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招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编辑部来了五个帅哥美女，一色的八十年代后及高学历。承朋友们的关注及热心支持，十分感激，未能一一回复的，在此一并致谢和致歉！

 

 

 

                             牧神的午后

 

                       沉重的躯体和空无一语的心灵

                       慢慢地屈服于中午高傲的寂静

                                    ——马拉美

 

    长笛响起来了，犹豫着，小心地前行；随后双簧管的加入，开始了追逐和嬉戏，热闹的躲闪，却被紧跟着的木管带入了清魂甜美的仙境，最后又归于梦幻般的沉静宁息之中。德彪西《牧神的午后》前奏曲在耳边挥之不去，我手中的书久久地停留在翻过的一页，眼睛里的光渐渐聚集在虚茫的一点，直至音乐完全隐退，十五年前的午后在记忆中潮水般地纷至沓来。

    十五年前的夏天，炎热而虚妄。午饭后到上班前的二个半小时中，每一个午后都显得漫长，无聊，难熬，却又单调得出彩，丰富得沉闷。

                     

                                磁带库

 

    那时办公室里还没有空调，即便在我们这种省城里的大机关。

    饭堂里的饭菜总是乏味可陈的，吃饭只是一个为免挨饿不得不做的规定性动作。每次总是匆匆地去，急急地回。原本，吃饭时跟别的部门的人嚼嚼舌头，是可以听到诸多离奇有趣的花边新闻，足以充实地打发那二个多小时的，却又害怕一不小心，自己哪天也成了那花边新闻的主角。

    于是，宁愿回到十人一间的办公室里来。狭小，凌乱，昏暗，仄逼的空间里，办公桌横七竖八占去了大半，空白或编好的磁带席地堆放，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惟一的一张公共藤椅穿了一个大洞，把我的丝袜挂烂了好几次。我穿着长裤，陷在藤椅里，埋头查阅节目解说词中“塘鹅”的英文译法，热得大汗淋漓，忙碌中多少有点做秀的表现成分。我知道，用不着主动去寻找午后的消遣，自然会有别人过来找我。果然，沙梨从门外探着头喊道：丫头，到磁带库打牌去！

    磁带库是惟一有冷气的地方。而且冷气很大，要披上衣服才能在里面呆得住。跟着沙梨悄悄地过到去，李子心和郭五一已经洗好牌等那里了。

    之前我并不会打牌，除了最基本的“锄大地”。但这并不妨碍我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宁可教我，也不愿意叫那个牌技很好，却忙着为漂亮的女主持在太阳下打伞的小林。就这样，我从一个“牌盲”，到成功扫盲，迅速地被培养成一个技艺纯熟的“拖拉机”高手，光荣地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

    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我和李子心一对，沙梨和郭五一一对。磁带库里静谧阴森，冷气机在“丝丝”地往外吐着凉风。几千盒磁带一行行、一排排地分列整齐，井然有序，像一个树木丛生的森林，不见日光。柜子底部都装有导轨，我们把其中的一行柜子推到一边，腾出一个可以放下茶几的小空间，坐在几盒磁带上便开始了轮战。那些燥热难耐的午后，就在磁带的森林中快速地流逝，变成了记忆。

    在这个奇特的组合中，李子心是跛了一条腿的，郭五一似乎也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而行动不便。但我没想到，十年后郭五一也跛了腿，而且，从此就再也走不动了，坐起了轮椅。这个境况，和仍能走路并活跃在京城导演圈子里的李子心比起来，要悲凉得多了。我后来再没见过郭五一，无法想象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只听说他主动和老婆离了婚，独自闭门写书，自得其乐，并无半点厌世。

    而沙梨，在历经数次感情挫折之后，背负着老姑娘的身份出了国。没人和她保持过联系，似乎完全断了音讯。不曾想，一次我顺道到美国加州的一位律师朋友家里作客时，竟一眼在他的相册里见到了依然美丽的沙梨，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原来，他们是大学同学。朋友告诉我，沙梨上个星期才来过，就坐在我坐着的沙发上。

         

 

                             打字室

 

    在电脑并不普及的年代，打字室是每一个新人不得不经常去的地方。

    那时我最怕去打字室，不是怕辛苦，而是怕里面的人。我们拿着要打字的文件去到打字室，并不需要自己动手打字，打字室里有专职的打字员，她们负责所有部门的文件打字工作。

    她们——自然都是女的——其实一共只有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不记得名字了，只记得少的叫汤佳。我新来乍到，除了谁都可以欺负之外，跑腿还是份内的事。于是，每天少不了要往打字室跑两三趟，偏偏每次又都遇上汤佳接我的活。我怕她。

    汤佳是个厉害的人。短发、微黑，眼睛小而利，说话干脆简洁，没有任何废话。她坐在打字室里，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手指却在键盘上“噼里啪拉”地飞快地翻动，动作迅捷准确。见人来了，也不抬头，只是扬扬下巴，示意我把文件放在桌上：“放下，明天来拿。”我小心地陪着笑脸，低声央求：“可以下午来拿吗？很急呀。”她转过头来，把眼一瞪，一口回绝道：“不行！你没见我有多少文件要打吗？谁不急？就你急？！”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向领导交待。

    为什么当时会这样被汤佳欺负，我到现在还想不太明白。因为在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怎么说我也是个国家分配的大学生，而汤佳只是个没有正式编制的临工而已，而且还是个没读过大学的打字员。惟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她比我资格老，可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她给我气受的理由。后来，我发现她并不仅仅欺负我一个，而是几乎对所有的人都这样——一概的横眉冷对，一律的不讲情面——心理也就平衡些了。或许她就是这种个性，谁的帐都不买。

    但像汤佳这样厉害的角儿，却也有剋星。虽然我不算记仇，可当多年后听到有关她的一些负面消息时，总不免有些快意恩仇的感觉——终于她也有受气的时候了。

    汤佳的剋星是陈于无，我的顶头上司，另一个让我极其畏惧的人。陈于无有正牌大学文凭和过硬的本领，作风雷厉风行，锋芒毕露。由于他个人能力了得，业务、外语无一不精，自然容不得手下的人表现木讷，行事愚钝。偶有出错，便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毫不留情。他手下的数十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包括我在内，都有被他骂哭的经历。我那时忍受委屈的资历尚浅，被他骂过一次后，便认定他有歇斯底里症，是个心理变态的工作狂。

    没想到，这两个从不懂得与人为善的“黑面神”竟走到了一起。不多久，我便在中午的饭堂里听到了关于他们的传闻，说汤佳每天为陈于无打饭，陈于无带着汤佳在办公室审片……等等。起初我并不信，无法想象这两个人如何能够相互兼容。后来，好多次在午饭后，都看见陈于无一身惯常的打扮，穿着一件披了口的圆领T恤，趿着一双踩了脚跟的黑布鞋，慢慢踱着步向打字室走去，才有点信了。听人说，陈于无早有妻小，家庭稳定，他和汤佳的感情，就只靠着午后那段短暂的时光去培养，艰难而谨慎。再后来，我自己也开始恋爱了，无暇去顾及他们关系的进展。只知道有一次，汤佳和陈于无在打字室里大打出手，陈于无先是刮了汤佳一记耳光，汤佳进而报以一只玻璃烟灰缸，手一扬，就准确无误地砸中了陈于无的左肩膀。激烈的争吵声扰乱了大院宁静的午后，惊动了楼上楼下许许多多未能入睡的听众。我对他们的壮举并不感到诧异——两个性格火爆、个性强烈的人，不吵架才是不正常的。果然，就在人们仍津津乐道地以他们的趣闻佐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暗地里迅速地和好，一前一后地出双入对了。

    无疑，打字室里的故事，曾极大地丰富了我们那些黯淡而乏味的午后，充实了我的记忆。我一直不能忘记他们。最近和旧同事见面，还特意问起他们的情况。不出我所料，汤佳和陈于无在几经离合之后，最后还是分开了。同事说，陈于无曾把汤佳捧得极高，不避私嫌地给她任命了一个很好的职务，但终于还是把她给遗弃了。而汤佳，为了这个让自己爱恨交加的男人，一直未嫁，只身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去了香港。

    我无语，快意的同时，也为这个原本强悍的女人感到心痛。

 

 

                                 演播厅

   

    陈于无虽是个工作狂，却又时时充满创意和活力，让人不得不服。

    那年快到中秋时，单位决定搞一次中秋汇演，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让大家自娱自乐。

    这个任务，本来并不算正业，但陈于无却主动地把它给揽了过去，准备亲自导演，要在汇演上跟文艺部的节目一争高下。

    陈于无想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噱头，就是搞一个四人的角色反串。他把我们这些喽啰召集到一起，两男两女，组成了一个乌合之众，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就去楼下的3号演播厅排练。按照陈于无的设想，我们一个扮阿庆嫂，一个演李玉和，但都唱当时最流行的时代曲；而另外两个人则作时装打扮，却反唱京剧选段。这个念头既好玩又有趣，我们马上贪新忘旧，纷纷撇下打牌或看片，兴致勃勃地排练去了。

    3号演播厅只是个小型的专题片演播室，里面空间不大，还堆满了布景板等杂物，仅仅够我们四个人小范围地走走场。演播室没有窗户，陈于无不让开空调，打开聚光灯后，室内的温度骤然升高，像一个蒸笼。他从电视剧部借了几套戏服回来，让我们换上。我演阿庆嫂，上穿着一件蓝底小白花的粗布襟衣，下穿一条宽得像“洪湖水浪打浪”般的水桶裤，腰间扎着一条白围裙，像模像样的。因为衣裤都太大，我就直接把它们套在身上，里外两三层，热得满头大汗，如同在焗桑拿减肥。但相比之下，“李玉和”就更惨了。演李玉和的是廖棘，他平时是个小刺头，每天短袖短裤一身短打。此时，却要穿着一套厚厚的法兰绒工装，脚蹬高统皮靴，扎着裤腿，手上还要擎着一盏马灯。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滑稽样，我实在忍不住，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得直不起腰来。陈于无这次竟破天荒地没有破口大骂，只是皱着眉，哑着嗓子要我们抓紧时间归位。为了排练，他已经把嗓子唱坏了。

    到了中秋汇演的时候，陈于无亲自为我们化了妆，每一个人的形象都极具戏剧化效果。我红着脸蛋，浓眉大眼，短发齐肩，俨然一个“青春版”的阿庆嫂，在台上扯着嗓门摇头晃脑地唱道：“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 从不懂解释我为何/ 在你友爱内寻到火/ 年头匆匆地飘过/ 甜苦都许多/ 风波虽各自去闯/ 而两心未分过/ 伴我行是友谊/ 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 吹得熄火太阳千个……”而一身时尚闪珠短装打扮的沙梨，长发蓬松，架着墨镜，一本正经地摆好做手，捏着腔唱道：“临行喝妈一碗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啊……”台下上千人早已笑倒一片，喝彩声口哨声此起彼伏，连坐在前排的领导们都乐得哈哈大笑，带头鼓掌。不消说，我们的节目最后拿了一等奖，和综艺部并列冠军。

    陈于无一直站在后排观众席上，双手抱胸，喜形于色。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那些午后，是最为充实的。可惜时间很短，总共都不到一个月。

 

 

                               资料片

 

    当然，在没有特别节目的时候，也并不是所有的午后都是虚妄的。有的时候，甚至还有点意外的收获。

    那就是在办公室里看片子的时候。

    我们的部门专门负责进口国外的片子，所以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看到一些连领导都未必看过的“资料片”。十五年前的时候，即便在广东这样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开放前沿，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外国片也是寥寥无几的，好片子就更少了。于是，午后“看片”便成了一个秘密活动，只在部里小范围内进行，多少有点神秘刺激。每次看片，大家都心照不宣，一吃完饭，都急急地赶回部里，悄悄地搬了凳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关上门，就开始了。

    那些午后，是清晰的，也是虚幻的。每一天，都被不同的画面分割、错开，然后又重组、连贯起来，消化了的和未能消化的，都转化成为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比较。

    有《与麦当娜同眠》，有《发条橙》，有《公民凯恩》……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性·谎言·录像带》。那个片子当时还很新，一年前才刚在美国上演。在俊朗的男主角詹姆斯·斯派德对大嘴女主角安迪·麦克道尔说：“I’m impotent.”（我是个性无能）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弱而小的，但眼神的坦诚，神情的黯然，却是打动人的。一时间，仿佛被这一句话击中了——我不能确定，在生活面前，自己是否也是个无能者；在爱情面前，自己是否又是个爱无能者。谁知道呢？当我们对弱者表示同情和怜悯时，或许只是在假象中自欺欺人，而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失败者。

    李子心那时号称是单位的“第一把剪子”，对画面的剪辑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大家都在默不出声地看片，他却总爱在旁边作貌似专业的解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

    平时我并不反感他这种强加以人的自我享受，但在看《布拉格之恋》时，却反感了。因为，它是不需要解说的。

    当看到托马斯和萨宾娜在战争中失去联系，流亡他国，最后又在瑞士重逢的情境时，李子心开始再次发表高见了：“你们看看这个镜头的处理，非常的冷静和到位。导演没让他们激动地冲过去拥抱在一起，而是在突然中站住，凝固，百感交集地默默对视，缓缓地摘下帽子，然后会心一笑……”

    从托马斯和特丽莎，萨宾娜的关系中，我知道了爱情、幸福和欲望的非单一性，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没有谁能正确地评判出，到底是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更纯洁，还是和萨宾娜的爱情更美好，就像我不清楚自己是应该去遵循道德的规范，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心灵。生活是强大的，无所不容的，然而你却不得不在两难中作出选择。

    其中，托马斯还提到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这一话题。他说，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灾祸之源时，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他要赎罪。

托马斯也要赎罪。我们也同样。

    最后，托马斯和特丽莎回到了乡村，俄罗斯诗人蒲宁笔下的乡村，充满了“晦暝之境”。这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宁静、朴素、神秘、勃郁。那条弯弯曲曲的林中小路，在倾盆大雨中，模糊、泥泞地延伸，永无尽头。

    生活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无处可逃。每一个午后，我们都要从虚幻中回到现实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