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得比较泛滥的一种是来自毛泽东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革命组织中放弃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和平的一种错误倾向，具体表现就是自由放任、得过且过、明哲保身、遇事调和、无组织无纪律、不关心群众痛痒、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必须坚决反对。因此，半个多世纪来，自由主义是一个贬义词，它戴着狰狞可怖的面具，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与此同时，另有一种流行于世界上更多地域的科学解释，即，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现自由的市场竞争，政治上要求代议民主和宪政法治。这一思潮起源于19世纪初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民主”是它的口号。两个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质素已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欧陆思想传统和英美文化精神里。

    两种解释，孰优孰劣，不言而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成长历程。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19世纪末由严复引进到中国，经历了梁启超、胡适、顾准、王小波、李慎之等人的大力传播与实践，已有百年坎坷史。期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显得异常活跃，涌现了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傅斯年、蒋梦麟、储安平、罗隆基、吴景超、王造时、潘光旦等，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1949年后，特别是“反右”、“文革”时期，这道风景线就春光不再，被凄风恶雨摧残得花落枝残。但不能说它就彻底灭绝，它的种子依然在地底下积蓄和酝酿。顾准、陈寅恪、吴宓等人就是微弱然而顽强地挣扎于地面的野草。到了1990年代，随着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通向奴役之路》等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被打压数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言说又重新焕发出生机。王小波以他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首先亮出了身影，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浮出、可以公开言说的标志。如今，久违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国内终于可以由一个老、中、青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无形团体来继承和光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自由主义，该怎么说？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自由主义就是宽容，这一点晚年胡适尤其强调，胡适甚至认为容忍异己比自由更重要。上海学者朱学勤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自由，其次是主义。面对不自由的现实，面对权力体制，包括冠冕堂皇的学术体制或作协体制，自由主义不要求你反抗，但提醒你拒绝，一点一点地拒绝，有多大程度的拒绝，就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有多少人拒绝体制，就有多少人获得自由。这个观点和山西学者赵诚说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是商量的，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自由主义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理论，它其实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中。

    在专制的时代里，自由主义无疑是一种理想，自由主义者也无疑是一群不落俗套的耿介之士。坚持自己的理想，可以活得非常高尚，内心变得安宁，尽管有时也会头顶阴霾，脚踩泥坑，脱不了落魄相。

    我愿无拘无束、无党无派、无忧无虑地走进这样的生活方式中。

                                                 2007/7/11/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