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亚伟，我已经不记得初次见面的确切时间了，我使劲回忆了一下，甚至年份也不能确定了，是我记忆衰退还是什么原因？但肯定是在某一次全国书市期间，肯定是通过张小波的介绍。是福州？长沙？还是桂林？以后每一次书市，都会相逢，那时的你是一个忙碌的图书出版人，我也去过你的定货现场，你忙于向客户推销你的产品，包挂在胸前，这是你给我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印象。图书商人，在中国是不好弄的营生，但你和一批诗人朋友竟干得风生水起。通过书业，我还认识了马松，杨黎、宋炜、赵野，郭力家，陈沉，安琪，梁小斌……这是一长串优秀诗人的名字的集合。这种相见，大多是和张小波的组织有关。如果你不做书，而我又不是恰好在图书行当，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见那么多的面，并成为朋友。在你做书的这个时间里，每一次聚会，我不记得有过谈诗歌的经历，大家都沉浸于单纯的喝酒与海侃的快乐。因此我也几乎不再把你当诗人看待。但当看到你再写的新作时，尤其当我看到你总结性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后，我有如梦方醒的感觉，感觉你以往驰骋商场，纵情酒桌，那只是你的一个方面，其实我感觉你在骨子里的诗人气质，你的诗人天性，不过是暂时休眠，在适当的时机，它就会伸出利爪。我把你的重操诗歌称作“李亚伟归来”。我首先想问一下，你90年代中断诗歌写作的具体时间？重归写作的第一首诗是什么？
李亚伟（以下简称李）：我经常弃笔不写。不写作是我的常态，写作是我的特殊状态。比如在1993年下半年我停笔之前，在1990----1992年我就有整整两年时间没有写作。1993年我打算写100首抒情短诗来揽括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乱局，主题是革命，包括武昌起义、新文化运动、新学堂、留洋、北伐、西安事变、游击战、延安整风、清匪反霸、反右、文革、上山下乡等系列事件，苦写三个月，只写出了18首。这就是《革命的诗》，出诗集前叫过《旗语》或《红色岁月》。由于天天痛写，物极必反，生出了厌倦，就像和一个美丽的女人长年呆在一起，日子久了也想离家出走，因为自由才是人的最源头的天性，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如果某天你想看看出家人里面有无这样的人，你仔细瞧瞧，看里面有没有我。
现在看来，如果那100首写完了，我有可能永远不会再写了。
这一搁笔，生活迎面而来，我真的将近10年未写。从1993到2002年，真的快10年。离开美丽的女人之后，我在天涯晃荡，心中肯定会常常想起她。 2002年我又开始写作，写的是《我非得更高》、《新月勾住了寂寞的北窗》、《时光的歌榭》、《我在双鱼座上给你写信》那一系列，在我的诗集里统归于叫做《寂寞的诗》。我是一个一玩就要玩几年，一写就拉开架势写的那种人，如果我是民工，我会是猛干几年，然后拿着钱到处旅游、走遍天涯、吃香喝辣的那种民工，如果我是农民，别人每年要种两季、三季稻子，而我可能是只种一季，然后穿着新衣服进县城去吃喝嫖赌的那种农民。
马：1992年前后到2001年，这中间你的诗歌活动似乎空白了十年。这十年里，你的文学活动是完全的停止了么？我记得在桂林书市，你曾深更半夜搭车去阳朔，参加西街一场诗歌的活动，听说你在那里玩得十分尽兴。在中断写作的那十年里，诗歌对于你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这十年我确实完全停止了写作，和所有文学活动没了一点关系，其实写作时我也没参加过什么文学活动。但我的朋友中主要的一拨仍然还是以前写诗的那拨人，我的书商朋友中最主要的还是万夏、陈琛、洪小东、张小波、杨黎、、野夫、马松、梁乐、宋炜、石光华、郭力家等诗人作家，这拨人也都像是只种一季稻子的那些农民，都穿著新衣服到城里来了。那次桂林图书会也是这么的，全是以前写诗的书商在一起狂喝。郭力家把这叫做白天开书会，晚上开诗会。
中断写作的10年，我基本没有要写作的念头，连诗歌都读不进去，国内国外的都一样，一句都读不进，我当时的感觉是没读到好诗，到手的东西一开读就想扔。我成了一个诗歌的异乡人。如同离开那个美丽的女人后，我肯定没嫖，我成了一个爱情的放逐者。我常常被生活打动，但此时我绝对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被生活的某些感觉所打动，此时诗歌对我来说，是天外的事，如同美丽女人的眼光。我知道我今后会回去找它，那时候，物是人非，真的如同天外。但此时我肯定不想回去。我老有一种荒诞的时间感，感觉人不会死，时间会等我，等我回去写那首最好的诗，等我去找那道眼光。它真的很远，不知道在时光中的哪一段。
马：第三代诗人走到今天，分化十分严重，经商，写小说，沉寂，死亡……当然，还有归来。你现在回过头来，对朦胧诗之后的那代诗人的写作有怎么的评价或重新反思？那批诗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缺憾如何看，或者说，你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在于哪里？可能留下的文学遗产是什么？
李：朦胧诗我读得实在不多，在我们写第三代诗歌的时候，朦胧诗已经读不进去了，这有个即时阅读（或当下阅读）的兴趣取向的问题。这使我想到我们后来的诗人比如80后这会儿极可能读不进我们的诗歌，因为时间太近，写作观念反差又那么大。我认为诗歌的阅读和评价需要时间上的距离，要像老花眼那样远视。我对第三代人的评价也是如此，我还不是老花眼，我只会用近视的眼光来看，近视眼在观察上含有猜测的成分，我的猜测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给中国文学史贡献了群星璀璨的诗人群，其可能留下的遗产是很多大诗人和式样繁多的经典诗歌。是唐诗、宋词之后的中国文学史又一次历史性的繁花似锦。
马：“莽汉”诗歌在当时具有开创性，那这种写作和当时的诗歌生态之间有没有某种相互的关联？
李：莽汉诗歌流派成立是在1984年的1月，是当时最早的诗歌流派之一。其实，在此时，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无数的具有先锋意义的写作团体，出现了很多在文本上有实质性创新的诗人，我们那时常常把这些叫地下诗歌，把这些诗人叫地下诗人，当时的地下诗人通过信件的方式，相互之间能随时读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鲜的作品。毫无疑问，莽汉诗歌是在与这些诗歌的相互影响中出现和发展的。
马：公认的代表作是诗人成就被认可的一种重要标志，是一种幸福，有时也是一种无奈。许多写作者是缺少代表作，也就是缺少一种公认的标志性符号。但所谓代表作，有时也是对诗人整个写作的遮蔽物，仿佛除了代表作，其他写作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所谓代表作，并不代表诗人的创作最高成就。说起你的代表作，〈中文系〉肯定是人们首先想到的。而我认为，中文系其实在你的作品里并不是最优秀最成熟的。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如果它不是，你自己最偏爱的作品是什么？理由呢？
李：《中文系》是一首典型意义上的莽汉诗歌，我们当时希望把诗歌写得谁都能读懂、谁都能喜欢，要“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要把爱情诗献给软娘们儿，把打架和醉酒的诗献给闷哼哼的卡车司机和餐馆老板，《中文系》就是献给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的，老师和学生都读懂了，所以它成了一个典型。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它只是口语诗歌中一个早期样本，如果今后中文系不是这个样子了，或者没有中文系了，那别人就又读不懂了，它就没有意思了。我对真正好诗的理解很简单，就是那些往命里去的情景和字词，我对后现代那些观念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前很有过，现在觉得腻透了，一个诗人老折腾观念，我会觉得他是小资或中产阶级里的一个文化爱好者和不倦的跟风者，我说过，老跟着后现代观念的所谓诗人、艺术家，很多人干下去会干成文化盲流。
我自己的作品我偏爱《航海志》、《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寂寞的诗》中的一点点。
马：你有一个观点，“诗不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这个概念所指为何？早几年，诗坛曾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你如何看待那场争论？你认为其争论的实质是什么？这种争论的诗学意义是什么？
李：那个争论我在局外，还一心扑在折扣和利润上，不太清楚具体内容。我说过“诗歌不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那是因为我认为写作时他应该只是诗人，而且单独提出这个写作概念很可笑，他干嘛不提他的爱情是知识分子爱情？他做爱是知识分子做爱？在人们眼里，那也是搞破鞋哪。他走路是知识分子走路？就像生意场有人非得想当儒商把人逗得浑身痒痒，单独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就是在自由知识分子概念下赶紧贴牌加工自己，隔岸加工，把自己往流行品牌上挂靠，在经济和文化的殖民风气中销售自己。其目的一看就明，把自己当西方文化品牌来销往殖民地，而且绝对是流行货。这是对自己没底儿，害怕别人看不起，或者干脆就是想蒙人，老子是知识分子写作，你看我不是小诗人吧？我是不是有点大？
“诗歌不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是我当初在听到此说之后的随口反对语，我这张嘴也是张口乱说的，常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认不得真。其实我读万卷书，人都读得不太灵光了，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知识分子。
马：问一个轻松的话题，你觉得诗人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当皇帝，皇帝不成当将军，将军不成当地主，当医生也行，当老师也行，干个小商小贩也行，写诗从来都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很多人没弄清楚。其实没有理想的诗人生活，你得先干活，再写诗。干完后你可以自由自在，想些不着调的问题就行。想不着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理想。
马：“莽汉”诗派是当代诗歌史上受关注的诗派之一，请你回顾一下当初成立和解散的情况，你们公认的中坚人物是谁？ “莽汉”这个名称是谁提出来的？当初在这个诗派的活跃期，诗人之间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你当时似乎刻印不少自己的诗歌？其他人呢？这是不是从事出版的最早萌芽？
李：莽汉诗歌是1984年1月提出的，1986年解散，主要人物有万夏、马松、胡冬、、二毛、梁乐、胡玉、北回归线（蔡利华）、李亚伟。万夏提出的这个名字，我和二毛、梁乐是中学同学，万夏和胡冬也是在中学就搞在一起的，我和马松、万夏、胡玉又是大学同学，在大学是一诗歌团伙，梁乐是重庆医科大学写诗的，二毛是一个师专诗社的，胡冬在四川大学又和赵野、胡晓波是一个诗歌团伙。这帮人是当时一个典型的校园诗社互相勾结的结果。而刻印自己的诗歌是当时地下诗人们的主要交流方式，和后来当书商没关系。
马：请你回顾一下，除了你所说的天赋，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机缘使你成为了诗人？对你的诗歌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或事是什么？
李：成天想着偷鸡摸狗的也有可能成诗人，成天想着当处长、局长、部长的也可能成诗人，只要他有这心思，通常没什么明显的东西会影响写作，应该是生活本身往诗意这一块潜移默化。
马：第三代诗人的写作是将大量的日常生活带入诗歌写作，很多诗的灵感来自很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可你归来之后，却似乎对当初带给你成功的这种写作进行了重估，你认为“诗歌的真谛就是务虚”，而你以前追求的却是务实。这种今是而昨非的背后意涵是什么？究竟哪个才是真谛，务实？务虚？或二者都是？
李：写作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终生写一种风格，还有一种就是不断创新。我属后者，我会不断地想写出连我自己都觉得新鲜的东西。如果是重复前面，我会觉得索然寡味。但是，我认为作品中的务实和务虚不仅仅是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它应该是境界发生了变化，是诗人对生命的理解重新选择了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