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上看，我肯定强于大牛，虽然大牛同志对音乐爱的比你深，也爱的比我深，就算大牛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把我对音乐的爱好归类于“没什么用武之地的艺术”，我依然会固执地认为我强于大牛。
大牛同志对音乐的爱好从我跟他接触的情况来分析，应该有二十多年了，原因是他对香港连续剧惊人的熟悉，他也绝对是港台流行音乐的“粉丝”。咱大陆的除了极个别特有天赋和早期的摇滚如崔健以外在他眼里均不足挂齿。早期他甚至对港台流行音乐几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和喜爱，覆盖面也特广，不像我只是对那几个我喜欢的人有兴趣，正如他在他那个帖子中写的连苏芮的什么《工作、休息、再工作》大碟他都如饥似渴的大听特听。那么各位看官，你们当中又有谁听过这张专辑呢？如今大牛同志都还是坚持站在港台流行音乐的革命路线上不动摇，连周杰伦同志那些“念都念求不过来”（一个朋友在聆听周杰伦的歌时的感慨）的“天书”都听。
大牛同志除了在港台流行音乐上涉及的广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在“鸟语”方面也决不在我之下，虽然我们都听不懂“鸟语”，但我们基本能听懂用“鸟语”唱的歌，而且什么歌我们也基本都能用“鸟语”演唱，当年大牛和我就共同用“鸟语”翻唱过老狼同志那首著名的《同桌的你》，而且还得到了一批真正操“鸟语”的人的夸奖。
不得不说，我真的怀念当时的那些日子。我和大牛经常搜罗一大堆磁带或唱片，揣着去“骚扰”某些只有好音响而不听“带子”的朋友，没人“骚扰”的时候就在我宿舍里用大牛在帖子中提到的那台“声宝”牌收录机渡过一个个“港台之夜”、“星马之夜”或是“摇滚之夜”。
大牛同志除了听，亲自唱也是他一大爱好。我在前面提到过，大牛同志的唱在矿区早就家喻户晓了。从唱来看，大牛同志有两大特色，其一：嗓门高而且绝对是用真声，如果他音色再好些的话很多“巨星”将不是他的对手。其二：歌词记的特清楚，也特多，当时他会唱的歌的歌词全在他脑子里呆着，我敢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大牛同志这一本领的话，小日本发明的卡拉OK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用武之地。
虽然大牛同志对港台流行音乐情有独衷，但他对当时国内的摇滚音乐倒是相当的喜爱和尊敬。我记不清是95还是96年了，中国摇滚乐教父级人物崔健同志在他的“新长征路”走到山穷水尽之后来到鸟市演出，得知此消息后，正在自治区文化厅学习的我及时通知了正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牛同志，电话中我们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董事会，并一致同意了公款消费的意见。
当时从重庆回来的好朋友欧阳同志也在鸟市。演出当天一大早，当我、欧阳和鸟市的姓袁的朋友心急火燎赶到南门时，才发现那里根本不象我们想象中的人山人海票特紧俏，只有三三两两的闲人站在设在南门体育场外的售票点周围观望，似乎也没人急于出手买票。我一看，甲票价居然高达150元一张！我、大牛、欧阳再加上陪我们一起到现场的袁朋友一共四个人就得要600元！600元是我三个月的工资总合，是卖300盒正版磁带或100盒盗版磁带的毛利！虽然心疼钱，特别是从崔健磁带里赚来的钱，但看在摇滚的份上，我还是万分舍不得的掏600元买了四张票，要知道90年我在成都看同样的演出才12块一张啊！卖票的倒高兴了，他们居然兴奋地允许我们在里面随便挑，当然我们挑的是第一排的票。
既然这么昂贵的票已经买了，那就要把它用好、用够。接着，我们就开始为晚上的演出作准备了。
首先我们来到军区大门一侧的“军品劳保门市”购买了四顶绿帽子戴上（就是当年解放军戴的那种），姓袁的朋友自告奋勇去借了四件老式军装，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各个磁带店乱逛，目的是弄到一张崔健专辑的招贴画，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有一家年轻的老板消息灵通知道老崔今晚演出居然给我们开出了60元的高价。还好，最后我们在北门的一家音像店里只花了5块钱就从对老崔演出毫不知情的老太太手里买了一张“红旗下的蛋”，然后我们就戴着“绿帽子”象当年闹“学潮”一样高举着“红旗下的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不少回头率，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因为买不到五角星，我们还买了几盒外包装是红颜色的雪莲牌香烟备用。
最后，我们三人“全副武装”地来到了“白宫”对面的“奶咖”，在那里边喝饮料边等待姗姗来迟的大牛，同时我们还将红色香烟盒剪成四颗红五星用糨糊分别粘在四顶绿帽子上。
我们分别喝光了两杯“奶咖”后，落地玻璃窗外出现了大牛同志风尘仆仆的身影。
在鸟市温暖的阳光下，他穿着扎眼的皮夹克，脸色暗淡，目光呆滞，胡子也没刮太干净，让人感觉他就是个边远贫困地区来自治区首府上访的人。虽然那天鸟市的大街小巷除了一眼就能看出的是来自农牧区的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穿皮夹克的人。大家纷纷对大牛同志来大城市也不注意着装问题提出严肃的批评。大牛同志只好辩解说：“皮夹克怎么了？皮夹克就不能穿？鸟市虽然是大地方、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衣着时髦、体面，现代化气息挺浓，但地处山区，天气说变就变，凡寒流都没办法躲过，所以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还有其他包括口里的人到鸟市必然得考虑多带多穿衣服。要不冻病了算谁的？”
果然，大牛同志头一天因为一直在为革命加班加点，又没能买到卧铺票，所以头天的劳顿加上一夜没睡，脸色自然难看，形象自然只能归类为“上访者”。
一杯“奶咖”下肚，大牛同志迅速恢复了往日眉飞色舞、夸夸其谈的本来面目。而且还掏出了为演唱会特别准备的用于喝彩的哨子、试图让老崔签名的笔、几盒“金嗓子喉宝”以及“红旗下的蛋”的磁带。
大牛同志对音乐的爱好从我跟他接触的情况来分析，应该有二十多年了，原因是他对香港连续剧惊人的熟悉，他也绝对是港台流行音乐的“粉丝”。咱大陆的除了极个别特有天赋和早期的摇滚如崔健以外在他眼里均不足挂齿。早期他甚至对港台流行音乐几乎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和喜爱，覆盖面也特广，不像我只是对那几个我喜欢的人有兴趣，正如他在他那个帖子中写的连苏芮的什么《工作、休息、再工作》大碟他都如饥似渴的大听特听。那么各位看官，你们当中又有谁听过这张专辑呢？如今大牛同志都还是坚持站在港台流行音乐的革命路线上不动摇，连周杰伦同志那些“念都念求不过来”（一个朋友在聆听周杰伦的歌时的感慨）的“天书”都听。
大牛同志除了在港台流行音乐上涉及的广度大大超过我之外，在“鸟语”方面也决不在我之下，虽然我们都听不懂“鸟语”，但我们基本能听懂用“鸟语”唱的歌，而且什么歌我们也基本都能用“鸟语”演唱，当年大牛和我就共同用“鸟语”翻唱过老狼同志那首著名的《同桌的你》，而且还得到了一批真正操“鸟语”的人的夸奖。
不得不说，我真的怀念当时的那些日子。我和大牛经常搜罗一大堆磁带或唱片，揣着去“骚扰”某些只有好音响而不听“带子”的朋友，没人“骚扰”的时候就在我宿舍里用大牛在帖子中提到的那台“声宝”牌收录机渡过一个个“港台之夜”、“星马之夜”或是“摇滚之夜”。
大牛同志除了听，亲自唱也是他一大爱好。我在前面提到过，大牛同志的唱在矿区早就家喻户晓了。从唱来看，大牛同志有两大特色，其一：嗓门高而且绝对是用真声，如果他音色再好些的话很多“巨星”将不是他的对手。其二：歌词记的特清楚，也特多，当时他会唱的歌的歌词全在他脑子里呆着，我敢说，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大牛同志这一本领的话，小日本发明的卡拉OK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用武之地。
虽然大牛同志对港台流行音乐情有独衷，但他对当时国内的摇滚音乐倒是相当的喜爱和尊敬。我记不清是95还是96年了，中国摇滚乐教父级人物崔健同志在他的“新长征路”走到山穷水尽之后来到鸟市演出，得知此消息后，正在自治区文化厅学习的我及时通知了正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牛同志，电话中我们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董事会，并一致同意了公款消费的意见。
当时从重庆回来的好朋友欧阳同志也在鸟市。演出当天一大早，当我、欧阳和鸟市的姓袁的朋友心急火燎赶到南门时，才发现那里根本不象我们想象中的人山人海票特紧俏，只有三三两两的闲人站在设在南门体育场外的售票点周围观望，似乎也没人急于出手买票。我一看，甲票价居然高达150元一张！我、大牛、欧阳再加上陪我们一起到现场的袁朋友一共四个人就得要600元！600元是我三个月的工资总合，是卖300盒正版磁带或100盒盗版磁带的毛利！虽然心疼钱，特别是从崔健磁带里赚来的钱，但看在摇滚的份上，我还是万分舍不得的掏600元买了四张票，要知道90年我在成都看同样的演出才12块一张啊！卖票的倒高兴了，他们居然兴奋地允许我们在里面随便挑，当然我们挑的是第一排的票。
既然这么昂贵的票已经买了，那就要把它用好、用够。接着，我们就开始为晚上的演出作准备了。
首先我们来到军区大门一侧的“军品劳保门市”购买了四顶绿帽子戴上（就是当年解放军戴的那种），姓袁的朋友自告奋勇去借了四件老式军装，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各个磁带店乱逛，目的是弄到一张崔健专辑的招贴画，走了好几家都没买到，有一家年轻的老板消息灵通知道老崔今晚演出居然给我们开出了60元的高价。还好，最后我们在北门的一家音像店里只花了5块钱就从对老崔演出毫不知情的老太太手里买了一张“红旗下的蛋”，然后我们就戴着“绿帽子”象当年闹“学潮”一样高举着“红旗下的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不少回头率，充分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因为买不到五角星，我们还买了几盒外包装是红颜色的雪莲牌香烟备用。
最后，我们三人“全副武装”地来到了“白宫”对面的“奶咖”，在那里边喝饮料边等待姗姗来迟的大牛，同时我们还将红色香烟盒剪成四颗红五星用糨糊分别粘在四顶绿帽子上。
我们分别喝光了两杯“奶咖”后，落地玻璃窗外出现了大牛同志风尘仆仆的身影。
在鸟市温暖的阳光下，他穿着扎眼的皮夹克，脸色暗淡，目光呆滞，胡子也没刮太干净，让人感觉他就是个边远贫困地区来自治区首府上访的人。虽然那天鸟市的大街小巷除了一眼就能看出的是来自农牧区的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穿皮夹克的人。大家纷纷对大牛同志来大城市也不注意着装问题提出严肃的批评。大牛同志只好辩解说：“皮夹克怎么了？皮夹克就不能穿？鸟市虽然是大地方、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衣着时髦、体面，现代化气息挺浓，但地处山区，天气说变就变，凡寒流都没办法躲过，所以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还有其他包括口里的人到鸟市必然得考虑多带多穿衣服。要不冻病了算谁的？”
果然，大牛同志头一天因为一直在为革命加班加点，又没能买到卧铺票，所以头天的劳顿加上一夜没睡，脸色自然难看，形象自然只能归类为“上访者”。
一杯“奶咖”下肚，大牛同志迅速恢复了往日眉飞色舞、夸夸其谈的本来面目。而且还掏出了为演唱会特别准备的用于喝彩的哨子、试图让老崔签名的笔、几盒“金嗓子喉宝”以及“红旗下的蛋”的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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