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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蔡元培对话(杂文报06/5/9/发表)(2006-02-05 13:03:39)

我和蔡老在北大校园

 

  

        那日,古城绍兴,冷雨在寒风里飞舞,衣衫单薄的我哆嗦着穿行在狭长古朴的笔飞弄,寻问着蔡元培老先生的旧居。借路人指点,我终于来到了白墙黑瓦门朝北开的“蔡元培故居”,但见庭院深深,空寂无人。

        正堂里,蔡老先生恰巧立于毛泽东所言的“学界泰斗”匾下,见一个书生模样的外地人来了,颔首一笑,寒暄着:外面很冷吧?

        我一惊一颤,这青铜造的半身老先生怎么会说话呀!便奇怪地嘀咕:咦,您老不是逝世60多年了吗?

        蔡老先生神情很是慈祥,眉宇舒展着,睿智的目光透过老式镜片射过来,抖一抖长袖道:呵呵,年轻人,你来了我就复活了。

        我如坠入时光隧道,晕眩了一会,但毕竟不是小孩,马上就镇静了。他想,何不趁此机会,与声名卓著的蔡老先生交流交流?当然,众人熟知的东西就不必再翻了,我且问他一些萦绕我心的问题吧。

        于是我盘腿而坐,尊蔡老先生为塾师,开始问答。

        “蔡老,您194035日在香港谢世后,延安的毛泽东发唁电称您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也作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您是否认为恰当?”

       “我本是一介书生,翰林院编修,但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暴虐使我走上了和孙中山、黄兴一样的革命道路。我策动过暗杀,办过宣传革命的报纸,鼓吹新文化运动,先后组织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那一时期的经历我感到问心无愧。可是大革命后,国内政党纷争,百姓涂炭,多数政客们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嗜杀成性,实在教我寒心。我本质上不是武夫,我崇尚欧美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的理念,我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党派之争,不是战争英雄,更不是专制独裁。面对国民党政府残暴压制民众、屡屡侵犯人权,我多次拍案而起,和宋庆龄等组织民权同盟,尽己之所能去维护人权,捍卫法制。但在中国,想争取民主自由,谈何容易!中国人想做皇帝和想做奴才的都太多了,都不能容忍异己,都信奉枪杆子,都蔑视人的生命。所以我对中国特色的政客们是真失望了,我把救中国的希望放在下一代国人身上,因此我几乎一生都投入到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思想的更新上,我爱中华,我认为惟有先进的教育才能振兴中华。毛、周二位的评价有言过其实之处。”

        “蔡老,听说1998年北大建校100周年时,北大当局还禁止演出话剧《蔡元培》。这件事情,不知您这位北大之父有何感慨?”

       “年轻人啊,你知道吗?有时候遗忘比误解好。比如我的小同乡鲁迅,他在死后就一而再地被误解,被利用,又比如我的老同事胡适,也长期被误读,被攻击,其实他始终是个自由改良主义者,他从没有党派立场,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至于我,我被当局和国民淡忘,理由我是自然懂的。像如今我的故居门前冷落,秋风萧瑟,偶有一二同道前来,我也就欣欣然了。其实,更多时候我是忧心如焚。”

       “蔡老,您其实是个很坚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您明确反对过阶级斗争理论,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您奉行不合作主义,保持学人独立性,您也不主张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所以您与某些信奉武装革命的政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恰恰显示了您的伟大,您的永恒。历史已经在证明这一点。”

        “从满清到辛亥革命,从大革命到抗战,我见证了无数的残暴和血腥。这种流血的历史,我只赞成在推翻满清帝制和反抗外部侵略上演绎,而在国人内部,我是反对诉诸暴力的,因为民族多难,生命无价。而且,我认为中华一定要走向共和,真正的共和,因为只有真正的共和才能保障国人的自由和权利。现在,大陆当务之急是要端正教育方向,比如北大,一定要发扬我那时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管理制度,而基础教育要五育并举,特别是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处理好公德和私德、美育和宗教等等的关系。”

        “蔡老您作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是为很多人所认识到的,特别是教育家,杜威就曾经这样评价您:在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也有人预言:21世紀,中国融入世贸,加强经济发展,必须重视教育,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先驱,他在近一个世紀前倡导的思想,放在今日仍沒有半点过时,中国将在 20 年內兴起‘蔡元培热’。但愿有这么一天啊。然而,您还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思想家,这一点恐怕认识到的人就不多了。”

         “其实,把我列作思想家,是抬高了我的。我不是什么思想家,但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要求,那就是思想和道德的革新。人格要完善,人性要升华,必须有这种革新。我编写过《中国伦理学史》,为当时学界引进了西方一些新的伦理思想,如斯宾塞的进化功利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及尼采的主人道德论,也多次发起组织过进德会,意图在实践上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为了实现我的道德理想,我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制度,同时遴选和光大传统文化里的精粹,另方面我也以身作则,在对待女性、对待平民、对待社会上我尽量表现仁和、平等、民主,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决不苟同,立场鲜明,是谓有所不为有所为。我说了我是书生,但我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是有思想争自由的书生。”

        “蔡老,您的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在您那个时代就光耀神州,即使在今天,您也还是独一无二,应受全体国人景仰的。我多么希望在大陆早日兴起谈论您、学习您的热潮!”

        蔡老先生无语,只淡淡一笑,和蔼着,返身踱进里屋去了。目送蔡老先生瘦削的身影隐去,我内心感到一阵怅惘,怅惘里又有几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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