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仙鹤的精神记忆

（按：本文发表于2008年5月4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时略有删节，以下为原稿。）

　　《记忆的红皮书》是朱大可的又一部个人文集，记录了作者至今以来的精神历程。这里的文字，最初曾在各家媒体刊物中得到刊载，随后在作者的博客上出现，而如今则以结集出版的形式再一次获得抒发。期刊、网络、书籍，这三类表达手段是如今书面文字的主要运行出口，构成了当下写作者的重要身体器官。文字的多重出口分别拥有各自的隐喻特质，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话语场域。然而对朱大可而言，这里始终承载着他的个人历史、记忆和情感。他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也注定将成为汉语书写里的重要异端。

　　在国际通例中，“红皮书”往往意味着警示和崇高。对于中国人而言，“红皮书”更暗示着更复杂的历史存在。红色象征命令和征服、象征血和暴力。在历史不自觉的反讽之下，这种崇高性被赋予了另一层伪善的面目，仿佛庄严本身就刻写着渺小和卑微。人类的文化记忆是这样一本红皮书，它并不具备自身的阐释权，历史恰恰在宣告自身阐释权的同时也验证了其对自身根本无力阐释这一事实。朱大可的书写总是从这样的犹疑不定中获取他的确定性，他所愿意传达的是一段生命现象，一个完整的主体，而绝非简单的知识启蒙。假如有谁仅仅从《灵玉的精神分析》、《疾病美学三部曲》等文章中获得了有关灵玉、疾病分析等知识，而无视其话语背后的权力批判，那他只是一名不合格的阅读者，并未触及文化批判的灵魂，话语的反讽性恰恰是被称做“朱语”写作的核心所在。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大可关于少年往事的叙述以及若干实验性的短篇小说。作者的暧昧笔触在这类创作型作品中获得了俨然不同于其理论分析的面貌。在题为“记忆的红皮书”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游走于作为回忆中的主角和历史学家之间，同时扮演着充满情感热望的回忆者和保持冷峻视角的批判者。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从中不难察觉到这名卓越的话语创造者的思想源流；同时这也是一部民族的忏悔录，他从一名孩童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疾病症状。这是德国人齐美尔和法国人普鲁斯特的奇妙结合，在诸多对红色时代的反思性作品中，至今尚没有一部其他作品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色彩。

　　诸如《铜镜记》、《仙鹤启示录》等短篇小说同样是这样，与其说是一名故事的叙说者，朱大可的兴趣显然更多的在于对于故事的重新阐释。《铜镜记》是对博尔赫斯的仿写，在一个有关中国背景的幻想中揭示无限和有限的存在悖论，《仙鹤启示录》更是仿照圣经语体来解读一桩先秦神话。戏仿是“朱语”的重要修辞手段，朱大可在一系列戏仿实验中，展现出阐释的开放性，他所拒绝的依旧是权力对阐释无所不在的压制，并希求依靠书写来完成对自由价值的追索。

　　近年来，朱大可致力于文化批判，并称“和文学的离婚无可挽回”，然而在他身上，真正难以挽回的是一种来自1980年代的文人面貌。尽管80年代的伪文化解冻运动中充满了复杂的价值向度，但是那时所拥有的一种对于个人精神解放的追求却难以被否决。这种追求一度成为时代的文化记号，而在1990年代之后的资本膨胀和传媒革命中遭到消解，以至于最终演化成如今文化状况的彻底崩溃。中国的“80精神”和法国人的“68精神”一样，最后以全面瓦解而告终，只有若干精神碎片依旧在某些细微的角落里散发出光芒。

　　一名已故的学者曾将朱大可称作“文化恐龙”，这一度成为十分著名的譬喻。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关注这一称谓，发现它同样是一句充满先见的谶语。恐龙的命运是灭绝，在卡尔维诺的小说《恐龙》中，在群体灭绝之后唯一的幸存者最终隐匿在人群中，孤独地坚守着他的记忆和价值。朱大可这头“文化恐龙”如今更像他笔下的仙鹤，这只“文化仙鹤”正在当今的文化荒原中独自伫立，他如先知般高声独语，而他的眼中充满着寂寞的哀伤。

2008/3/26于上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