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该文之前，应丹东电台文艺频道主持人邀请，做一期丹东文化人物访谈节目，我刚从电台的录音间里走出。这也是我继2005年之后第二次走进电台的录音间。似乎因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已明显多了些底气和随意。

主持人是位笑容可掬的小伙子，说话声音超级好听。我一直自认为声音属于温柔和脆亮的范畴，但在收音机前亲耳聆听到自己的录音之后，发现声音不但不温柔，反而有些沙哑。这有点让我不能接受。随意问了几位听过我录音的朋友和同事，人家都说收音机里的声音确实是我发出来的。由此在郁闷的同时，愈发对那些电台的主持人敬佩起来。

记得第一次节目录音向全市播送之时，我安静地守候在收音机旁，倾听自己倾诉的心声。当主持人读到我写过的一篇文字《回家》时，悠扬的萨克斯旋律从电波的那端飘来，那些回家的场景都一一重新映现在我眼前，我的眼角湿润了。我发现一篇普通的文字在电台主持人的朗诵下洋溢着如此贴切的生动，也把我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中。多年生疏了些印象的收音机竟又回头，让我重温往昔，乐不思蜀。

第一次见到和听到收音机是从大伯买回来的那台“红波”牌开始。在七十年代，收音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谁家要是有台当时紧俏的红波牌收音机，就会引来周围邻居艳羡的目光。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红波收音机陪伴下成长的。当时常捧着红波收音机收听播音员齐越、夏青的声音，把他们想象成心中的英雄。一直不明白她们怎么就跑到了收音机里，而且能和我们这样远又这样近地就说上了话？那会儿每天在收音机里都常能听到的一则广告是：“燕舞，燕舞，一起歌来一片情……！”然后就会想象一个摩登青年带着耳麦在那随着音乐摇动的样子，觉得很可爱也很可笑。

在我记忆里烙印最深的当属刘兰芳的评书了。《杨家将》、《岳飞传》等一系列评书把我带进了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岳飞的愚忠、杨门女将的爱国把那个时代的英雄气概挥发得淋漓尽致，让我从骨子里痛恨那些卖国贼和大奸臣。现在想想，也终于能明白那个年代的忠臣们精忠报国为什么却换来满门抄斩的下场，一个昏庸的君主除了自身的享受，有几个盛装着江山社稷！只可惜一代英烈为国捐躯，有的竟享不到全尸。刘兰芳的评书我几乎都没落过。若是哪天有事耽搁没有及时收听到哪段，只有缠着大伯问来问去，直到把没听到的那段问明白才算为止。赶上大人忙没时间理茬，可就惨矣，几乎几天茶饭不思，感觉缺了不少东西。当年刘兰芳的评书像洪钟敲醒了乡村孩子童年世界视听的闭塞；像溪水浇灌着童年世界文化匮乏的乡村土壤，构筑我这样一个乡村孩子独有的精神小屋。

记得当年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在中国大地曾掀起收音机收听狂潮，我也从他如磁性般的声音里感受着20世纪40年代的东北，让那些英雄们一点点走近自己，直到现在有些段子我还能说上一句半句。

就这样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脑海中，尝试着去沟通故乡与异乡、远古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幻景，逐步地帮助我完成了历史文化的启蒙。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台广播，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黯淡无光呢？

从收音机里，我也陆续知道了程琳，知道了谢莉斯、王结实，知道了《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知道了《知音》和李谷一，我把他们都看作我心中的太阳，现在虽觉得可笑些，当时却如今天我的孩子崇拜周杰伦一般，虽没今天的狂热，但有温暖。

逐渐地成长、长大，直到有了收录机、电视机、有了更多的新鲜的可视频可观看的电器之后，收音机在视线里已开始逐渐地淡漠了。只有坐在公交车上、出租车上以及列车上，才会偶尔听听广播，享受一种久违的熟悉。

2003年的夏季，我曾去一趟大西北，临行前一位朋友没什么可相送的，就送了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说这台收音机伴随他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希望我看到收音机时会偶尔想起他。我笑着接下了这份礼物。偶有闲情，也会顺手打开听上几分钟，电台里主持人幽雅脆亮的声音传来，寒夜里会添几丝融暖，凄苦里会有一点陪伴，于是一些夜晚一些白天便会在一份袅袅情长的落寞和孤独里品尝消受。

有时写烦了或者很累的时候，也会找个朋友开上车子，奔向乡村的田野、村庄，向一处不知道名字的有山有水的地方疯跑一趟，那些倒影的山峦、树木、沙丘会在蓝天白云的覆盖下生色不少，由此，这累烦的心就觉得敞亮多了。处在寂寞环山包裹的一隅，打开汽车里的收音机，一首《童年》飘来，心会盈满热泪。

其实，收音机虽然少有倾听，但一直没离开过我的生活。

                  200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