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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须门事件:从虚拟走向现实的潘多拉魔盒

(2006-06-09 12:38:24)
分类: 【拉倒一切牛鬼蛇神】
文/横刀问雪
 
  夫人前段时间告诉我网上有个铜须门事件,问我是否知道,我说不知道,网上一搜索,才知这事件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我这个整天泡在新浪博客上的网虫却丝毫不知,这究竟是新浪博客反应迟钝,还是新浪自觉和猫扑、天涯有别,别人炒起来的话题,自己不愿拾人牙慧呢?总之,昨天看了朱大可先生的《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一文(http://blog.sina.com.cn/u/47147e9e010004e9),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朱先生作为新浪博客上的时评“大佬”,在这个时候发表一通关于铜须门事件的高论,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我个人觉得,朱先生的观点理性得有些“非礼”了。
 
  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总结出了“中国拥有悠久的道德民兵传统”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朱先生所举例的一系列事实,在封建社会甚至解放后的中国农村,都不是多发性“事件”,更不是生活的常态,仅仅只是个案而已,不足以得出“道德民兵”这样的概念来。“民兵”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组织,他的存在是有明确目的的,也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准则,我们姑且把这一概念推广到整个封建社会,那么这个组织实际上就相当于所谓的“封建卫道士”,是用来捍卫封建道统的组织或者群体。
 
  我承认这样的群体是存在的,但是作为“性”,绝对不可能是卫道士们护卫的主要内容,所以,将先人用以维持“性”伦理秩序的行为上升等同为“道德民兵”行为,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朱先生所谓的“‘多数人暴政’的狂热气息”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说朱先生关于“道德民兵”的言论是对历史的“非礼”。
 
  朱先生关于“第三者现象”的思考和结论,窃以为,这是朱先生100年前的观点,至今尚未进化,不知道为何在今天才发表出来。封建社会对于婚姻的干涉和禁锢,实际上在上世纪初的城市社会中就已经松动了,从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婚姻自由思想对于新青年的冲击力之大之猛,在新思潮泛滥的五四时代,家的传统概念几近崩溃,自由恋爱的精神泛滥无边,文学青年们不惜以背叛家庭的代价,相继投入同居或者二婚的时代潮流中。胡适、鲁迅、丁玲、田汉、郭沫若、张中行、杨沫……这些现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更是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去印证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然而,他们的验证却意味着别人的痛苦,那些被他们抛弃的糟糠之妻或者苦主们,大多呆在并不发达的乡村寂寞的了其一生。如果朱先生处于那个时代思考分析“第三者现象”,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结论(注意看朱大可先生原文,他是总结别人的小说和电影中的现象后得出的结论,而后用这个结论来观察验证铜须门事件)是不尊重事实的,并没有实现理性思维和客观评判的作用。道理很简单,现在是婚姻自由的时代,在你没有签订那一纸谈婚论嫁的契约之前,你对对方的评判完全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甚至对方的性功能,在婚前的性行为中也已经检验过了,这个时候嫁与不嫁,娶与不娶,一切由你自己来决定。即使是婚后发生了情变,离婚也是一条自由的选择。那么,婚外情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性欲的膨胀,就是私欲的滥觞,在中国城市农村一片婚姻自由的大背景下,婚外情何来“美学”可言呢?至于说“现代伦理学(情感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力及其限度)法理建构”,更是无稽之谈,法有明文(《婚姻法》),现代伦理学就没有必要在“自由选择权力”上构建什么了,而所谓的这个限度,也只能是“零”,即:若为人妻,就不能躺在第二个男人的床上,若为人夫,怀中就不能拥有第二个女人。我不知道朱先生是否对婚外情有所体验,倘使真有体验,先生当以何心情去发掘这体验中的美感呢?所以说,朱先生关于第三者现象的认识,是对现行婚姻伦理的“非礼”。
 
  不难看出,无论朱先生所列举的那些小说或者电影,还是先生自己举出的关于贵州民工惩罚族内通奸者的事例,其目的是要突出两个字,一个是“农”,一个是“旧”。不知道朱先生对现在的乡村生活有多少了解,我一直以为,我国的农村中很少有那种对于通奸采取残暴手段的行为发生,相反,由于文化的贫乏,交通和生活水平的落后,反而使得农民对于性的认识要比城市的人开明和开放,西北就有“打伙计”的说法,我记得先生列举的《老井》一书中,就有一女事二夫的事情发生。在乡村,有时随便找个人结婚,自由的很,即时是现在,大量农民涌进城市,那些在家独守寂寞的农妇发生偷情的事情,就跟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小姐一样的普遍发生着,不知道朱先生对这样的现象调查过没有。像贵州民工乱刀砍死通奸男犯的事实,跟城市里主妇乱刀砍死出轨丈夫的事情一样,同情而且同理,不能因为别人是几个人一起砍的,就可以随便认为是群体性事件。至于朱先生得出“旧伦理竟然继续保持着鲁迅所描述的“吃人”本性,重写了21世纪中国伦理史的黑暗一页”,这就更是过分扩大了事件的外延,是对农村现状的无端“非礼”。
 
  朱先生对于一个网络事件的说理和举证,竟然用了那么多的非网络的论据,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朱先生还不清楚真正的网络生活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虚拟和现实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渊源。我也怀疑朱先生此文是应景之作(为《东方早报》而写),并没有完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比如把QQ聊天记录说成是MSN对话),也没有对网络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把握。这也难怪,我们无法让一个出生于五十年代的评论家去体会什么网恋或者一夜情,至于魔兽游戏,我想先生也是知之甚少,那些“群起而攻”者,并非如先生所言“大多是某个游戏联盟的成员”,也绝对不是什么“哄客”,他们就是一群对婚外滥情道德沦丧行为极度不满的群体,这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谁来居中串联,他们就是公义和良知所在,是非常典型的群体“见义”者,至于那些把网络事件引向现实声讨的网民,就是典型的“见义”之后还可以“勇为”的人,对于这样的群体,我只会叫好,不会叫骂,尽管他们的某些行为有“可骂”之处。
 
  整个铜须门事件,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网民的追杀,而在于事件的主角反应出来的道德问题,至于网络追杀行为,我认为可以看做是对网络滥情的一次非常严重的警告,是道德的破坏者理应受到的精神折磨,也就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伤德成本”。
 
  我曾经跟朋友说过,那个苦主如果不在自己的帖子后面附上自己的妻子和第三者的聊天记录,那么他的帖子会像石头一样,在网络的海洋里消失的无影无踪。原因很简单,网络事件都不是无端的,网民对事件的真相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正是那段聊天记录成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也就是说,那是铁证,包括QQ号码,都是真实的。第三者后来用视频承认认识幽月儿,这个时候,他承不承认奸情已经不重要了,是傻瓜也能够判断得出奸情是否存在,何况“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你不分辨,别人还会去猜去想,你一分辨,就结论了。传媒和评论家们在否定所谓的网络暴民把一个虚拟空间发生的事件引向现实生活中对真人的声讨时,却丝毫不去关注一个很老却客观存在的更隐蔽更危险的问题:网恋。从网恋到一夜情,还是第三者,这不也是把虚拟世界引向了现实世界的滥情么?网恋和一夜情是前因,揭露和声讨是后果,这一“因”一“果”都是从虚拟抛向现实的潘多拉魔盒,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究其原因,竟然还是所谓的维护个人的隐私或者维护网络秩序之类的法理精神。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体和一些评论家们在报导和评述铜须门事件的时候,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样的“追杀”很过火,甚至有违法的嫌疑。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不依不饶的精神,那么道德的批判作用又将从何体现呢?仅仅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像个小媳妇一样站在一旁,唧唧歪歪几句,而后咽哑而退?假使这样的批判没有发生,那些醉心于网络滥情的人们肯定就不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那么,用不了多久,网络上还会出现更多的铁须门,金须门或者银须门,而现实中,我们的帽子厂就都去生产绿帽子了,大街上也到处是大奶和二奶的战争,那个时候该是多么热闹啊。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道德批判是懦弱的,甚至是自私的,德不孤,必有邻。道德一旦不能对不良现象产生批判作用,甚至有时成了用于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比如那位幽月儿就一下子给所有批评自己的人戴上了“卫道士”的帽子)的时候,那么,这样的道德,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的纸有价值。对于铜须门事件,我觉得是一种好现象,虽然有些过火,也不管是些什么人在推动着这样的批判事件,客观上它让我们知道了道德的取向还是正确的,道德的批判还是有力度的,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网络滥情的严重性,照出了网络道德批判的群发性,同样也照出了我们的道德观正在所谓法制精神的围剿下显得是何等的孤独无奈。
 
  最后,我用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格言送给那些对“道德批判”保持过分警惕的人们:
 
  如果没有德行,人类就是一种忙碌、有害和可怜的生物,不会比任何一种渺小的害虫更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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