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诞节前夕，一篇由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10名博士生签名的文章《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问世，文章称，以“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为代表，显示出中国正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这是西洋国家“软力量”的渗透与扩张，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了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文章呼吁人们慎重对待“耶诞节”、“不过圣诞节”，以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文章一出，众多网民就围绕中国人是否应该过圣诞节展开了大讨论。一天之内就有16万名网民参与，其中7.6万人认为“中国人过洋节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3.3万人主张“民众只是找机会轻松，并不是被西方文化洗脑”。

 

　　圣诞节作为基督宗教节日，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由于传统节日形式的单一和枯燥，圣诞节等一批西方的传统节日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需要做的应该是反思自己节日的单调与乏味，对自己传统的节日和传统文化给予重视，深入挖掘，精心包装和推广。只有认识了自己的文化，才谈得上认同和弘扬，才谈得上兼收并蓄，也才能够创新与发展、恢弘与光大中国文化。

 

 

　　在方丈释永信的带领下，河南嵩山少林寺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功夫大赛、普京总统访问、少林秘籍上网、接受地方汽车奖励、为手机放号开光等。释永信和他的少林寺如今早已走出嵩山和武侠小说，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释永信和少林模式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少林僧人不务正业，是僧人俗人一起当；而一些学者则把少林寺作为一种模式进行学术研究。

 

 

 

   2006年12月份，在海南省三亚海上观音广场等佛教活动场所，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佛教婚礼，有法师唱香开示，为新人洗礼，并为新人宣读结婚证书。这引起人们的争议。有人认为，佛教活动场所是出家人修行的场所，在此举行佛化婚礼有辱圣地庄严，也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也有人认为，其他一些宗教也有在宗教场所举行婚礼的传统，因此在佛教活动场所举行婚礼无可厚非，不必大惊小怪。

 

   每个宗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观，佛教也不例外。只是人们历来把寺庙与禁欲联系起来，认为寺庙是僧众修行的场所，举行婚礼有碍僧人修行，有损佛门清静。其实，作为一种新事物，只要它不触及社会功德，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不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的正常宗教活动和宗教界人士修行，并得到场所负责人的认可，人们没有必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随着网络的逐渐普及，网上传教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形式，并且这些博客和网站的点击率非常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的博客，有高达40多万人的浏览量，每天都有两三千的点击率。网上传教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网上传教是否合法今天，这种传教方式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传教方式的一种革新，是宗教界人士借用科技手段参与社会的一种形式，是把自己完全公开让大家来批判，并不违反宗教政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有人认为，这种方式脱离了宗教活动场所，又因其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带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网上传教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传教手段，由于目的不同，其性质也大不一样，有的人纯粹是为了传教，有的只是将其作为参与社会、与人交流的一种途径，就像手机、电话一样。因此，做出准确的评价还为时尚早。

 

 

   2005年10月，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森姆·哈里斯发表了《给基督国家的一封信》，指出“宗教正在使人类社会分裂。宗教干预政治权力是非常明显的现象”。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生物学家兼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上帝错觉》，认为对“上帝假设”的集体非理性信仰不仅是严重背叛理智，而且导致了不宽容、压迫、固执、自大、虐待儿童、同性恋恐惧等现象，认为宗教是人类进化史的思想寄生虫。这些书非常畅销，居然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由此而起，引发西方对宗教负面社会功能的热议。

 

   美欧出现的这一轮宗教质疑思潮是对近10年来宗教社会功能的反思。在哈里斯、道金斯等对宗教的批判中，不约而同地将对象聚焦于组织性宗教和人格神信仰。对于非组织性的宗教和人们的宗教灵性，教授们给与了更多的肯定。在宗教学上，主流观点认为，西方传统中具有强大组织性的一神教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东方无神教、多神教的发展归宿。但从21世纪的世界宗教与社会关系看，对东方的弱组织性宗教的现代价值，也许需要重新评估。

 

 

　　自从2004年孔子诞辰2555周年时我国首次恢复官方公祭，“祭孔”就成为热门话题，与此相关联的孔学热和国学热的弥漫更是引起前所未有的反响；在孔子诞辰2557周年的纪念日，山东曲阜、浙江衢州等地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这些祭孔活动中，官方也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有人认为祭孔本该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活动，官方的介入容易让人与封建社会的祭孔联系起来，这也凸显了地方官员好大喜功的政绩观。也有人为祭孔和孔学热的复苏叫好，认为在商业浸淫文化导致文化浮躁的今天，尊孔和重儒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回归。

 

　　在商业浸淫文化导致文化浮躁的今天，尊孔和重儒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因此，祭孔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活动，本身无可厚非。而官方的参与，更表明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但是，有一些地方则在祭孔的规模上互相攀比，祭祀人数动则数千上万，追求“祭孔之最”，他们追求的是商业趋利，体现的是好大喜功的政绩观。这就值得人们去深思。

 

 

   美国作家丹·布朗的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自2003年3月出版以来，连续多年雄踞美国畅销书榜首。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从刚拉起班子至2006年全球公映，就一直引起众多波澜，尤其是遭到全球天主教徒的反对和抵制。抵制的理由是，《达·芬奇密码》否定福音书的历史真实性，不顾大量历史史实，辩称福音是在公元4世纪被捏造出来，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强制传播的，这与所有专事圣经研究的学者看法相左。而支持者却认为，文学作品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

 

 

 

   海南文昌一小组织学生在校园拜神，另外每人吃两个鸡蛋，祝福考百分，并“平安脱壳”。与此相类，各种考生求神的现象和消息时有发生。一时间，批评者云集，主要有两个视角：一者感慨科学人生观的教育任重道远；二者认为不符合“八荣八耻”的要求。

 

 

 

   2006年12月14日，上海生活美学学会提出将风水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学会会长张良仁提出，倡导“天人合一”等内容的风水文化（堪舆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而在当代，它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成分，当之无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学界意见不一，有关部门态度谨慎。

 

　　风水学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门学科，风水学有着丰富的内涵，里面有着很多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揭示的奥秘，不能将其一概斥为伪科学。再者，由于历史的原因，风水学遭到了群众的白眼和漠视，如果不去拯救挖掘，这项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因此，风水申遗并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在挖掘保护风水文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鉴别，以免将一些借此骗钱害人的糟粕也随之收入，流毒社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和金立鑫两位教授先后提出，西方世界认为龙是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动物，龙在西方语言文化中是恶魔的代名词，西方媒体用龙来隐喻恐怖主义、财政赤字、火灾等恶性事件。中国龙的形象容易招致别有用心的歪曲，因此应该改变龙这一中国人形象的标志，以重塑中国形象。也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龙的名字惹的祸：真正使外国人产生误解的是“Dragon”这个单词，而不是“龙”这个汉字，我们要做的只是重新英译“龙”，例如译为“loong”，就可消除这种误解。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网民的兴趣，众多网民参与其中，支持者有之，但更多人却认为，否定龙象征是一种文化自卑。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国的象征，代表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中外所普遍认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些自信，而不能因为一些其他因素而抛弃了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