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边的书摊及其它

    巴黎的一处著名风景，就是塞纳河边的书摊，一些破旧的木箱子一排排悬挂在河边的石头围栏上，白天，书贩们从巴黎不知道那个角落里钻出来，一把把打开箱子上的锁，把书摆开，那些箱子很大，里面拿出来的东西，不仅是书，而且还有帘蓬，可以立即安装成一个个防雨遮阳的棚子，收摊的时候，书和所有什物一起收进箱子里去，锁上。夜晚，一排排被雨水洗旧了的箱子挂在河畔，就像是一个个蜂箱。里面都是些旧东西，旧书，旧照片、旧明信片、旧唱片、旧ＣＤ什么的。也有新东西，主要是工艺品。钥匙扣啦、画片啦、纪念品啦。这些书摊很知道什么是世界性的潮流，这个世界太右呢，它就挂着些左派的东西，格瓦拉的相片啦，列农的绝版唱片啦，马克思的手稿仿制品啦、嬉皮士的纪念衫啦，等等。左派如今很时髦，很有旅游价值。巴黎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大都是有闲人，至少不是无产阶级，至少得有点知识，至少得对资产阶级的成功社会和那个在全球所向无敌的现代化有那么一点点无伤大雅的恶心。巴黎的书贩很是会迎合这种知识分子的时尚，所以那些书摊上摆着的玩意，总是有些发霉的气味，以颜色发黄为荣，讽刺着这个行色匆匆的热爱更新的世界，有点另类，有点先锋色彩，有点玩世不恭，有点感伤，有点怀旧；与诗歌、音乐、前卫戏剧、后现代哲学、同性恋、魅力、反抗与怀疑、大麻什么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坐在书摊前面的老板多数是穿牛仔裤和皮甲克的中年人、老人，他们的衣着暗藏着昔日先锋派的时髦，陈旧但依然时髦。把世界改造成嬉皮士乐园的激情消失了，深知消费社会之不可动摇，只好我行我素，天长日久，已经成为风度。这是巴黎的传统，在这个城市，你再也找不到１９６８年那场曾经有过“火劈里啪啦地烧。震耳欲聋的枪声。枪林弹雨如洪水骤至”这些场面的革命的丝毫痕迹，但从这些书摊上，你依稀可以感觉到那时代的魅力。我看见萨特的肖像放在那些书架上，神色黯然，其实对于这个新世界来说，他已经来到这个有些没落的位置，他已经从时髦成为古董。
    巴黎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有个文学活动——叫做“两仪文舍”，每年各邀请一位法国与中国的诗人或作家在巴黎对话，2004年五月他们邀请我与法国《诗刊》主编穆普瓦谈谈“文物”。于是我有机会在巴黎小住，时间比较从容，经常有时间去塞纳河边走走。巴黎春天气候多变，时而阳光灿烂，热到你要穿短裤汗衫，时而大风起兮，乌云飞渡，大雨滂沱。有一日与朋友约好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面，春天的大风刮得我骨头冰凉，以前在昆明，围巾总是一个装饰品，以为没有什么实在用处，这次知道了，巴黎大风多次把我的围巾吹得飞扬起来，像是天空里有一个绳子老在扯我的脖子。某日我和朋友在巴黎的塞纳河边走，白云飞扬，河流闪光，领我去看米拉波桥，塞纳河上最平庸的一座，因为阿波里奈尔写了一首诗提及而著名。快走到的时候，天空阴郁起来，飘来些细雨，仿佛有人在云上哭泣。我们在另一座桥上眺望米拉波桥，我不想走过去了，只是远远地望着。法兰西与我的青春时代密切相关，１９７５年的地下阅读，我读了多少法国小说啊，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我常常读完雨果的《九三年》或者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就自己重新整理。删繁就简，讲给车间里的工人听，有那么几个星期我非常得意，车间一停电，小组的工人就围过来，听我讲那些巴黎的故事。那时代文学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书面文学因为被禁止而倒退成为口头文学，老巴尔扎克知道的话，要高兴得从墓穴里跑出来大笑，这可是荷马的待遇。文学只有离开了纸回到口口相传，它才会真正不朽。纸一把火就烧掉了，但口是无论什么力量也灭不了的。藏人的《格萨尔》没有一个字，全是口头流传，1000年了，还在草原上被牧人们传唱着。二十年后我来到巴黎，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点，仿佛回到梦中，惊讶于它们和原著里面讲得居然大体一致，感叹它什么也不变。１９７７年，昔日在地下东躲西藏的旧书开始露面了，昆明白云巷出现了一个旧书交换市场，拥有旧书的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那时候我二十多岁，还没有几本藏书，一有时间就去那个小巷奔走，慢慢地我有些自己的书了，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地方啊，在我记忆里面，在那里换书的都是些人物，他们仿佛都是从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赶来的，同样的衣着邋遢，同样是散发着书籍的霉味，这些人都是文革中暗藏下来的民间知识分子，工人、知青、售货员、浴室里面的服务员，理发师、书店店员……大家说起法兰西、俄罗斯、希腊什么的文学都是如数家珍，有些彼此炫耀的味道。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如此喧嚣地谈论西方文学，简直像做梦，要知道，关于文学，我们已经像老鼠那样窃窍私语多年。但这个自发的书市存在了两年多就烟消云散了，没有成为一个传统，到现在，昆明连卖旧书的书店都找不到了。现在的读者崇拜新书，我听一个出版界朋友说，上半年出的书，下半年就卖不掉了。是的，像时装一样走马灯般上市的图书是垃圾，但支持它们的消费群体也就是这些垃圾文化培养着。
   天空暗了，风狂扯我的衣裳，雨挥舞扫帚把我们赶进一个咖啡馆里去，在那儿，我用汉语写了几首诗，当了一回巴黎诗人。我第一次写诗，是在遥远云南陆良县的平原之上，那是云南高山中最大的一块平原，某个普通的乡村祠堂里树立着伟大的爨龙颜碑，我在我父亲流放的破庙里用练习本开始写诗。
    雨停时出来，在靠近卢浮宫的那一段，我们遇见一位女书贩。老太太，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服，像一棵苍老弯曲的白杨，脸上密布灰白色的皱纹。好像就是从她正在卖的那些色泽暗淡，有股霉味的旧书本里面钻出来的一个小人物，巴尔扎克的邻居。她衣冠邋遢，但暗藏着价值连城的细节，也许那鞋带或者别针什么的来自１９６８年的五月。我觉得她有些像当年在煤机厂车间听我讲故事的某个女工。我请朋友翻译，与她谈了几句，你在这里卖书多少年了？我从１９４８年就在这里卖书，她淡淡地说。
    在中国，你恐怕找不到一个１９４８年到今天都在卖旧书的书贩。一个１９４８年就当书贩子直至今天的人在我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有几个人还愿意干自己热爱但无法富起来的事情，打一枪换个地方成为时髦，怎么可以先富起来干什么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人生奋斗，因此我们时刻必须忍受那些并不热爱他的工作，只是为了挣钱的人们的怠慢和不耐烦。这个国家的书贩子早就灭亡了。就算某人有这个心，他也熬不过１９６６年的焚书运动，就算他从文革后开始，他也熬不过这个世纪的永不衰竭的“焕然一新”运动。看法国历史，知道这也是一个热衷于革命，有一种“胡搞瞎搞的激情”（语见《法国１９６８：终结与开始》）的国家，但在这里，革命的目标并不是“维新”，而是丰富和创造世界的空间。革命并不意味着以某种想当然的社会图纸标准化世界，１９６８年的革命在我们这个以“富”为荣，以“富”“重估一切价值”的社会里里闻所未闻，那革命的目标居然是：“真正的富有一旦对人昭示，那么物质上的富有就立即退居到次要地位——不过是一快颜色单调的背景布幕而已”“这个体系（指资本主义现代化福利社会乐园）除了消费者迷思下的私人享乐外还有什么‘奇魅’可言呢？假如‘丰裕富足(affluence)’在一朝一夕之间对你不再是所有一切，那么它马上什么都不是了”（语见《法国１９６８：终结与开始》）听起来１９６８年的革命仿佛是老子庄子在领导的，法国１９６８年的革命没有“杀富济贫”血流成河是个事实。革命之后，“连猪走路的记忆都丢了”的消费社会继续消费，但“富贵于我如浮云”“拒绝成功”的先锋派生活方式和精神也受到尊重和敬畏，成为法国生活中一股不可轻视的反讽力量。且不说在中国今天“富贵于我如浮云”根本无可能成为某次革命的主导思想，担心的只是，未来某日，革命再次循环到杀富济贫。革命激发生命的活力，但并不消灭生活的丰富和多元。但在中国不同，革命的结果总是令生活世界单向度发展。要么只有富起来才是成功，要么“贫穷才是社会主义”。在巴黎，你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旧贵族、新青年、保守派、激进人士、流浪汉、豪华到荒诞的资产者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趣味。我的作品的法国翻译者之一是个中产阶级人士，有一日去这老太太家做客，她的家完全是１８世纪的风格，大镜子，已故家族成员的油画肖像，腥红色的沙发，我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喝茶，那些蓝色丝绒的靠背椅子看起来和某部拿破仑电影里面的一模一样，我问，是不是那个时代的，正是。但离开她家不远，一家小剧场正在放映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和《一课》，讽刺的就是福利社会的标准生活和教育体制。与那个书贩一样，从１９４８年到今天，这个小剧场只上演这两个剧目。而在１９６８年最激烈的时候，巴黎街道上的几乎每一块地砖都曾经被福利社会的造反者撬起来，作为武器。
    那个卖书的老太太问我是哪里来的，我的朋友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很高兴，又告诉我她之所以一辈子在这儿卖书，是因为喜欢前面塞纳河上的那座桥，我喜欢看桥上那些云，她说，她读过庄子的书，非常欣赏。那座桥的对面就是巴黎监狱，那些黑色的犹如戴着铁盔的圆堡无论在乌云下、阳光里或者黑夜中都是阴森森的。一群乌云越过塞纳河来到了监狱之上，我忽然有点感动，写下了这首诗：
      灰色天空下
      旧事物闪着光
      地铁从教堂下面爬向地面
      烟囱在左岸冒烟　
      书店和诗集关着门
      地中海来的船只刚刚冻结
      米拉波桥上没有行人
      阿波里奈尔啊不知所终
      他的幽灵在我心中
      青春一去不返
      下着雨　
      塞纳河流向远处高原

2004年8月2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