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七期：十年）

→ 邱立本
（1950年—）在香港出生， 1972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后于美国获经济学硕士
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星岛日报》、洛杉矶《中国时报》的编辑和记者。1993年以后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曾兼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和担任香港大学兼职教授

这也使香港成为人文空间狭小的城市
法律上没有阅读禁区的城市
却要面对自己心理上的阅读禁区

   阅读香港，就从阅读禁书开始。
   这也是我个人的读书经验。中学时代，喜欢在旺角的奶路臣街旧书摊逛，买了不少在台湾被禁的李敖与柏杨的作品。有一次在一家小书店看到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书店的老板跟我眨眨眼说：“这是台湾最新的一本禁书，而殷海光就是李敖的老师。”我受不了“禁书”与“李敖的老师”的双重诱惑，就把整个月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了这本书，也从此走进了自由主义论述的世界。
   这些读禁书的缘份，也使我去了台湾念大学，并走进了一个处处是禁书的世界。在六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三、四十年代作家，都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但“越禁越香”，我每年暑假或寒假回香港，就会回到奶路臣街的旧书摊，搜购不少鲁迅、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品，然后秘密夹带回台湾，与同学及老师分享，感受那种读禁书的快感。
   但我终于失手了。一九六八年的暑假，我从香港坐“安庆轮”返回台湾上学，在基隆港登岸时，我带了一个大帆布袋，里面放了一大堆衣物，但袋子的底层，用衣服包了一本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和几本鲁迅的小说与杂文集。我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没想到那位安检人员很利落地把整个袋子的东西倒出来，几本“禁书”就全部现形。
   我也被请进了一个小房间，被问了半小时的话，也填了一张密密麻麻的表格，然后听一位官员训斥：“侨生怎么不好好读书，竟然要看禁书！”
   我知道自己从此被列入了警总的黑名单。我当然没有告诉他，其实那本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是为殷海光而带的。他那个时候很关注内地思想界的状况，要我们这些香港侨生为他从香港带些内地学者的著作。
   那时候我才十八岁，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不仅没有禁绝我读“禁书”，反而勾起我的强烈兴趣。在随后几年，我开始系统地读那些在台湾被列为禁书、也在香港主流社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红色著作”。我不仅读毛泽东的著作，还读了“革命”小册子。在弥敦道的学生书店，我买了马克思、列宁的书，像《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国家与革命》等。
   七十年代期间，我在香港认识一位逃港的红卫兵。他告诉我，在左翼思想的世界里，有不少反对派著作，在中国大陆都被列为禁书。我又跑去奶路臣街的旧书摊，买了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郑超麟回忆录》等作品来看。
   后来我到了美国念书，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看了更多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被禁的书，并且不断在思考为什么这些书会被禁了？在中文世界里，“禁书”还是一个没有消失的关键词。
   禁书的命运，是否就是中国的命运？难道中国就是一本禁书？昔日旺角奶路臣街的旧书摊，已随风而逝。但在今天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我们可以阅读所有被禁止的书，也在阅读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
   但在没有禁书的香港，却有不少港人陷入自设的阅读禁区。他们只选择功利的、赚钱的、实用型的书，像“如何在三十岁前赚一百万元”，“怎样取悦你的上司”，“怎样驾驭你的老公”。两岸昨日和今日的禁书对他们太遥远。他们不在乎鲁迅、殷海光，更对历史、哲学、文学没有什么兴趣。
    这也使香港成为人文空间狭小的城市。法律上没有阅读禁区的城市，却要面对自己心理上的阅读禁区。它限制了港人的想象力和竞争力。市民自设禁区的阅读，成为城市一双沉重的翅膀，难以飞进更有创造力的天空。
   阅读香港，也是要让阅读没有疆界。我们不仅要走出被政治权力所限制的世界，也要走出被商业权力所左右的氛围。阅读就是一场旅行，阅尽五光十色的多元化风景后，我们才可以读出新的自己，也读出中国现代化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