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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困境的宪政透视

(2006-06-21 02:23:58)
分类: 随笔评论

中国足球困境的宪政透视

贺卫方

中国足球困境的宪政透视

 

写出这个标题,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不过,仔细琢磨中国足球目前的困境,我们不能不承认,最近这一段时间所出现的种种混乱,折射出秩序与自由、稳定与变革、民间力量与官方权力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宪法危机。这里不妨把其中的荦荦大端稍作归纳和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权威的合法基础的逐渐丧失。我们都知道,足球的比赛需要有严格的组织机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复杂的规则,需要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作出处罚。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某种权威的存在。从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观察,虽然权威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赋予,但是,如果它缺少了相当的民意基础,一味地只凭借强力来维护,则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远的。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了全国性协会对于单项体育竞赛加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一条),但是,这种规定还是太过笼统,对于足球联赛这样的特殊竞赛所涉及到的种种复杂问题不可能给出具体规定。当职业足球越来越走向市场化的今天,来自多元化经济主体的资金投入已经成为竞赛得以开展的基础要件,而官方的管理仍然延续着过去的那种依赖政府单向度命令的模式,如何能够继续维系必要的秩序,令参与者心悦诚服地顺从,就必然是一件大可质疑的事项了。

 

第二个问题是,正是因为一些重要的决策过程缺乏俱乐部以及更广泛的公众的真正参与,导致人们对于相关规则的缺乏认同,进一步的后果则是维护规则者少,而钻空子、牟私利者多。近年来,俱乐部之间不正当关系已经达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其他诸如球员赌球、裁判受贿、球场秩序混乱等等也是屡见不鲜。球队罢赛更是把这种藐视规则的心态表露无遗。其实,我们观察足球之外的社会,那种视法律为儿戏的心态以及对于规则的违抗不也是源于人们缺乏立法参与所致么?民主常常被视为一种对于平头百姓有利的制度,殊不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民主的决策更是通过所有成员的参与而强化了规则与每一个参与者利益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服从规则有了更加坚实的心理基础,当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循,获益者就不仅是民众,更是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越是缺乏民主的地方越是缺少秩序这种现象。

 

当发生某些违反规则的事件的时候,缺乏一种中立而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足球管理中的第三个缺陷。每当出现赛场混乱或者俱乐部对于裁判的指控,中国足协照例只是通过一些自家的下属机构对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由足协发布有关处罚文告,或对于指控置之不理。完全暗箱化的处理过程难以让处罚对象有公平的感觉。尤其是当指控的对象变成中国足协本身的时候,只能诉诸于体育总局这种更高的权力部门,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足球管理的自治,加剧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

 

除了上述三个具有宪法意义的问题之外,不久前所谓“七君子”联合向中国足协发难也是颇具宪法意味的事件。很明显,资本的进入使得足球赛事受到商业逻辑的极大影响。俱乐部巨额资金投入,如果因为不公平的对待而成绩下滑,必然导致入不敷出,进而退出市场;如果资本撤出,导致赛事不能正常进行,则赞助商就不能兑现承诺的投入,于是足协乃至其他一些因足球而获益的机构以及体育项目就必然受到损害,连购买了直播权的传媒也将遭受池鱼之灾。这样的成则俱赢、败则俱损的商业逻辑对于参与足球的各方都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为了达到俱赢的结果,大家的交涉和让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格局不免令人想起近代宪法诞生的情形。1215年,英国不正是因为“失土王”约翰需要贵族们出钱而贵族们趁机要求国王答应其限制王权的要求而颁布了《大宪章》么?因此,那些资本家们出于牟利的考虑而与足协交涉,足协由于利益的顾忌而向资本作出某种妥协,都可能成为足球管理真正走向宪政道路的宝贵机遇。

 

总之,中国足球既面临着崩盘的危机,也面临着率先在制度领域建立一种宪政的机会。走出困境的重要前提是,必须要尊重民主和法治的逻辑,依赖市场和足球人本身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格局。顺便说一句,有一个现象是中国足协的官员们应当引为幸运的,那就是涉及足球的媒体言论的直率和富于建设性。这些年来,对于足协官员直言不讳的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令人欣慰的风景。就在最近一期的《体坛周报》上,黄健翔在他的专栏文章里就引用阎世铎关于中国足协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不起球迷的话后明确地说:“ 阎先生并未拿出纠正这个根本失误的实质性办法”,而且“他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失误的能力和办法”。同版亦夏题为“作秀何时了”的文章更加激烈地挖苦阎主席:“至于作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球迷利益的沉痛状,除了再度反映这位也有主席头衔的局级干部有一种模仿伟人风范的偏好外,也再度印证了坊间对阎主席的另一种评价:在制造概念、煽动情感以及游戏官场方面,历届足协主席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正儿八经做一件实在事方面,阎可能是最差的一个,且还不是一般的差。”

 

能够受到媒体如此直截了当的批评,足协副主席可能是所有中国在职局级以及局级以上干部里惟一的一个。我想阎主席也不必委曲,因为只有这样的言论才是宪政下媒体的常态,为这样的媒体实践作些拓荒试验也是中国足球对于宪政建设的一大贡献呢。

2004119凌晨 发表于《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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