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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合法性问题
摘要：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的提出迄今已近一个世纪，学界仍然在不断地从社会学自身以及从社会学之外两个方面寻找解决中国化或本土化合法性问题的答案。作为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的理论探索，学科本土论并没有突破与社会学中国化如影随形的合法性问题的制肘。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 合法性 学科本土论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and Its Validity
（略）
二、社会学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上）
（略）
三、社会学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下）
（略）
四、学科本土论的合法性
1996年，在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立项项目中，郑杭生教授承担了社会学的一个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对此课题的研究，可视为郑杭生教授学科本土论形成的起点[url=#_ftn1][1][/url]。
1997年，郑杭生教授在《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中，将社会学的本土化趋势作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url=#_ftn2][2][/url]。
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此，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认为中国社会
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其标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
论和方法的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吸取国外社会学精华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
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url=#_ftn3][3][/url]。
在世纪之交，郑杭生教授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路径的“学科本土论”。郑杭生教授其主要观点简略地概括为：“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url=#_ftn4][4][/url]。 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因此中国社会学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
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
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
法。所谓“创造特色”，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本土论是中国社会学第一个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系统化理论体
系，既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学认识深化的产物，也是对社会学中国化认识的深化。郑杭生教授既将学科本土论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学理论预设的评判基础之上，
也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对于打破欧美强势社会学地位，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目标；既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对于中国现实社会及其实践的关注，也强调社会学的本土化
要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体现了社会学中国化思潮的多重影响。
学科本土论认为欧美的现代化理论[url=#_ftn5][5][/url]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其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其二是“欧洲中心主义”。社会学是发轫于现代化进程的一门新兴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本土化则是这一进程的全球扩
展所激起的空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产物，所以对现代化的理解，逻辑地规定了叙述和阐述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和框架。社会学本土化的实际过程本身挑战了欧美现
代化理论的两大预设。社会学本土化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合理思想和优秀文化的汇聚、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互动的产物[url=#_ftn6][6][/url]。学
科本土论并没有将中国社会学发展，局限于本土化的目标，而是要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资质，将“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
土特色”相结合，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的主题，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是中国社 会学发展的大趋势。
学科本土论延续了恢复与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传统[url=#_ftn7][7][/url]。学
术本土论将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作为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作为形成社会学中国
学派的条件和机制。以学科本土论的观点来看，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是构成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两大基本结构要素。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
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本土化的
目的，就是挑战欧美现代化理论的两大预设，在欧美现代化理论之外，形成一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形成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社会学本土化，是“‘地区性 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国为‘化域’的拓展过程；是“外来社会学与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学科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积极建构过程，是所谓“强势 ”、“主流”的欧美社会学与“弱势”、“本土”的非欧美社会学的非均衡发展的过程[url=#_ftn8][8][/url]。郑杭生教授认为，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是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通过在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中体现的反省—批判意识、责任意识和竞争—发展意识，消除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url=#_ftn9][9][/url]。
学科本土论强调了立足本土社会和实践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性。郑杭生教
授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
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因此，学科本土化的历程，应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如何与本土社会相滋相长的历程。也就是说，学科本土化应是以认知、理解并服
务于中国社会现实实践为理论前提和基本预设，并在此基础上之上进行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本土构建。
五、学科本土论的理论局限
笔者以为，学科本土论关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构成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正当性前提。一方面，用现代化理论来统称欧美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不恰当、不准确的，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
以及“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忽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千差万别的差异性[url=#_ftn10][10][/url]。
另一方面，以西方社会学理论预设的欠缺论证社会学中国化的合法性，暗含了认为社会学理论具有全世界“普适性”的可能性假设——并不是社会学不可能在全世界
适用，而是因为西方社会学本身有问题。郑杭生教授所谓“本土化——国际化——世界化”的中国社会学发展大趋势，证明了这种假设已经在学科本土论中自然而然
地滋长为一种基于“民族意识”的“普世情怀”。在笔者看来，这种“天朝上国”般的“中国中心主义”，比“欧洲中心主义”更加令人可怕！
学科本土论虽然强调了社会学的本土化要“立足现实”，但并没有将社会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基础——亦即“社会学为什么要中国化”——放置在中国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总结，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指导与应用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而是意图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困境或在体性欠缺论证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性需求。
学科本土论的基本内涵亦未脱离孙本文所谓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窠臼。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梳理一下社会学中国化的圭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孙本文就提出的“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的系统主张。这与郑杭生教授在20世纪末提出的所谓“借鉴国外”、“弘扬传统”、“立足现实”、“创造特色”的十六字方针何其类似！
所谓“主体意识”并不能提供社会学本土化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基础。作
为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
术取向，学科本土化实质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如何与本土相滋相长。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应是以认知、理解并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实践为理论前提和基
本预设，并在此基础上之上进行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本土构建。换
言之，中国社会学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由所谓“西方理论范式”造成的总体性危机，而是其理论构建在某些社会性因素的干扰和桎梏中进退失据，没有坚守学术
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远非走出“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误区，形成所谓的“中国主体性”所能完成；而其内核，亦非“中国主体性”所能
涵盖，而是要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之中，找到坚守学术自主的位置、力度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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