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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野狗面对梵高的自白

(2010-11-12 00: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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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随笔

                        一条野狗面对梵高的自白

 

                                                               文/朱其

 

    方力均近期的雷人表态是认为“梵高很低级”,这确实颠覆了我们的“常识”。但说梵高很低级的人,我想不是无知,就是太把自己当人看了。方力均近年来宣扬的“野狗主义”,他既然把自己比喻成一条狗,这无异于“一条野狗的自白”。

 

    在狗的眼睛里,所能看到人全是下半身,他把所有的艺术动机都理解成下身在发情,不过他还算给面子,认为梵高“发”的是激情。

 

    人类的激情有正、反、中性三类,陈胜吴广、太平天国、义和团和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杀人都有激情,嫖客也有激情、暴发户也有激情;底层社会的骑三轮车的、摆水果摊的、收停车费的也有激情,强拆民宅的地方官员和逼人自焚的拆迁队也很有激情,掏鸡巴的露淫癖更是激情四射。可能在方力均的“野狗”哲学里,所谓激情就是上述这些冲动,即一种只为自己谋私欲或者动物本能的激情。

 

    但他不知是真无知抑或假无知,人类历史上也有一种出于信仰的激情、出于拯救他人的激情,或者出于公益、知识和良知的激情,比如基督徒的激情、知识分子的激情,甚至普通人反抗邪恶的激情。可能方力均真是无知,他只关心梵高与妓女的故事,或者梵高不懂成功之道最后自残自杀的教训;但梵高也是个基督徒、梵高曾经去做过一个牧师,下矿山体验过生活,并画过不少底层矿工的生活。这些激情方力钧如果都认为很低级,那真是在侮辱大家智商了。如果方力钧真的不知道,这就说明中央美院缺乏人文教育。

 

    方力均就学中央美院时的老师相必没有说过梵高的画很低级,我也不认为方力均可以有资格跟梵高比,如果我说梵高比方力均“高级”,都显得有点对不起梵高,梵高岂是“高级”,简直是一种“崇高”。也许在一条野狗的字典里,永远不会有“崇高”二字。

 

    即便不谈“崇高”这种知识分子美学,就是比较梵高的素描或绘画基本功,我觉得方力均能够得上梵高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我前年在纽约的MOMA看过梵高的回顾展,看得我寒毛竖起。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国内所谓的绘画明星,没有一个够得上梵高的。梵高是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有很好绘画训练的画家,方力均这些年到处展他的早年素描搞,我觉得基本功就很一般,更不配跟梵高比了。

 

    不过现在方力均因成功过度自信,敢把水平一般的素描稿在天南地北地到处巡回。社会贤达各色人等蜂拥而至,甚至有一本叫《艺术跟踪》的杂志把方力均开幕式排成了一本摄影集,主角就像APC会议的主持总统一样会见四方来朝。书末该主编还写了一篇激动得都快喘不过气的编后记,他说,谁再要看不起方力均说他坏话,呸!你到现场自己发抖吧!

 

    方力均这两年自诩是一条自足自立的野狗,顺着这个“野狗”隐喻理论分析:从狗的角度看人,梵高就是站在方力均面前,他也只能看见梵高的下半身。至于“崇高”两字,一条野狗岂知“崇高”为何物?

 

    不过一条野狗对梵高的自白,这让我们明白,泼皮绘画是如何扯上与“崇高”的关系。从1989年之后,泼皮绘画被说成是一种“反崇高”的玩世现实主义,这个评价显然是将其拔高了。方力均自己的总结最准确,即“野狗主义”。

 

    九十年代以来有一种时髦说法叫“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不仅是指对于权力的臣服及独立人格的丧失,还包含着这个“犬”的主体是一个“儒”。“儒”即传统意义的文人或读书人,所以“犬”加上“儒”就是犬儒。九十年代以来的批评家,对方力均这类“野狗主义”一直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术语去定义,他有“犬”的特征,但称他是“犬儒主义”又不合适,因为他不是“儒”。

 

    方力均自己命名的“野狗主义”就比较准确。“儒”原先是崇高的,后来变成“犬儒”。“野狗”不是“儒”,“野狗”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崇高”为何物,所以也谈不上“反崇高”,而是一向与崇高无关的状态,被说成了“反崇高”。所以,错不在方力均,错在知识分子批评家将其拔高了。

 

    鲁迅把“犬儒”具体化为两种人: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帮忙文人就是替皇帝作打手,或替皇帝敛财,这是干实事的,比如和珅;帮闲文人就是陪皇帝写个诗歌、画个画儿,说个笑话,还要假装有文人脾气在小事小非上跟皇帝闹个“别扭”,比如纪晓岚。低层次些的帮闲,诸如“皇帝你这样我很生气,你太不注意自己身体了”;高层次玩法,如李白搞醉,让皇帝给他脱鞋。

 

    “狗界”也有类似的两类狗:看门狗和宠物狗。这两类狗方力均都号称不做,他愿意做野狗。野狗是不容易做的,八五新潮以来许多人有此想法,甚至做了十几年野狗后又回去做犬儒或钻到资本家怀抱做宠物狗的大有人在。做野狗的难度是有一个常人很难熬的生存考验,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自己找食自己遛弯。只有挺过挨饿、漂泊和孤独等大关,才能守得云开见阳光。

 

    从这个意义上,“野狗主义”确实比“犬儒主义”牛逼一些,因为人家野狗天生就没有把自己抬上去过,也就不存在知识分子的“堕落”问题。人家也不求你权力,还表现个不满。从理论上,这就叫“自足性”。玩世与“野狗主义”的自足性,确实一直成为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一个标杆,因为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在1989年之后找不到自足性,他们处在一种“峡谷”状态,坚持了自由主义又怕伤害了民族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又怕失去了学术探索所需要的稳定生态,甚至害怕因此被通吃的垄断权力逐出历史游戏的局,到九十年代后期,江湖自身的权力倾轧更是让他们对坚持民间立场绝望。这类人不妨称为“野儒主义”,“野儒主义”最后变成“犬儒主义”的也大有人在。

 

    “野狗主义”和“野儒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野狗”是一种彻底放弃使命和文化标准的动物,这种动物一切从现实出发,不会身无分文还惦记着改造社会。而“野儒”往往不切实际,比如他都没饭吃了,还要为气节拒绝一些东西。但“野狗主义”和“野儒主义”一般很不容易区分,因为只要狗和儒都不开口,谁知道“在野”的这两个是“狗”还是“儒”。

 

    那么,“犬儒主义”是先崇高后堕落,走的是一条下坠的路线;“野狗主义”有什么问题吗?这次方力均的“野狗主义自白”说清楚他的问题了,他是先在底层做狗,后登上“人”的宝座,走得是一条上升的路线。因为出于某种知识分子写作和批评政治的愿望,中外评论界将一条“野狗”抬上了“人”的宝座,纽约的一个批评家更是把一条“野狗”的哈泣解释成了“人的呐喊”。这种把一条野狗的“狗格”的升华,在九十年代有一个特殊语境,即认为野狗主义的“狗格”要比犬儒主义的“人格”更有价值,因为它身上有很可贵的自足性。

 

    九十年代以后,原先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沉沦者、犬儒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或处在“峡谷”状态的做傍徨者、卧薪尝胆者以及准备做体制内的潜伏者,这些原先崇高的人要么变质,要么退出公共平台的视野,这时候一条随意遛弯的“野狗”出现了,他表现出一种对权力的不在乎状,这个时候各色人等喝彩出现了,随后,拔高它的、包装他的、要将其收为宠物的、要把它当“阿甘”跟着一起遛弯的,及至最后,“野狗”变成了一条“名贵狗”、“黄金犬”,甚至被说成是一条有知识分子思想的“狗”。

 

    外国批评家因为语境不对,所以“野狗”被当成了“野儒”或“披头士”;中国批评家、策展人则将“野狗”变成了 “现实主义徐悲鸿的玩世孙子”或“崔健战友”。到了新世纪十年,“徐悲鸿孙子”和“崔健战友”又登上娱乐舞台,从一条“黄金犬”或“名贵狗”,又被包装成一代“宗师”。在娱乐的舞台上,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话筒总是会有幻觉,但也终会自信吐真言。

 

    一条野狗看不起梵高,奥秘就在于此。但在犬儒主义遍地的世界,如果他真是一条纯粹“野狗”的话,那也还是值得敬佩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批评家和正直的艺术人要赞美“野狗”的初衷。但方力均越来越口无遮拦的直抒己见,让我们发现一个秘密:这条“野狗”实际上一直在把自己当“人”一样修炼,比如他拒绝激情,规定自己每天的生活作息,按时间表和原则做人及艺术,这实际上都是启蒙主义认定的人的核心标准“理性”。“野狗”的成功除了别人的误读,还有他自身始终在把自己当“人”一样谋划和修行。

 

    你见过一条能出入达官贵人权力平台和娱乐聚光灯下的“野狗”吗?这就到了破题的时刻,方力钧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野狗主义”,真正的野狗是不可能修炼成为“黄金犬”和“一代宗师”的,我见过当代艺术圈很多真正的“野狗”,至今还在野外遛弯呢。所以方力均的早期人格结构实际上是“外狗内人”,生活状态是“人狗交替”,成为“野狗”只是一种“被成为”。关键是,他现在如此享用“人”的状态已经难以言表,甚至享受到将真正的“人”梵高都看成一条低级的“狗”了。

 

    这种颠覆我们“常识”的自白并不是坏事,至少我们知道了一条野狗是如何成为“一条有知识分子思想的狗”的阐释史。且不说这种“外狗内人”主义,即使真是的“野狗主义”及其自足性,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比“犬儒主义”更可爱一些,就因此放弃“崇高”。当代艺术近十年的精神的丧失、国家主义化和商业化沉沦,就是因为放弃了“崇高”美学及其知识分子精神。

 

    正如方力均自己多次的“野狗主义”表白,他有权力享受他得到的一切高级待遇。在一个多元的时代,一条狗也有发言的权利。至此,我们的讨论已经与“野狗”无关了。重要的是,“野狗”可以说梵高很低级,我们也可以说梵高很“崇高”,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语境。

 

    当代艺术圈仍然存在诸多的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这就需要重新自我确认,即,哪怕我们因为人的弱点做不成彻底的知识分子,至少知识分子理想是一个不可放弃的标准。凡标准并不是非要实现的,而可以实现的往往是不能拿到台面上堂而皇之说的。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拿现实失败者的精神理想作为标高的。当代艺术的希望,还是在于恢复“人的解放”主题及“崇高”美学,这种“解放”和“崇高”可以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含义和形式,但放弃这个标高的结果,就是当代艺术精神性的丧失,其状态甚至还不如“野狗”。

 

 

     2010年11月8日写于望京,11日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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