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这个秋天，发生在文化和学术界的问题好象不少。先是《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出来说，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味道的《帝国政界往事》是“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于是李亚平就让人们随着那些大名鼎鼎的古人，共同活了一遭；后来是《南方周末》认认真真地争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门槛到底有多高？”，并发出了“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无疑是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的慨叹；然后再是在网络上弥漫着的一个所谓关于“大学宿舍真实恐怖故事”的长篇悬疑小说，贩卖玄异怪谭，挑战阅读自信，还一个劲地挑动你的欲望：信不信由你。严肃的和不那么严肃的声音鱼龙混杂，让这个没有了SARS的典型的秋天好不热闹。
大学也出问题了。一本名为《大学有问题》的书，在整个夏天引起了京沪高校的强烈反响。1972年7月出生的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熊丙奇，在书全面展示了现今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大学教学、科研的问题与弊端，叫中国高等教育很是尴尬了一回。当熊丙奇直言“教授名声的丧失，不在于某个个体的错误行为，而在于培育这些错误行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滨终于把“学术尊严”保卫战扩大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院士的神秘光环正逐渐褪色，设立院士的本意已无法实现。中国的院士制度改革甚至改掉已是势在必行。顾先生说，院士的膨胀与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受中国科技促进中心委托制作了《改革并改掉院士制度》报告的这位人大教授认为：绝大多数专家教授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由市场决定，而不能由政府认定。
本来，出现些问题并不可怕。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比如，SARS周年之后，广东防治SARS科技攻关组的专家们就认定了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载体。但是，当到了“到底有什么问题？”也不幸成为问题的时候，这个不怎么浪漫的秋天就好象开始出现非典型的症状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国难当头时仍卿卿我我”的张爱玲是不是汉奸的争论。对近年来被炒得很热的张爱玲，杂文家张文达和理论家吴江提醒人们，在考察和评价一个作家的时候，不应当离开大的时代背景。在嘈杂的争论声中，唐德刚的话再次被援引在媒介上：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吴江在这个深秋的《北京日报》上作文说：人，不能遗世而独立，因此，“知人”和“论世”是联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格和风格的延伸。”
吴江同时也在一位叫帕尔·拉格维斯特的瑞典人身上找到了支持。这位195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913年发表的《文学的艺术和绘画的艺术》宣言里写道：“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那么，在2004年的这个秋天，到底那里出了问题？
在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利阿莫斯的女儿卡桑德拉，被光明与艺术之神阿波罗赋予了预言的才能，却因为对阿波罗的求爱不理不睬，又被后者施以另一种魔法，致使无人相信她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灾害等等的警告。10月7日下午，当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国舆论界多次用“燃烧着的卡桑德拉”、“手举卡桑德拉之火”这样的比喻来概括这位女作家，表示她的“总是向社会发出并不乐观的警告，可是谁都不爱听”。因为：我的父亲/陌生的男人/礁石鱼/带着鸡冠/跳进/太阳里/陡峭/过去了/早已过去了/他粉红色的/公鸡的喊叫。
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却相信这位“对很多社会问题都能够直率地发表自己看法”的女人，是“奥地利最冷酷、最无情的道德家”。评选委员会的理由是：她揭露了社会陈腐风气的荒谬和强大的势力，以“根本性的文明批判的立场对社会加以分析”。
在2004年的这个秋天，人们开始相信，尽管我们现在的确创造了一些经济奇迹。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人们的心灵却是虚无的。今天的中国人，需要重建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们安顿自己的身心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社会能否变得健康和文明的关键所在。（200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