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画展

我始终认为，整个露天画展几乎接近是赵德伟个人的一件作品。不管赵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是在什么状况下进入到了这里，后来坚持下来的事实本身可以证明，赵以不同寻常的毅力，持续了一般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段艰难过程，成就了青岛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此，他的名字就戏剧性地和露天画展这个行为不可分离，荣辱与共了。露天画展事件有意味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当中，赵表现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宽容、忍耐和持久。赵没有战胜任何东西，他只是让他最终成为了和自己的耐心作战的胜利者。
关于露天画展的开始，有些不同的说法。陈祖晓的描述是他和赵德伟、刘传宝、董小平四个人，最早进入了天主教堂前广场，并在南面的建筑下面搭设了棚子，以暂住和存放作品。陈的这个说法是有保存了拍摄时间的照片为依据的。从照片上看，刘传宝的作品数量很大，而四个人的精神状态，看上去也都不错。
刘传宝当时在四方商业局的一个企业工作，台东试验展在83年6月流产后，刘传宝和钱明、马根来、董小平、苏海青、陈祖晓、范华等人，又继续计划进行露天展，但因为彼此的意见不统一，最终没有实现。而天主教堂前广场的露天展，在刘传宝和陈祖晓看来是这个想法的持续。他说，这个做法受到了86上海画展“很强的启发”。在他的记忆，因为有另外的朋友准备在天主教堂作展览，他就联合了赵德伟和陈祖晓，一同去了那里。
而在邢维东的记忆里，露天画展的开端离88年的元旦或者春节很近，是个星期天，很冷，第一天，就他和赵德伟在那里。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赵在这一天的姿态，意义重大。在这个地方，他最终把试验艺术的旗帜，悬挂在了寒冷的小广场上，成为了80年代青岛非主流艺术活动的一个最醒目的标志。
其后的半年时间里，所谓赵德伟版的露天画展也就是俩人，后来是李玉英和马成亮加入了进来，慢慢地，这个自由艺术家队伍扩充进了梁克刚、万里雅、姜永杰、王鹏、马成亮、李善君和张格等。开始，露天画展是每星期一次，但并没有以这个周期持续下去，后来就成了每月一次。88年1月31日尤良成在天主教堂前广场张贴悼念范华的作品，就没有另外的艺术家在场。对此，尤回忆可能那不是个星期天，或者有另外的什么原因。“天很冷，广场上没什么人”，尤说。大部分时间，尤良成就自己呆在那里，下午的时候，他开始把张贴在教堂对面墙上的贴悼念作品揭下来，烧掉了。
邢维东记忆，露天画展基本上是赵德伟主导的个人行动，在之前，他以朋友的身份，给许多青岛的年轻艺术家写过信，但得到的回应并不热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独立行动，接近一种堂诘珂德的悲壮，一个人，挥舞着长矛大战风车。如是，大败而归的结果，也就不意外了。记得赵德伟自己不止一次描绘过拉着作品去教堂情形，一个地排车，一堆画，一个人，一大段坡路，就像是一场和自己的忍耐力比赛的精神历练。如同辉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所感慨的，“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人，有个DV，在不论苦雨严寒的每个周日清晨，把那个还睡眼惺忪就摸黑将那些庞大的油画框装上地排车，小心翼翼地捆扎好，然后将拉车带套上肩头，开始埋头拉过青岛街头没完没了的坡路的人完整的拍下来，将会是一件多么有震撼力、有价值的作品。”邢维东记忆，开始的时候好象还没地排车，就是用自行车推，后来才有的地排车。他说他的家离教堂近，他一直就是用自行车推。露天画展的孤独的抵抗力量，从一开始就无疑很悲情，尽管在阳光下面，尽管并非完全没有同道。
1989年初，诗人是石曾去过露天画展，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去看天主教堂画展，天冷再加上激动，我有一种颤栗般的感觉。”那天，给是石留下印象的有李玉英和张格的画，“还有一个类似正方形盒子的装置”。
赵德伟的露天画展，最终吸引了能够吸引的人，这中间包括了从不被社会承认的艺术信奉者，也包括实验诗人，比如若风（杨昌群）、陈蔚。而后来曾在圆明园呆过的诗人是石（郑过清）在这里和画家李善君的相识，则意外地成为了人们今天可以找到的，关于这个天才画家的不多的见证资料之一。关于这次邂逅和后来的事情，郑过清写在了《李善君：既典型又个案的油画家》里面。
郑过清回忆，1989年年初，天晴，但冷，他和另外一个朋友从德县路拐进天主教堂的露天画展区域，最先看到的就是李豪（李善君）的画。在郑过清的印象里，李豪的那些油画色彩强烈，但都是冷色调，画面变形扭曲大胆，但在野蛮、张扬的表面下面，又有一个很温和、很脆弱的东西。他记得，李的那些画，尺幅都很大。“天气很冷，他不断地把热气哈在双手上，颧骨附近那一块脸不知是天生高原红还是因天冷冻红的。”
后来接触中，郑过清知道李豪原名叫李善君，这时候郑已确认，“他房间里那些油画，背后隐含的是敏感和害羞”。郑说。“李豪的在油画中的大肆张扬其实是为了更舒服地回到他那个害羞、内向的自我；隐藏在那些变形、扭曲、狂野的颜色和线条下的实际上是一颗敏感、弱小的心，外界给他的任何一点不适，它都会陡然抽紧。”在郑过清的自编诗集《不是海水，是河》里面，有李豪给作者画的像，不幸的是，李豪的这幅速写，现在成了人们唯一能够找到的他的作品。郑过清和李豪的交往，因郑去北京上学而逐渐中断，他说，他和李善君最后一次见面，应该在1993年。
在2007年10月的一个晚上，听郑过清讲述李善君最后日子里生活的窘迫，震惊至致。据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依然保存了艺术的尊严，尽管，他或许已经失去了绘画之外的一切。如果说，李在露天画展上认识的赵德伟曾经是青岛本土非主流的边缘艺术状态的代表者，那么，李则是更边缘化的自觉艺术信徒的代表，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他们一样真诚。可惜的是，时间不过20年，我们不仅不知道李善君的那些大尺寸的“色彩粗野”（郑过清描述语）的油画作品都去了哪里，甚至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找不到了。郑过清说，如果他活着，现在应该40出头。
不论李善君的故事在露天画展的历程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它其实在本质精神，和赵德伟追求的理想的一致，只是他的存在，更加剧了这个街头展览的悲剧色彩。
露天画展和赵德伟堂诘珂德式的悲壮失败结局，出现在1989年。“不停的有警察和街道上的人来，已经没办法继续了”，邢维东回忆。邢说，他们十多个人曾去过市南文化局交涉，但没有结果。“当然不会有结果，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20年后另外一个知情人如是说。
就此，80年代青岛形形色色的各种非主流艺术活动，就划上了一个句号。一个以露天画展的死亡为标志的结束。对试验艺术家来说，在这接近10年的时间里，一些东西清晰了，一些思想成熟了，一些分野也出现了。但是，这些经历者的曾经的理想，他们的创造热情和真诚，他们的狂妄和自我，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一个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