的暴力经验转化为对称的记忆形式。那些苦难的记忆仅仅由受害者一方来承载,这样的做法现在被认为是在延长施害者一方的生命。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致命对立不可能被弥合,但却可以通过共享记忆被克服——这种共享记忆的基础是以对受害者所承载之记忆的同情和伦理上的承认为基础的。作为施害者后代的德国人与作为受害者后代的犹太人之间所达成的这种“记忆协议”从历史上看是对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犯罪的全新的、独特的解决方法。

 

三、为了忘却而记忆

大屠杀记忆逐渐回归的过程在1980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大屠杀的认识,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历史创伤的处理方式。正是基于人们对受害者苦难的新的认识,在如何克服过去的暴行这个问题上,遗忘不再被视为一种可行的策略。在对待诸如南美的独裁统治、南非的种族隔离体制、殖民体系和奴隶制等其他历史创伤时,记忆成为一种普遍的伦理和政治诉求。在大多数围绕过去的暴行而展开的话语体系中,大屠杀成为一种全新的记忆象征,成为参考和用典的对象。然而,我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大屠杀已经成为创伤记忆的原型,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为记忆活动家们所启用,但是它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模式。在其他语境下,将创伤性的苦难转变成为准宗教性质的、超越国界的永久记忆并不是其目的,从前不是,现在也不是。在谈及从第二种模式“为了永不忘记而记忆”向第三种模式“为了忘却而记忆”转变时,我其实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目的是为了分析得更清楚些。因此,这里我需要尽快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并不能根据第三种模式中的“忘却”这一字面意思将其理解为清除或抹除的行为,该词代表的是一种将过去抛在身后、超越过去的迫切意愿,正是基于这一点,第三种模式不再是以一种消极揭露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合乎规范的过去,进而实现准宗教性质的固化。

1980199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记忆的新策略,即不再坚决反对遗忘,而是与遗忘结成了联盟。这种模式的目的依然是遗忘,却是通过记忆来实现遗忘,途径与目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情况下的记忆并不是为了记住过去的某一个事件并将其带入未知的将来,而是作为一种疗伤的途径实现净化、愈合,与过去达成和解。记忆本身并不是目的和终点,锻造一个新的开始才是最终目的,记忆只是一种途径。

在历史上,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大量这种短暂的过渡性记忆。例如,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就是通过记忆导向遗忘:公开说出罪行,然后通过牧师的宽恕将其清除。

“宣泄”这一艺术概念也有着类似的原理:通过在舞台上再现痛苦的事件,曾经创伤的过去得以被集体重新体验,并在这一过程中被克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经历这一过程的群体正是通过共同的经历得到了集体净化。实际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疗法的目的也是如此:将痛苦的过去提升到语言和意识的层面,以便能够继续前行并把过去留在身后。“为了忘却而铭记”对于法庭上的见证同样适用,见证的独特作用就是通过证人的证词支持法庭找出真相,做出裁决。每一宗审判的目的都是做出裁决,结束审判,并从社会记忆中抹去这一事件。在法庭上为了指证罪犯而进行的司法见证,与在法庭外对道德共同体为了指证反人类罪而公开进行的“道德见证”,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前者的叙事从属于司法过程,而后者的见证则是公民记忆文化的一部分。在南非上演的记忆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将司法过程与疗伤功能相结合。由图图(BishopTutu)大主教和亚力克斯·波瑞(AlexBoraine)领导的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共仪式,把特别法庭、宣泄戏剧(catharticdrama)、基督教忏悔的特征结合到了一起。在这些公共仪式中,创伤性的事件必须被公开叙述和分享,受害者必须讲述他们的经历,进而得到见证,并得到被告的承认,然后这些创伤事件才能从社会记忆中被抹除。

像真相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模式是19801990年代的南美国家——诸如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从军事独裁向民主体制过渡时产生的。正是在推进道德的人权范式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侵犯人权”、“国家恐怖主义”等新的、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术语。这些促成了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而调查委员会成为稍后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前身。这些组织强调真相能够带来的转型力量和记忆行为的重要性。“记住,为了不重蹈旧辙”成为一种信条和文化上的需要。在人权框架下,一个新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受迫害’的概念被建构起来,使得人权新框架取代了那些曾经被冠以阶级斗争、民族革命或政治对抗等名目的权力斗争所处的旧框架。通过诉诸人身完整权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这个新术语使得很多冲突去政治化,并且使得记忆政治学得以展开。在人权新框架和新的记忆文化中,国家暴力的其他形式,例如种族与性别歧视、对土著居民的迫害以及权利的剥夺等,也被提上了议程。当创伤性的经历早已过去几十年,甚至有时是几个世纪,完整意义上的正义已经不可能实现时,记忆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源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利用,将曾经的暴行追加为一种反人类罪。跨国界的“受迫害”这一新概念对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意义,就相当于国际废奴运动对于19世纪的意义。不过,不同的是,现在的受害者可以在全球化的公共平台上为自己发声,诉说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声音和影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创造和引领了一种“世界性潮流”,尽管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自愿进行类似的传播,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政权而言,要想像以前那样继续推行压制性的遗忘和沉默策略,会变得愈加困难。

从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需要承认过去、记住过去,并与超负荷的过去达成和解。由真相和解委员会在政治层面上开启的记忆的转变过程还需在社会层面上加深和推进,这需要更多的时间。然而,无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推进得多么深入,记忆都并非这一过程的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能够承认过去,与过去达成和解,并最终能够“遗忘”,而这里的“遗忘”是指为了能够预见的共同的[*]本文译自 HelenaSilvaAdrianaMartins and FilomenaGuarda (eds.)Conflict,Memory Transfers and the Reshaping of EuropeCambridge ScholarsPublishing2010pp.8-23,译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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