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

 

 

文∷刘苏里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到底谁影响了我们这三十年

我给出85人名单及其代表作品

 

 

    下面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主题是人、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

    选择这个角度，吃力未必讨好，但却十分诱惑。我愿意做一次尝试。

    故事一点点展开，由近及远，直至源头。有两点发现：我们前行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目标似又模糊起来。这很契合中国这30年走过的路的情形。

    因是故事，便不能不厚古薄今，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降，特别是本世纪的“故事”，我们大多耳熟能详。

 

一

    对大多数人来说，1976年10月事件之前，除政治学习之需，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不是过来人，难以置信。

    近代文明，是印刷文明，因而是书籍文明，没有书籍，等于远离文明，主动放弃，等于自绝于文明。1976年前的中国人，10年时间，书尽粮绝，—官方说法是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图书生产和消费，比之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情形，一时想不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并非烧尽天下所有书。

    还是有人有书读，多数是偷来的，但在人群中，到底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有书不能读，或根本无书可读，是普遍实情。1978年之后将近10年，“买书难”才得以缓解，证明中国人被饿到什么程度。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稍早一点，2月下旬，北京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哈姆雷特》、《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家》等作品，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

    当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后改县级市），准备高考。

    无书可读，我们饿狼一样每天寻觅着可能的食物。一本破烂不堪的《尼布龙根之歌》，被我们当成宝贝。上面提到的35种名著，应该包括巴尔扎克的几种小说，比如《高老头》，还有傅东华译的《飘》，大城市供不应求，别说我们那边疆小镇了。传说镇新华书店来新书，我头天晚上便去排队，一夜下来，空手而归。原来每种书最多十几册，少则5本，关系户都不够分，怎么可能满足外面排队的读者？手上有书的人，成了大爷，跟今天的富人一般，屁股后总一群人。我有个同学妈，就是新华书店门市主任，但无济于我，走不了后门，就借，比今天借钱还难。

 

二

    2008年，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20年前的买书难，转为今天的卖书难，是原因之一，—20年，天上人间。回头说那35种重印作品，总计1500万册，种均42.85万，跟今天的种均5、6千册，哪有道理可说。可今天的品种数，包括重印版，一年有二十几万种，其间的差距，有怎能以道理计哉！2006年，一部风靡全国的文化类读物，一千几百家媒体以不同形式报道，一问，才买了不到5万册。

    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39种重印书上市。从大势看，39种重印书，恰如涓涓细流，自此慢慢形成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而其中的暗礁浅滩，今天看来，真算不得什么。孙中山不是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么。

    今年开年，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面世，过来人无不打鼓。可什么都没发生，至少没公开发生，书照买。同类书，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据说就抽调若干篇章，没有什么理由。张胜《从战争中走来》，抽去120多页才得公开出版。但我们还是从杨、张著作中，读到很多未曾读过的。历史倔犟地展开它本来的画面，尽管因被过度卷曲，一不小心便出现反弹，而一旦打开，再彻底合上，没那么容易。

    历史上（二十几年前），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研究国外、港台作品如何引进的做法，一去不复返了吧。

 

三

    在短缺年代，书籍是稀有资源。从中心城市到边缘乡镇，分配极不合理，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所在的虎林镇，虽说有一家营业面积百来平米的新华书店，但地处偏远，属稀有资源分配末梢，无书可读局面更加严重。我个人的读书经历，严格说，始自大学。那一年，我19岁，正常情况，已是读书出徒的年龄。与我们身体的长进比起来，智识和精神的个头，是太过矮小了。

    人群的分野，跟早年获取知识、思想的状况，有着极高的关联度。从后来读到的诸多回忆文章里知道，大城市尤其中心城市的年轻人，贵胄（所谓高干、高知等）子弟，在那个极端年代所能获得的读物，远非其他地域、出身人群所能比。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后者拉平两者距离的机会，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起点的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后来三十年各自的人生轨迹。在陈嘉映、赵越胜、甘阳、刘小枫等人的回忆文字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放诸更广阔的平台，两者差异，五十步百步矣—中国在知识、思想追赶各列强的步履，本来起步就晚，经过反复折腾，到公元1976年，之间出现的鸿沟，已不能用道理计了。当此时，我们将近10亿人口的大国，出版图书的机构，仅是区区一千余万人口荷兰小国的十分之一还不到；美国出版公司在发行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再版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国却以8000万册的发行量，强行推广《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4年英国人阿德勒主持修订的32卷《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告竣，而中国有关部门1976年还在商讨如何“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争取尽可能提前完成”《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编纂工作。

    国家尚且如此，个人又能如何？

    旧体制短缺的不仅是经济，更短缺书籍和书籍承载的一切。

 

四

    大学生活的特点，是选择面突然加大，就阅读而言，从报刊、杂志到书籍—自己购买的，图书馆收藏的，同学间拆借的，甚是任何地方顺手牵羊的，无不成为鲸吞对象，消化不消化，都当作营养物，说我们当时是阅读的杂食动物，绝无夸张。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思想、心灵的躯体，也正是在此一配餐格局下，疯狂生长，至于说骨骼、肌肉、上下身、大脑发育，是否合乎比例，只有天知道。

    1979年夏季，在我入学前不久，李泽厚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一年，《美的历程》交付出版社，但上市是两年以后的事。李的哲学奠基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据说成稿于“文革”，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再无人挑战。

    比较起他影响更大的《美的历程》，我更喜欢“三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三十年后，我问起刘东，他说，李对孔、儒学的解读，还是最精彩的（“孔子再评价”），但我记得的，是李对毛哲学的看法，以及隐隐约约有关中国近代救亡与启蒙的论述。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却不是我的，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早期教育与天才》），和《豺狼的日子》。也是30年后，在去承德坝上的路上，我惊奇地发现，同伙中竟然有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如此喜欢《豺狼的日子》，甚至一想起戴高乐总统俯下身一刹那，便为“豺狼”失手痛感遗憾，—我体会，那是世间最大的悲情。

    其实，我个人，因躲在图书馆开放的书架之间，逃课阅读科罗泽的《戴高乐传》（1978年1月版），无可救药地喜欢上戴，喜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在伦敦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举动，甚至着迷于他类似使性子般与雄狮一样的丘吉尔周旋，玩猫捉老鼠游戏，从不妥协让步的姿态，尤其爱上他凯旋巴黎的盛况，很多年，我总是间歇地“回忆”、复盘那一幕，—法国人从维希政权阴影中走出来，靠的首先是戴高乐倔犟的军人姿态。也是30年后，当我读到科耶夫写给戴高乐《法国国是论纲》，我头脑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就是戴高乐俯身、重返巴黎的历史镜头，是戴高乐那近乎阿拉法特花头围巾似的“抵抗战士”军帽。2005年，人民大学重新翻译出版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以及女儿写的《我的父亲戴高乐》，没犹豫地买下，试图找回当年读戴的感觉。

    读所有能读之书，只要带字儿。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1980）、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198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198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198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1978）和奥威尔的《1984》，等等，等等。

    对日本的认识，始于吉田茂。这位战中形迹可疑的人，战后却成为引领日本走出战争阴影的政治家，是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此后，读过许多有关日本或与日本有关的作品，如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1980）、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198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1995）。

    令人遗憾的是，记忆中奥威尔的《1984》，是在大学后期读的，可怎么也找不到初版本，无法确认出版者和年代。奥威尔的立场，反极权专制，老大哥形象，让我十分震惊，并对他千里眼般的预警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读《动物庄园》（上海人民1988），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五

    八十年代，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

    此前的四年，是中国“解冻年代”的曲折年代。人们压抑几十年，尤其文革十年，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不论精英阶层，还是更广大的普通民众，需要排遣，还历史真相，寻求公道和正义。“伤痕文学”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悄然走热。

    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感受解冻的热度，比之中心城市，差得很远。补上伤痕文学一课，在我，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那里，很难看到发表《班主任》、《伤痕》的报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叶文富《将军，你不要这样做》，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入学的兴奋，冲淡了我读伤痕文学的热情。恰巧，此时作家王蒙、张洁、叶文富，先后来学校演讲，阅读的动力和感受，自然不同于纯文字的、纯故事情节的。我们心中的问题，可以当面向这些作者提问。现在想来，提问是仓促的，回答也是仓促的，这很符合我们阅读新起点的社会心理状态，急促而充满怀疑。

    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群众1982）、奥威尔《198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科1980）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科1982）、《让历史来审判》（人民1983）出版以后。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尽管有些还是“内部发行”。二十多年前，同学间面红耳赤的争论场面，还历历在目。顾准再次引起重视，要等到12年以后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出版，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直到最近。遗憾的是，《古拉格群岛》至今还是“内部发行”。

    启蒙伴随着国家开放进程。就我个人而言，或许整整两代人（40、50、60年代出生），开蒙是从阅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社科、四川人民、花城等出版机构的读物中完成的。伤痕文学，除戴厚英《人啊人》（花城1980），多数还是刊物、报纸副刊文字，不便阅读，也不易保存。重印外国文学名著为启蒙热潮推波助澜，成了阅读首选。一位朋友提起当年阅读《战争与回忆》（人民文学1981），两眼放光，说，“我就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外国，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新鲜。”不久前，他还顺手牵羊朋友一套《战争与回忆》，颇为自得，当夜又读了一遍第一卷。还有一位朋友，当年把茨威格的书手抄一册，影响他直到今天。

    人民文学、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年代读书人，谁没个十几、几十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达尔文、培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托克维尔、罗素、杜威，等等，直到后来的克劳塞维茨、马汉、波普尔、亚当·斯密、李斯特、普鲁塔克、希罗多德、吉本、尼采、弗洛伊德、宾克莱等等作品，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多少人智慧的天窗。

    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大的了。目前能够查到的，丛书第一本，是《易卜生集》（1911）；1978年以后新启蒙时代能查到的第一本，是《魁奈经济著作集》（1979），直到最近的《历史是什么》（2007），持续将近百年，伴随民国以来开启的现代化的全过程。

    这个长长的书单，也仅是其全部规模的十分之一吧，因我有所涉猎，记忆深刻而已。

   《理想国》（柏拉图），《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培根论说文集》（培根），《思想录》（帕斯卡尔），《法国革命史》（米涅），《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风俗论》（伏尔泰），《政府论》（洛克），《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尔》（卢梭），《利维坦》（霍布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费希特），《论出版自由》（弥尔顿），《祖国在危急中》（布朗基），《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战争论》（克劳塞维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代议制政府》、《论自由》（密尔），《潘恩选集》（潘恩），《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海军战略》（马汉），《古代社会》（摩尔根），《儒教与道教》（韦伯），《法国革命论》（柏克），《发生认识论原理》（皮亚杰），《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哲学的改造》（杜威），《人有人的用处》（维纳），《有闲阶级论》（凡勃伦），《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汤普逊），《路标》（海德格尔），《拿破仑时代》（勒费弗尔），《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克罗齐），《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草原帝国》（格鲁塞），《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罗斯托夫采夫），《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汤普逊），《经济分析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诺思），《贫困与饥荒》（阿马蒂亚·森），《蒙塔尤》（勒华拉杜里）《最后的沉思》（彭加勒），《街角社会》（怀特），《历史是什么》（卡尔）……

 

六

    我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代人。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整个八十年代，涉猎有限，尽管此一时代，“国学”热，比西学热，差不许多。

    中学学过古文，仅此而已。

    从批林批孔到批儒评法，从反“封建”到破四旧，一系列政治动员，破坏了我们一代人仅有的对祖宗遗产的热情。中学传看《三国》和《水浒》，纯属好玩，吸纳的营养，实在可怜。大学生活，同学来源复杂，背景不一，有有家学的，启发（甚至竞争心态）我领略“国学”风景。三本书，引我入门：冯其庸领衔编的《历代文选》（中国青年1978三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1980）和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1982）。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这三本书，每天必读，文选百十篇，几乎能全部背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是倒背如流。杨注论语，二十几年来，读过许多遍，其中诸多教益，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坐标。而我最喜欢的，是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世间极富想象力的篇章，“秋水”有让人沉静之功效。

    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1978），余冠英《诗经选译》（人民文学1979），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中华1980），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1980），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皆案头常备书。最有意思的是读《人间词话》，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不自觉地对照，“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自己到了哪个层次。

    更系统的接触古典文献，还是1989年以后的事。李零是我的老师，注意他，是从《方术考》开始，到《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已顶礼膜拜了。最近几年，年年读得到他的新著，从《兵以诈立》到《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年近一个甲子，可心中块垒似乎非一两部作品可冲开，行文愈发有战斗性。更早一些，迷过庞朴。李学勤的著作，像《走出疑古时代》，非常喜欢，但未必同意其结论。

    从古典文献进到考古学著作的阅读，要归功苏秉琦，我是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库房里找到《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虽然此前读过《神祗·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但是苏的著作，让我迷上考古学（1996），1999年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一口气读完，让我对祖宗的兴趣，大为提高。

    “国学”热，从八十年代至今，二十几年不衰，当然有其内在逻辑。新儒家作品的引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纷纷登陆，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新新儒家蒋庆、陈明遥相呼应，所有努力，都为了用儒家的内圣，开出新时代的外王，蒋庆的《政治儒学》，以及几年前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2005），目标一以贯之。今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龚鹏程《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可谓最新声音。

    无独有偶，像是配合，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人牵头发出的《甲申文化宣言》，把“国学”热—中华文明复兴的愿望推向高潮。2006年，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随后套书出版，把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论坛首度提出的“和平崛起”，提到前所未有的热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中国崛起》，成为总结性著述，为“崛起”呼声助威加油。2007至今，谈论“崛起”的图书，比较严肃的，就是五十几种。所有这一切，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国学”热，有着亲缘关系？

 

七

    “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截止1988年，可查共出版了74种。巧合的是，丛书第一本，是李平晔《人的发现》，像是戴厚英《人啊人》三年后的回响。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一批冠以“丛书”之名的套书，先后出场，比如三联版“西方学术译丛”（1986），贵州人民“传统与变革”丛书（1986），华夏版“20世纪文库”（1987），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1988），等等。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

    2008年，“花生文库”策划的《王云五文集》第五卷出版（江西教育），作者忆及当年商务创办，以及此后发展历程，与中国现代文化步伐如此紧密，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弄潮儿，坚定不移的推手，甚至是指路灯塔。科举废弃，传统的现代的知识人，有赴官场的，有搞研究教学的，少量从商，更有一批人办出版、图书公司，编书、出书、买书，成为中国现代化努力重要的力量。他们与知识生产者密切配合，推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曲折前行，居功至伟。八十年代初知识人找到“丛书”这个支点，撬动了参与国家变革的大门，上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的传统，血脉延续至今，不能不让人击掌浩叹。

 

八

    1983年，《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限国内发行。1984，奈斯比特《大趋势》（社科）面世，同年，商务出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社科文献200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社科文献2007）、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大2008）问世，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可以说，中国开放，大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都与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观念传播，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至少在此方面，官民上下同欲，收获之丰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但不能忘记，迎头追赶信息化，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当年讨论现代化时，争议少，共识多。等到全球化来临，—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却争议不断。还好，在拥抱全球化一点，官民主流，又一次意见一致，“全球化”在中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随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1985）、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1988）、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上海人民1989），相继上市，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从1990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现代化新论》（1993）、《东亚现代化》（1997），加之1996年，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出版，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25年来，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

    1984年，研究生开题报告，我选的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虽然阴差阳错最后做了个公共行政学题目，但现代化研究，一直是我密切关注的领域，从未间断。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1956）、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1977）、亚农《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山西人民1986）、亨廷顿《艰难抉择》（华夏1989），都是我陆续读过的，印象颇深。我对巴列维的敬仰和同情，都源于《职责》，而从巴黎回国的知识分子与国内大毛拉们联手搞掉巴列维，让我很多年来，惊诧不已。

    最近几年，我连续读过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2003）、《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大2001）、《全球化地图》（社科文献2007）、《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上海人民2008），都还是现代化主题。

 

九

    1989年，出版了三种颇受关注的书，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社科）、戴晴《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证》（贵州人民）。何的风格，是刘宾雁开的先河，30年来，有一批作家秉承此一风格写作，比如苏晓康（《乌托邦祭》、《自由备忘录》），赵瑜（《兵败汉城》、《革命百里州》）、卢跃刚（《乡村八记》、《大国寡民》），胡平（《千年沉重》、《禅机》）、王军（《城记》），马立诚、凌志军（《蛇口风波》、《交锋》）。其实戴晴的写作，八十年代，亦是此一风格。

    此一写作风格，学者们也有发挥，且写出的作品，大都风靡一时。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199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2000）、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2003）、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大2004）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2004）、杨显慧《夹边沟纪事》（天津古籍2002，花城2008）《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2003）《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2007），等等。

    台港作家中，此一风格非一人能为，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1986）、龙应台《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魏特夫，在中国有着非常奇特的经历。几乎开放同时，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一道，他走进知识人视野，一个时期其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可书要等到1989年9月才出版，或许是赶着译的，只是部头大，难译，或遇到出版障碍也未可知。等书出版，讨论热烈期已过，后来人们偶尔提起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书已出版。但魏特夫很重要，跟至今难见于国人的德热拉斯一样重要。德热拉斯的《新阶级》，45年前就有了中译本，比我小三岁，至今还盖着“仅供内部参考”的戳子，命运不济《东方专制主义》。类似命运的，还有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据说三十年来，有多人翻译该作，2008年，终于在部分删节后由三联书店出版。比起德热拉斯和阿伦特，科尔奈和米塞斯幸运许多，前者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去年由中央编译出版，后者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这部成书于40年前的作品，中译本2008年花落社科出版社，近期上市。

    有时前行并不顺利，但步子并未停止，还在走，就有希望。

 

十

    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按时间排序，他们（它们）分别是：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1979）；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1979）；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1980-1986）；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198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1982）；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1982）；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1983）；任俊明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1983）；段若非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1984）；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系列（社科1984至今）；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5）；颜月君等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1985）；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1986），《寻找家园》（花城2004）；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1988）；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1988）；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199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199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科1994，译林2007新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1998）；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科1998）；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200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社科200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科文献2003）；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科文献2003）；金耀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大200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科文献200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200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2008）；……

    相信漏掉的，比所列的，多很多，但我无法穷尽，况且篇幅也不允许。就此打住。

 

十一

    该收尾了。

    到底谁影响了我们这三十年？我给出85人名单及其代表作品。

    1鲁迅（《鲁迅全集》）、2胡适（《胡适全集》）、3陈寅恪（《陈寅恪集》）、4韦伯（《韦伯集》尤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王朔（《王朔文集》）、6孔子（《论语》）、7哈耶克（许多，尤其是《自由宪章》、《通向奴役的道路》和《致命的自负》）、8海德格尔（许多，尤其《存在与时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9托夫勒（许多，尤其《第三次浪潮》）、10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1钱钟书（《钱钟书集》尤其《围城》和《谈艺录》）、12王小波（许多，尤其《我的精神家园》和《黄金时代》）、13王蒙（《王蒙文集》）、14福柯（许多，尤其《性经验史》和《知识考古学》）、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6李泽厚（许多）、17刘小枫（许多）、18费正清（许多，尤其《美国与中国》）、19尼克松（许多，尤其《领导者》）、20顾准（《顾准文集》）、21昆德拉（许多，尤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活在别处》）、22金庸（《金庸全集》）、23董桥（许多）、24尼采（许多，尤其《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5罗尔斯（许多，尤其《正义论》）、26亚当·斯密（许多，尤其《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27北岛（许多）、28乔治·奥维尔（许多，尤其《1984》和《动物农场》）、29柏杨（许多，尤其《丑陋的中国人》）、30黄仁宇（许多，尤其《万历十五年》）、31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32林达（许多，尤其《历史深处的忧虑》和《如彗星划过夜空》）、33张爱玲（许多）、34康德（许多，尤其三批判）、35黑格尔（许多，尤其《历史哲学》和《小逻辑》）、36马克思（许多，尤其《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37弗洛伊德（许多，尤其《梦的解析》）、38梭罗（《瓦尔登湖》）、39王元化（许多，尤其《思辨录》和《九十年代日记》）、40李慎之（《中国道路》）、41甘地（《甘地自传》）、42马基雅维利（尤其《君主论》）、4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44汤因比（《历史研究》）、45歌德（《歌德全集》，尤其《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46索尔仁尼琴（许多，尤其《古拉格群岛》）、47罗素（许多，尤其《西方哲学史》）、48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49本尼迪克特（《菊与刀》）、50杜拉斯（许多，尤其《情人》）、51卡尔维诺（许多，《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寒冬野行人》）、52萨特（许多，尤其《存在与虚无》）、5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54柏拉图（许多，尤其《理想国》）、55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尤其《政治学》）、56布罗代尔（许多，尤其《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57柏克（尤其《法国革命论》）、58特蕾莎修女（《活着就是爱》）、59卢梭（许多，尤其《忏悔录》和《社会契约论》以及《爱弥尔》）、60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61洛克（尤其《政府论》）、62戈尔巴乔夫（许多，尤其《改革与新思维》和《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63阿伦特（许多，尤其《极权主义的起源》）、64盖茨（《未来之路》）、65巴菲特（《致股东的信》）、66龙应台（许多，尤其《野火集》）、6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68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69金观涛（尤其《兴盛与危机》）、70本雅明（许多，尤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71房龙（许多，尤其《宽容》和《人类的故事》）、72金克木（许多，尤其《比较文化论集》和《风·烛·灰：思想的旋律》）、73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74卡夫卡（许多，尤其《城堡》和《变形记》）、75加缪（许多，尤其《西西佛的神话》和《局外人》）、76培根（《论人生》和《新工具》）、77哈贝马斯（许多，尤其《交往行为理论》）、78松下幸之助（许多，尤其《松下经营成功之道》）、79德鲁克（许多，尤其《公司的概念》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80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8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82亨廷顿（许多，尤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83费孝通（许多，尤其《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84汪晖（许多，尤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85余英时（许多，尤其《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

    该列表或许不全，但涵盖面并不小。它可能引起疑义，这个人该列进来，那个人给漏掉了，还有谁不该入选，等等。入选者不是没有标准，但十分模糊，也只能模糊，否则根本进行不下去。但这表太重要了，起码有助于我们从速掠影般地回顾，这三十年，究竟谁在影响我们的观念、制度设计、改变事务的决心，型塑一些人的精神和行为方式，甚至言语、行文模式。如果你有雅兴，不妨添枝加叶或删繁就简，给出你的表。还有，入选的人物，常常是有文本行世，平时关心自己阅读生活的人，提到某人，马上会有其一至两本著作掠过脑际。有时你未必深究，或并未读过，但它们冷不丁冲你而来，说明它不仅存在，还对你或多或少产生影响。

    该表罗列的人物，顺序上相当随意，想起谁列谁；古今中外，没有刻意分别，类型上更无寻求逻辑关系的企图。但请读者放心，这表的确花了我不少时间和脑筋，—三十年，有多少人的著作及其承载的思想对我们每个人、对帝国行进的步伐有着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影响？！

    85人中，国人（包括台港、海外华裔）占30位，35.3％，三分之一强一点点，也非刻意，但大体符合实际。换句话说，三十年影响中国制度及其人们思想的，国外（主要是西方列国）因素要重许多，客观上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反对现代化是西方化的说法，争口舌之快，无助于概括事物的本质，到底形势比人强。如果有人不服气，那我倒要问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三十年前开启的开放进程，不是向世界开放自己，是向我们的过去开放？向我们自己开放？还有，三十的开放，难道不是得益于对世界有价值的思想、观念、方式等等吸纳的结果？作为帝国的中国自有自有的逻辑，自有的品格。2008年，当我们开放步履行进了三十年，回过头看，中华帝国还是中华帝国，不是欧洲某个帝国，也不是美利坚帝国。唯一改变的，是帝国的体质，是子民的心态。历史不断展现给世人的事实及景象，就是，谁敢于敞开自己的胸怀，而非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谁就是列国竞赛中的胜者，难道不是么？让小鸡肚肠、自怜自爱、唯我独尊者偷偷饮泣去吧，见鬼去吧。

    期待着下一个十年、三十年。下一个第三十年，公元2038年，中华帝国开放、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努力整整一个甲子，希望还有机会盘点影响我们的书籍和人物，可以肯定，表中一半的人物会隐去，或许更多的人物入选，我会更用心地一年年观察、记录出版的书籍，更准确地给出它们的数量和影响我们的理由。实际上，从此篇截稿前，此项工作已经开始，很大程度源于对眼前工作的不满意，更主要起因于工作过程中，时常感到的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