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周明杰

    “我会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写一个10万字左右的后续，目前我得先‘割尾巴’，争取把案子撤消，也许我不会提起国家赔偿，哪怕一天给我1万元，我也不想去蹲监狱，可是，就在取保候审当天，我也告诉当地公安副局长，如果还要再查我的案子，他可以马上送我回号子，我愿意把你的牢房坐穿！但是你休想让我承认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我只是在反映真实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历史，没有任何的歪曲和捏造。”

    虽然刚刚被取保候审8天，但坐在记者对面的谢朝平脸上见不到一丝萎靡，神情也非常淡定，即便他的发型还是“狱警造”--被拘留后，他留了多年的“自然发型”被剃光，现在长长了些，近板寸。

    说完上述话语后，谢朝平看了看坐在记者身边的爱人李琼后，有些心虚地笑着补充：“我爱人不让我说这话，说是不吉利，呵呵，不过我就是这个态度。我相信，在我们现代社会里，只要没有事实证据，我是不会被定罪的，这个我有信心！”

    围绕被拘留的这段日子，谢朝平接受了记者3个多小时的专访。

问：8月19日你被警察抓走后，是直接被押到渭南了吗？

谢：当天我被羁押在朝阳分局看守所，当晚，临渭的警察们将我带进审讯室。在抓我当时，临渭的警察下手特别狠，我的肩膀、胳膊到处都是伤，当时我抚着伤痕愤愤地发问：你们如此下狠手，把案子弄错了怎么办？其中一名警察特别得意地说：“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错了我不怕！也不会负责！”我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和我是否愿意，我们都会成为舆论、社会关注的焦点，他们冷笑地嘲弄我把自己看得太高。

8月23 日，我被转押往临渭。在将我从朝阳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时，他们还强行把我的手反铐起来塞进车里，手铐麻木了，我多次求他们松一下铐子，均被拒绝。到了西客站，临渭的警察将我从一个候车厅推到另一个候车厅，又从另一个候车厅把我推向下一个候车厅，想以这种示众的方式逼我就范。我不服他的“游厅示众”，结果还招致他们的报复。那几天，我被拧伤的胳膊肿得老高，连脱衣服都非常困难，期间，我十几次向临渭的警察们要药，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

问：在渭南看守所，警方是否多次提审你？有刑讯逼供吗？

谢：没有刑讯逼供。不过，疲劳轰炸、轮番延时审讯是他们最常规的战术。警察们很有心计，他们知道，每天6点到12点左右是劳动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我劳动得筋疲力尽时的11点或午后1点左右前来提审我，一审就是5至7小时，好几次中午饭都是在审讯室吃，9月8日至13日，专案组换了三拨人这么干。我们监舍的狱友们很奇怪，“老谢，犯啥案子了，每次过堂（提审）都那么长的时间？”临渭公安局的刑警队长跟我说，他们破杀人案都没这么重视过，没上过这么多人。

他们告诉我，为了我这个事情，临渭公安局专门成立了'8.9'专案组。我数过，光审讯过我的专案组成员就有17人，他们分局的副局长都亲自出马，还从各派出所抽来了办案骨干，就在我离开临渭的前几天，专案组还在补充人，加上外围调查，这个专案组至少有25人左右。

9月13日那天，他们来找我“决战”，因为那个时间点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是批捕还是无罪释放。当天，临渭分局法制科长冯林亲自来审我……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他们已停不下来，不让我“认罪”，他们交不了差，也丢不起这个脸。

问：在那些日子里，你的心态如何？

谢：那段时间，我每天劳动和受审的时间总在十二、三个小时，每天！虽然不断改变坐姿，但腰椎仍疼得我满头大汗，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被拧伤的左肩、胳膊肿地穿不上衣服。我多次申请药，后来，驻所监察室给了我膏药，我的左肩、腰贴膏药把肉皮都贴烂了……

我愤怒过，不过，我很快就平衡了，我告诉他们--我被关住的只是身体，他们被关住的确实灵魂，灵魂不自由的人更加可怜。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真地是荒唐可笑，他们居然以为采取粗暴、冷酷的手段就能征服人。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以检察官同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度过这30天冤狱的。我没有怯阵示弱，我一直在用我所知道的法律知识在进行抗争，不管是作为记者还是作为检察官，我都无愧于这些身份。

问：有过悲观的想法吗？

谢：有过，9月17日那天，是专案组拘留我的最后期限--要么将我无罪释放，要么宣布对我逮捕。当时，我都有些铁心了，我做了最坏打算：渭南一些官员不会让我无罪走出渭南的。17日那天，我估计公安会来向我摊牌，于是，我准备在他们给我签字的逮捕证上写上几句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政治冤案的腐败权贵和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批注：

在采访中，越说越激动的谢朝平脱下了西装，把白衬衣撸到了胳膊肘上，记者一扫眼间，看到他的胳膊上满是斑痕和红点，李琼告诉记者，“这都是他出来后发现的，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我只能每天多次给他抹药，先止止痒。”

问：在看守所的日子里，遭遇过狱中暴力吗？

谢：刚开始进去的时候，确实难熬。在临渭的看守所里，一进去，牢头就让我“走地”，你想象不到那是多么可怕，你得鞠躬90度，两只手抻着牢头给你的抹布，不许弯腿，保持这个姿势在牢房里擦地。我已经55岁了，这样来回擦了4次，腰就像断了一样，最后哆嗦着跪到地上去擦，牢头呵斥我让我站起来，我当时告诉他：你打死我，我也站不起来了。后来他们看我年纪大了，也就放了我一马。

在里面呆的时间长了一点后，他们就对我很好了。我之前曾经鄙视过他们，想他们都是些罪犯能有什么人性，可是，这个世界在我面前颠倒了！

我有低血糖病，一饿就心慌发抖，非常难受。这个情况，渭南的警察们都很了解，但是他们故意六、七次以饿饭的招来治我。有一天，“过堂”回到号子里已是晚上7点多，吃饭时间早过，犯人们都静静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悄悄问：“谢叔，又没有吃饭吧？”我点点头。这个小男孩从裤子里摸出一个馒头说：“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满怀感激地接过馒头，咬了一口，眼泪就哗哗地掉了下来。我觉得男人不应有泪，更不想让犯人们看到一个检察官、记者掉泪，我就挪到了屋角对着墙在黑影里哭。那个黑黢黢的冷馒头是我难忘的痛，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些犯人比那些警察更有人性？！

放我出来的那天，我的胡子特别长，同一个监舍的犯人们给我凑了一个剃须刀，让我把胡子刮了，免得吓着家人。出来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和800多元的卡都留给了“号子”里的人。

问：你当时知道很多人在为你奔走呼吁吗？

谢：在看守所里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虽然让我见了律师，但是不允许律师告诉我外面的情况。取保候审出来当天，我在网上看了4个多小时，这些天才慢慢知道了一些情况。我特别感谢我的前领导、正义网的负责人赵志刚还有检察日报的记者龙平川，他们在了解我确实蒙冤后，做了大量工作，还有很多作家、媒体都对我进行声援，我非常感谢他们。没有社会的关注，我说不定真被“黑”了。历史如果要记住什么的话，我希望能记住每一个被错抓的当事人、每一起错案，记住广大网民，记住舆论的力量。

问：在这30天里，你最想念的人是谁？

谢：在我所有的思念中，最强烈的那份思念还是对我的妻子李琼。她和我是小学的同桌，十多岁便离家到远处的达县工作，我们从此失去联系，结果，后来还是我“把她的长发盘起，为她做了嫁衣”。婚后，特别是2005年随我“北飘”后，我们相依为命的依恋和少是夫妻老是伴的情感愈来愈浓。

8月19日那天，临渭警察闯进我家时，妻子一直站在我的身边，她怯怯地问：“老谢，为什么呀？怎么办呀？”看她那惊惶的样子，我知道她的身体和内心都在颤抖，她需要我的保护和安慰，可是我自身难保，怎能顾及到她。当晚8点多，警察们将我押进电梯时，妻子追了出来，我这才想起应吩咐她两句，我站在电梯里边大声告诉她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她在电梯外也对着我喊，可我没听清电梯门就关上了，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的目光，包含了人世间全部焦急、忧伤、绝望。在看守所里，我无数次地想，她到底在对我喊什么呢？

回京后，我和妻子都再也不乘坐那个电梯，接着，我和妻子搬离了警察抓走我的那个伤心之地。

8月21日，北京暴雨，我在看守所的监舍里望着铁窗外的大雨发呆，突然，我觉得妻子就在外边，当时不由急了，在心里反复念叨：老李，下这么大的雨，快回去吧！小心淋病了！从临渭看守所回北京后，妻子讲，那天她真的在朝阳看守所外边，在瓢泼大雨中绕着看守所的围墙边走边用四川话大声喊：“老谢，你在哪里！”三个多小时，浑身淋透了她不顾，声音喊哑了她不管，只是木然地一遍遍呼喊着她的“老谢”。

后来，妻子同女儿两次到临渭探监，均被看守所拒绝。她只好给我寄了衣物，我一见包裹上那熟悉的字，一下拿过来抱在怀中。此后，我天天晚上都用写有妻子名字的包裹做枕头睡觉。在渭南，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关中连夜雨，疑是亲人泪。”

批注：

取保候审当天，“出来”后的谢朝平意外地看到妻子等在门外，两人流着泪相拥在一起。这是几十年来，夫妻二人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拥抱。谢朝平讲到这些时，他的眼睛里还闪动这泪花，李琼早已埋头于桌上，在谢朝平说完很久，才抬起头来，对着谢朝平温婉而笑，桌子上，多了一滴晶莹的泪珠。

问：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写《大迁徙》这本书？

谢：冥冥之中，也许是上天安排我来做这个事情。当时去三峡库区采访的记者前后有几百人，但只有我采到了关键人物，看到了当年很多文件的原件并且复印了下来，我收集到的资料有十几公斤。从2007年4月开始动笔，我都是利用晚上和假期来写作，先后6次去库区采访那些移民。

其实，这些移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觉得这段历史应该让后人知道，而我通过多方查找，也发现那段历史确实基本空白，一个写东西的人碰到了好的素材，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而且，在采写的过程中，我无数次问自己，关系到这么多老百姓利益的事情，那些当地的官员真地会不知道吗？审计出问题后，为什么没有人去管这些事情呢？

我爱人曾经反对我写这本书，后来也劝过我不要在书里指名道姓，可是，那些移民真地好可怜，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当过十几年检察官的人，我如果还不能为他们做点事情，那我还能干点什么呢？！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来如实地写出那段历史。

问：目前，很多人认为你继承了中国文人“为民请命”的文学传统，对于这个评价，你怎么看，今后，你还会继续采写类似问题吗？

谢：我不高尚、也不是正义化身，我离那个还很远，我也不想出名，我只是在做一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人活一世，总得做一点该做的事情，你如果不做，良心上会不安的。我相信社会上起码应该有做好事的人。

虽然蒙冤入狱，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只要判不了我的死刑，我还会把这个事情做到底。

问：如果再有警察敲您的家门，你还会开门吗？

谢：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问心无愧，我相信按照程序、按照法律，我没有错，没有事实依据，谁都定不了我的罪，这是我坚持的信念。

李琼（几乎同时，李琼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不开！我要保护老谢，如果都能按程序按法律办事，老谢这次也不会被抓了。

（）回看

2007年4月，谢朝平开始撰写反映有关三门峡水库移民造成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文学。

2010年5月，《大迁徙》以火花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

2010年8月19日，《大迁徙》被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定性为非法出版物，当天，谢朝平被渭南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刑拘。

2010年9月13日，渭南检方对谢朝平作出了不予逮捕的决定。

2010年9月17日，谢朝平被取保候审，当天晚上，他回到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