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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公债终误国
雪珥
这轮公债具有浓厚的大清特色，融合了国库券与彩票的特点：按照农工商部的方案，总共将发行1000万张，每张面值1元，其中100万张为得奖票，奖金总额为300万元，其余900万张为公债票，“给以轻息而不还本”，年利率2厘，期限为60年，由大清银行担保。农工商部计划扣出100万元为制票、办公经费，政府实收款将为600万元（《宣统朝政纪》卷20）。
这个方案公布后，遭到了御史黄瑞麒的坚决反对。他在奏折中认为，农工商部发行这一公债，打着学习西方诸国的旗号，但是，“诸国之所以有大国之威者”，并非因为公债，中国要富强，绝不能靠学习这一点。这一公债的唯一得益者，将是农工商部自身，该部不仅因此可得办公经费100万元，而且，所收入的集资款600万元存入银行后，以年利率6厘计算，每年可得36万元，扣除付给民众的年息2厘后，60年间可以获得纯利1080万元。如果每年都搞一轮这样的公债，“源源不绝，子复为母，母复生子，不必兴办他项实业，而农工商部之财，将横绝宇内，诚致富之奇策。”
昭信股票变横征暴敛
其实，大清国此前已经发行了两轮公债。
第一轮公债的发行，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期限为两年半，每半年为一期，第一期还息不还本，从第二期起本息并还，每期偿还本金四分之一。这一名为“息借商款”的公债，利率十分优厚，月息高达7厘，而且借款在1万两以上者，均可授予虚衔封典，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但是，最后只募集到1102万两白银，效果很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了仓促上马、规则设计上十分粗糙之外，最为致命的是官僚机器将此“借款”演变为“勒索”。当时的财政部（户部）还相当敢讲真话，给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地方官藉机苛派勒索折》，毫不掩饰地承认：“数月以来，道路传闻，苛派抑勒之风，迄未尽绝。”报告认为，政府的实际借款是有限的，但这一政策却给贪官污吏们勒索提供了无限机会，“不独刻剥病民，亦恐琐屑失体。况乎吏胥之婪索，暮夜之追呼，捐借不分，影射难免，借捐并举，悉索何堪!
”推出半年后，中央就对这次公债的发行紧急叫停。
4年后（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赔款第四期即将支付，数额巨大，却毫无着落。此时，担任“右春坊右中允”之职的黄思永，上了一道奏折，要求重开公债，但鉴于甲午年“息借商款”的失败，技巧性地回避了“公债”这一名称，而称之为“股票”。中央很快就采纳了这一方案，并且，为了显示政府“昭示大信”的宗旨，公债被命名为“昭信股票”。
昭信股票计划筹借1亿两，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分20年还清，前10年付息，后10年分年还本利，股票准许流通，可以抵押、售卖。与甲午年“息借商款”一样，凡购买1万两以上者，均给官衔。
为了调动干部们推进这项工作的积极性，中央明确规定，凡能筹集到10万两以上的官员，将给予奖励，而筹集50万两以上的，可得到破格奖励。为了“追求进步”，也为了弥补自己向组织“报效”后的损失，官员们向中央表完忠心之后，反过身来，迅速将昭信股票再度变成了一场横征暴敛，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摊派，甚至引发了政府与民众的激烈对抗：四川省将昭信股票纳入税收体系，“按粮摊派”，引起中央纪检部门的关注，但全省官员坚决不承认，最后不了了之，引致川省民怨沸腾；山东安丘县、河南拓城县、直隶房山县动用警力监禁商户，勒令认捐，引发全县罢市的严重群体性事件……至于各地官员借机舞弊，中饱私囊，则不胜枚举。
“爱国”公债成“哀国”公债
康有为对昭信股票予以激烈抨击，认为它造成“酷吏勒抑富民，至于锁押迫令相借，既是国命，无可控诉，酷吏假此尽饱私囊。以其余归之公，民出其十，国得其一，虽云不得勒索，其谁信之”。他认为发行昭信股票是“亡国之举”！
康有为认为，公债在中国暂不可行，因为“中国官民之隔膜久已，谁信官者？”多年后，康的学生梁启超系统地总结了发行公债的5个条件，首要的就是“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其民”。大清国政府最为稀缺的，恰恰就是这最为根本的政府信用。晚清大员汤寿潜直言不讳：“吾民之信朝廷，每不如其信商号。大小商号之设，其就近必有以银存放生息之人，独明诏息借，而吾民反深闭固拒，非民之无良，敢于不信朝廷，特不信官与吏耳!”（《危言》）汤的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也符合中国国情：只想过安稳和谐日子的大清百姓，一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常情况下绝无动机和动力去挑战现有的政治制度，真正造成危害的，是那些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畅行的、绝不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腐文化。
汤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尽力规避现有的官僚体系，而将公债的募集等委托民间机构，但是，贪腐的基因遍布全民，即使完全民营的地方铁路，最后也演变为贪腐的闹剧（参阅4月13日本专栏《腐烂的路基》）。可惜的是，日后的中国精英们依然愿意将精力更多地投放到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上，却很少在更为根本、更为艰难、更为漫长的贪腐文化治理上下工夫，将所有的问题简单地推卸到被打倒的前朝皇家头上，结果是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贪腐基因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中国本土公债的源头来自东周的末代君主周赧王。这位天潢贵胄为了抗拒强悍的秦军，向商人们借贷军费，兵败后，因商人们逼债，躲到一座高台上，为后世留下了“债台高筑”的成语。周赧王手握公权力，尚且知道羞愧，还是相当可爱的。而到了晚清，以公权力为后盾的公债，则被普遍当做填补财政漏洞的应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且无人为此汗颜。总共发行了1000万两左右的昭信股票（具体的发行额度，学界有不同意见），在使用方面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
国家信用这样的“猛药”被轻用，最后造成了国家根本性的“肾亏”。1911年，当革命的地火开始蔓延时，大清政府再度发行了一轮公债，名称取得更为响亮：“爱国公债”。但是，人心已散，覆水难收，公债还没发行多少，大清国就轰然而倒，“爱国”公债成了“哀国”公债。
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国家信用的纵欲滥用，却并没有随着大清国的覆亡而消失，民国时期的公债，名称一个比一个更响亮、更光荣，信用却越来越成为中国最为稀缺乃至濒临灭绝的资源……
（来自：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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