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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申处于危急中的大学精神

(2017-09-14 09:11:44)

                 必须重申处于危急中的大学精神

 

 

大学新学年开始了,新生入学了。在这个欢庆的时刻,我的心情除了高兴,还有沉重:因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包括大学的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乃至教授的价值观空前混乱的时代,也是大学精神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唯权是从,唯利是图,实用主义,投机犬儒等等现象,不但肆虐于社会,而且蔓延于大学校园。几年前,某名牌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微薄上对自己的研究生扬言:“到40岁还没有挣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在这位教授看来,只有金钱才是他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是否成功的标志。我不否认经济上的成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之一,但我否定这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这位学生毕业后坐冷板凳搞学术,到40岁虽然没有挣到四千万,但却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难道他是不成功的吗?我认为,这样的导师或许能带出能赚钱的学生,但却很难带出有文化的学生。最近,网络上流行一则消息: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前曾经被国内诸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澳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等。王立军1995年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获得第一个高校职务,到201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获得最后一个教职,17年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在29个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兼职教授、特聘教授等头衔。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大学沉沦、大学精神危机的明确征兆。而在西方国家,我们很少看到这类现象。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曾经两次拒绝为两位首相(撒切尔和布莱尔)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在这样的时刻让我来讲新生入学第一课,我觉得讲别的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谈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一个在今天显得特别重要的话题:到底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

 

   1、大学精神是一种普遍主义精神

 

    大学,英文为university,和它相关的两个词分别为universe universal,前者意为宇宙,后者意为普遍的、一般的、通用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词为我们理解大学精神提供了线索:大学精神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

大学精神是普遍的,是因为它超越了不同专业和学科,它是不同的专业和学科都要遵循一些基本价值原则(比如自由民主原则、理性至上原则,公正公平原则,平等竞争原则,等等)和共同的治学态度(比如尊重事实的态度、求真务实的态度)。大学不是专科学校,大学的最高使命是培养有教养的公民,是具有明达理性、趣味高雅、言谈得体、举止从容的“绅士”,而不是目光短浅、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和投机分子,也不是只有一技之长而没有人文修养的技术人员。因此,大学教育应该特别重视人文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认为,自由教育是“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educated human being)。”(《什么是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20页)是通过阅读“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使我们从庸俗中解放出来。”(同上,第227页)“自由教育就是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什么是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26页)。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用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的话说,蔡元培说的“学”和“术”的区别,就是“大家之才”和“专业之才”的区别:“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就是这就把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区别说的很清楚了。大学之“大”就体现在这个普遍性的追求上。大学文化是普遍主义的文化。

 

   2、大学的独立性

 

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秉持独立、自由的立场。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上的两句话,大学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无禁区,我们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离的自主世界。权力和金钱被大学的尊严拒之门外。大学精神集中表现为拒绝权力与金钱对自由的知识探索活动的干扰和侵蚀。正如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说的:“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德国现代大学之父洪堡创办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认为大学必须研究纯粹之学术,必须独立于权力:“谓高等学术机构,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与任何政府机构无关”(《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31页)“政府不可把大学视为文科中学,或是专门学院,也不能把科学院当成国家所属的技术或科学机构来对待。”“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的范围。”(《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33页)

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与坚持大学的自主性、独立性从根本上讲并不矛盾。国家的持久强大、民族的持久繁荣、人民的持久幸福,极大地依赖于大学的自主独立。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大学之间的竞争,因为大学所代表的理性、自由、公正、开放、创新和包容等精神,不仅是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保证,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的智慧和品格。因此,大学的独立自主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使命并不矛盾。

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坚决反对把知识用于经济利益或廉价的道德教育,他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失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领。”(《论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42页)当然,拒绝廉价的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大学教育没有道德和价值维度,而只是意味着拒绝偏狭的、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灌输。大学里的道德教育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公民道德教育。在蔡元培先生著名的“五育并举”说中,公民道德教育占有突出的位置。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使人能够站在全人类的公正立场批判一切非正义现象。

 

   3、有用和无用

 

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是创造的源泉。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是各种职业的人都需要的基本能力,因此也是各种职业教育都不可缺少的基本训练。在这个意义上,“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怀特海满怀激情地写到:“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用代代相传的火炬象征知识,那个光明的火炬就是我所说的想象力。组织建设一所大学的全部艺术就是拥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的学术知识为想象之光所照亮。”(怀特海《大学及其作用》,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05页)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个演讲。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美术。原来,乔布斯自己生下后不久,就被未婚妈妈送给一对蓝领夫妻领养,养父母地位低微,收入有限。由于学费昂贵,乔布斯在入学半年后选择了退学。这期间他在里德学院做了旁听了美术字课程。乔布斯回忆说:“那是科学永远不能捕捉到的、美丽的、真实的艺术的精妙,我发现那实在是妙不可言。……当时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可能。但是十年之后,当我们在设计第一台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即苹果机)的时候,就不是那样了。我把当时我学的那些东西全部设计进了mac(苹果电脑的简称)。那是第一台使用了精美印刷字体的电脑。如果我当时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我感兴趣的美术字课程,mac就不会有这么赏心悦目的设计。”这就是无用之用。美术是人文学科,是想象力的游戏,好像和科技没有关系,没有使用价值,但是也许突然有一天,它可以发挥巨大的功用,包括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切忌浮躁,切忌急功近利,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优雅从容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真正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常常做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来。”(《大学的任务》,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47页)现在我们讲“中国梦”,讲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

   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虽然主张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反对贵族政治和贵族教育,但他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心仪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绅士教育,特别是其非功利的纯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在民主社会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原先“局限于悠闲绅士”的那种高雅乐趣,应该被大众分享。他提出了“有文化的民主政体”的目标:民主国家的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7页)所谓“无私的研究”“纯理论的研究”,就是蔡元培讲的“高深的学问”,被急功近利的心态绑架的人是断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高深学问的。罗素还说:“我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数学家一心想着他们的活动在应用领域的间接影响。他们不如去追求一种幻象,去努力捉住和永久地留住他们起初曾在瞬间隐约看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爱得如痴如狂,相比之下,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所有伟大的科学都源于这样一种热情,即人们要具体地表现出那种起初虚无缥缈的幻象,那种诱使人们舍弃安全和舒适而去光荣献身的奇美。凡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绝不会受功利主义哲学的束缚,因为人若变得伟大,全凭这种热情。”(《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7页)

   罗素有一篇文章就叫《“无用的”知识》。他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8页)学习也好、研究也罢,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古希腊的哲学也好,科学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就是人的好奇心,所有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如此,而好奇心是无功利的。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作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作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21页)

举了太多西方的例子,现在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其《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一文中激烈批评了大学的急功近利作风。他说,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在新学生一入学就让他们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业思维就是一种功利思维。他说:“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施一公说: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施一公甚至提出一个说法叫“学不以致用”。他解释说:“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乔布斯学美术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点。

 

4、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

 

说到有用无用,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科的知识是最无用的。在座各位都是学人文学科的,是人文学院的学生,所以我要重点讲讲这个问题。我认为,最能体现大学的超功利性精神的,就是人文教育或人文通识教育。人文学科是关于如何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学科。人文学科传递的是“道”(做人的道理)而不是“器”(技术),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科。一个人只有首先成为文明的、有文化的人,才能干出符合人道的事情。

人文教育的这个定位是与通识教育的定位相吻合的。通识教育课程大多数是人文学科的课程,就是这个道理。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之外的基础教育,英文为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中文又叫“博雅教育”“通才教育”。它是十九世纪欧美教育家有感于现代教育越来越专门化、知识被严重割裂而提出的,是不同专业和职业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育。博是通的意思,相对于专;雅是文的意思,相对于粗或野(没有文化)。其实这些术语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强调教育的普遍性、超专业性,通过普遍性的知识来培养普遍人性、普遍修养,使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绅士,让人成为一个人完整的人,而不是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只懂得一门技术的狭隘的人。

那么,什么是“人文”呢?“人文”与“天文”相对。《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即自然,“天文”就是自然的道理、规律,观察天文可以让我们理解自然界的规律。“人文”是人类社会的道理,做人的道理。这里的“人”是指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掌握了一门谋生技术的人。换言之,人文知识不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学习人文知识对于治国也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化成天下”)。正因为这样,大部分通识课都是人文学科的课程,比如文学、美学、艺术、哲学、历史等等。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就是人文通识教育。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这位自然科学家有自己精彩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不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136)。身体素质好了,任何体力劳动都不怕。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有了基本的思维能力,有了出色的想象力、鉴赏力、判断力,不管你从事什么专业都会用得着。“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136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5、共同人性与永恒课程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他的《通识教育》(又译作“普通教育”)中对通识教育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首先,他认为,“通识教育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育,不论他是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如果他永远不上大学,它同样是有用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培养人的“理智的美德”,这种美德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如果理智是我们卓越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它本身是美丽的,完美的,令人赞赏的以及高贵的,而且从真实的和高度的意义来说,对拥有这种理智的人们以及他周围的人,必定是有用的,不是在任何低下的、机械的、牟利的意义上显得有用,而是作为传播美好的事情,或者作为一次祝福,或一件礼物,一种权力,一宗财富,首先对拥有的人有用,然后通过他对这个世界有用。”赫钦斯《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3)“理智的培养对于一切社会的一切人都是同样的好事。”(《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社会的一切人”既有普遍的意思(从共时角度说涵盖一切民族),也有永久的意思(从历时的角度说涵盖古代人和现代人)。因此,赫钦斯认为这种“通识教育”是不变的、持久的、永恒的:虽然世界瞬息万变,现实生活瞬息万变,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瞬息万变,但这种扎根人性深处的教育却“远离变化不定的现实。”普遍人性是有永恒性的,或者说,人性中有永恒的东西,人类对于真善美的基本标准也是不变的,“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要引出人类天性中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赫钦斯《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

教育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绝对无条件地赶潮流、追时髦,无条件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教育被正确理解的话,任何为全体人民设计的课程的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条件下,都是相同的。”(赫钦斯《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真理和正义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每个人的正义,人类如何能够对话?能够和平共处?

   因此之故,普通教育就应该有不变的“永恒课程”,通识教育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必须接受的那种教育。它不是可以赚钱、可以立刻换来钱的技术知识,不是可以在职场竞争中立竿见影的实用知识,但是没有它,你就只能是一个有技术的野蛮人。

 

6、人文教育和人类和平

 

这样,大学的人文教育还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目睹了20世纪人类的大屠杀暴力历史(二次大战、日本侵华、柬埔寨红色高棉政府大屠杀,等等),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在今天强调这点尤其重要。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道主义教育。在西方,“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个词,humanism,“人文学科”是humanities)。大思想家、哲学家罗素曾谈到普遍主义的人文教育在当今世界的特殊意义:“现今的世界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做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毒良方”。“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特殊的、片段的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概念的知识、艺术和历史。”(罗素《“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26页)这种“足以激发整个人生概念的知识、艺术和历史”,不正是人文科学知识吗?可见,大学的人文学院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人文教育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培养人的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不做有技术的野蛮人。目睹了二次大战悲剧的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在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他问道:现代科学技术节约了劳动、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可是“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正确地去使用它们”,“正确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合乎人道地”。“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带给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我们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的时间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1页)爱因斯坦因此呼吁科学技术要具有价值维度:“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31页)

  上面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关于普遍主义的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们还可以参照德国的例子,看看一旦背叛这种教育原则,一旦大学被党派利益和党派意识形态绑架,后果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知道,洪堡创立的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大学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不但要参加军事训练,而且被灌输纳粹的世界观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教授的政治可靠性是由党的官员确认的,教授的资格是教育部授予的,大学教师因为政治和种族原因被解雇的在当时达到15-20%之多。(赫尔曼.文外尔:《德国的大学和科学》,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84-185页)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最著名的就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教训极为深刻。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学也遭遇了类似的劫难:鼓吹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几乎全中国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学生打老师事件,不但造成一代人学业的荒废,更使得人性和人际关系被严重扭曲,道德感荡然无存,流毒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除。我们的教训同样深刻。

【本文缘起于作者20139月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2017912日,笔者受邀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讲授“新生第一课”,此次发表的文字乃是在2013年版本基础上修改、扩展而成。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于同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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