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半年私塾，适逢新学，在新盖的学校读了半截子小学后，转学到一所叫东湖沟的学校，直至初中毕业。
学校地处大队八个自然村落的几何中心，离最远的村子大概就三里地，学生上下学都很便捷。据说，东湖沟学校建于一九五八年，因建在李家台的辖地，始名李台小学。起初，学校就两栋房子，平房，曲尺形分布，砖瓦结构。当时，许多民居还是茅草屋，而且少有村级学校，这砖瓦结构的建制，该是有些气派了。
南北向的一栋还算正统的教室结构，纯粹用于的教学。教室三间，接近方形，能容纳三四十个学童。每间有对向而开的四扇窗户，窗户中间有横向隔条，木质圆棍窗棂。窗门两开，每扇三格，每格嵌凹凸不平的花玻璃。外面是一通到底的走廊，直贯南北。东西向的一栋是民居结构，堂屋两侧是厢房，一溜五六间，堂屋用作教室，厢房一隔两断，是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这是东湖沟学校最初的原始格局。
学校西侧是水稻田，后边的两亩地比其他地高出一米多，直抵学校的墙根。田里满是瓦砾，地力弱，小麦生得病恹恹的，麦秆纤细，黄中泛白。后来劈为学校的学农基地，也没能长出好的庄稼。学校东、南两方有两口呈曲尺弯的水塘，可供师生生活用水。死水，尚有自净能力。塘里水草茂密，间有绿荷，水墨绿、澄澈。那时，学校没条件给学生提供熟水，学生口干了，在荷塘边蹲下胯子，屁股一撅，双手拨开水面浮物，捧起塘水，“咕噜咕噜”地喝个尽兴。喝罢，袖头把嘴巴一擦：“哎呀，好——甜——啦！”
教室里的课桌、板凳无统一制式，都是学生从家里带去的。每到开学时刻，高年级学生肩上扛着桌子，腰间别着板凳，呼哧呼哧地往学校赶。所以，教室里是高高矮矮、宽宽窄窄的课桌，虽无错落有致的风致，但学生并不觉得寒酸。那时刻，家家户户都穷酸，并不是每家都有闲置的桌凳，学生进了学堂，有个搁笔墨纸砚的地方就知足了。
教室里都是土地面，许多地方有两指宽的缝隙，弯弯曲曲，彼此勾连。课后做卫生，扫帚一挥，泥尘四起，满教室都是尘雾。学生呛得直咳嗽，却并不觉得环境的恶劣，他们举起扫把在教室里追来赶去，仿佛这活路就是一场自得其乐的游戏。
后来，娃儿多了，教室不敷使用，便衍生出了城里人觉得稀罕的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个教室里窝两个年级，左边一年级，右边二年级，一节课被掰成上下两半节，老师上下半节分头授课。彼此是否干扰，似无印象了。
“WG”期间，东湖沟学校是大队的政治活动中心，最新指示的传达、召开批判会，全大队社员分列坐在操场里，学生也出来助阵。孩儿们听不懂枯燥的说辞，闲不住手脚，你蹬我的屁股，我掐你的腰，噎着嗓子闷声嘻嘻哈哈。维持秩序的老师目光一横。学生脖子一缩，双肩一夹，又归于宁静，不吭不哈地窝坐在地上。
有一段时间，学校要初中的学生住读，但应从的学生不多。我是唯命是从的学生，再则也想挣脱父母的管制，自是喜之不胜。说是住读，却没有一张床铺。我们扛来几捆稻草，呼啦啦铺往地上，就是统铺了。棉絮、被褥花色不等，厚薄、宽窄不一，有的还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过去，我也是睡过稻草床的。家里棉絮不足，常在棉絮底下铺一层稻草。但家里的草垫床似乎远没有学校草垫统铺的快意。翻个身，稻草“窸窸窣窣”地响，仿佛是稻禾拔节吐穗的声音。娃鼓声湿湿的，就在墙外，伸手都能感应到它的频率。
有人把小腿伸进别人的被窝猛地一蹬，对方立马翻身骑在身上，揭开被子，双手在腋下一阵猛搔，直到对方呼叫求饶：“不抠了，把我呛死了。”文雅一点的学生，借着从窗口挤进来的月光，用草茎搔身边睡伴的耳孔。对方情不自禁地用手摸过耳朵，意怔怔地高声叫骂：“牛鸡巴日的，烦死人了！”
“睡觉啊，莫鬼吵！”老师就住在隔壁，一声断喝，我们乖乖地身子下移，缩了脖子困觉了。
之后的“教育闹革命”乱哄哄的，东湖沟学校却无多大动静，听说也有过轻慢老师的龌龊行为，我是记不起来了，反倒是那时节的许多老师的风范、情态，至今都历历在目。
早先，东湖沟学校办过耕读中学。农耕、读习的兼顾，不能说是最早的产学兼修教学模式，但它确确实实地照应了当时的劳力需求和对文化的渴望。之后，学校声誉鹊起，生源爆棚，临近几个大队的子女也远涉而来。我想，这时刻，该是东湖沟学校最鼎盛、最值得骄傲的。
一九七五年，我有幸做了东湖沟学校的民办教师，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几个月后，做了初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师。那时，教学尚无法统，组织教学似乎没多大阻滞。偶尔自作主张加点课时，给学生讲诗歌《献给十大的歌》中的篇章。学生不再记枯燥的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自是兴奋一时。
这一年，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在这一年，我像一叶浮萍，又漂离了这里，渐行渐远，再无交集。年少一揖，几成永诀。但远行的回眸中，最难忘的还是东湖沟学校那截心无所虑的单纯日子。它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母校，是它的一勺羹、一杯水，给了我最初的温暖。所以，每每念起，耳际都会萦绕起当初从这里起锚的声音。
2011年初夏，我在武汉开会，百无聊赖中，读钱理群《中国乡村教育的没落》，自然想到了东湖沟学校。合上书，一路奔袭一百多公里，我要去造访给我蒙学教育的东湖沟学校。我想，它也许破败，也许没有我的熟识，甚至记忆中的砖瓦、荷塘都杳无踪迹了，但我一定要去，不为会友，只为寻踪。是《中》这本书中正在沉沦乡村教育触动了我。我在猜度，东湖沟学校是否也在遭此劫数？此行，就是一场灵魂的抚慰。
我两手空空上路，唯有朝圣的心念可以回馈于它。
无风，白云悠闲，阳光很暧昧，时隐时现。坐骑七弯八拐，总算靠近它了，却又无法抵达。
学校最初就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周遭的每道田塍都能抵达校园。那时，觉得开放好，敞亮、空旷，没有逼迫感。眼下，我觉得它如一个潦倒的人，连半尺高的院墙都垒不起。我所见过的学校都是道观一般，谁家不是森森门庭、高墙深院？
至此境地，我想到了王维的“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这里却没有了王维笔下值得钦羡的田园闲逸，倒是日渐式微的衰落，不得不令我望天长叹。
操场空阔，没有硬化，泥土有些潮湿，四五个小学生安安静静地站在操场的一边，他们或许就是沉浮在当代舆情中的留守儿童。那三间最古老的教室飘飘摇摇，顽强地站在世尘中。据说，它的设计使用年限是五十年。当初，这五十年的寿命，令我们“啧啧”称赞，五十年的光阴，要容纳多少传奇啊！此时，超期服役的它，已是瓦檐残损，墙缝足有两指之宽，斑驳的墙壁上残留着即将就要脱落的石灰片。它活脱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衣衫不整，无所身倚，只是屋角的实砌墙墩傲骨一般，还直挺挺地硬撑着，似乎在回想往日的峥嵘岁月。
二十多年前，我曾多次去过帮扶的对口学校。学校在襄阳谷城地辖的在大山深处，经由两小时陆路，半个多小时的水路方可到达。校舍旧，但不破败，球场规整，乒乓球台四角棱正，只是学生饮食差些。看着学校里的留守儿童，我自然想到了东湖沟学校。此刻，她经历了怎样的风尘？岁月的风风雨雨可曾销蚀了她的容颜？
可是，眼前的一切，很是令我错愕。式微之由，非我所虑。我是为情结而来，也是这情结，如一根细长的丝线，牵扯着风筝一样的我。飞得再高、再远，根基永远在原点。
学校就四五名教师，他们都是我的中学同学，而且自小就是要好的朋友。办公室空旷，简陋极了。房屋还是原来的斜顶，通透，一眼见底。落座，凳子四脚不齐，吱吱呀呀的，我都担心自己会突然跌落在地。办公桌的材质并不好，颜色也不齐整，估计很有些年头了。这里没有计算机、没有钢琴，没有阅览室，甚至连完整的篮球架都没有。现代化的路径绕过了它，或者是遗忘了这所曾经生机盎然的校园......
因为彼此太熟悉，他们并不觉得尴尬、局促。
倒是我心有戚戚了。过去，他们都是优等生，在民办教师大淘洗中，他们拉家带口，一路过关斩将，成了领国家薪水的教师，也一生甘做孩子王。也许，他们周而复始的青灯黄卷，是在为稻粱谋，为每日的一箪食一瓢饮，但他们每天的重复、创新劳作中，未必没有职业精神的呈现。每一节课，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们的宏大叙事。
看着他们疲惫的笑容和正在增多、增长、增宽、增深的皱纹，《中国乡村教育的没落》中的场景，又幻化在我的面前——
学生流失了，不甘清贫的教师走了，教室里散座着七八个学生，黑漆脱落的黑板上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的红漆标语依稀可见......他们却心无旁骛地坚守在破碎的日子里。
坚守！为一个个缺失父爱母爱的留守儿童，为心中那份不曾死亡的执念，他们用碳火的温暖，完成一个父亲、母亲、教师的心里呵护和人生陪伴。
——我深为敬佩！
一个小时后，我告别了他们。走过那曾经是荷塘的地方，我突然怅然若失。蛙声被掩埋了，荷花让渡给了荒芜的杂草，朗朗的读书声也咽哑在了辽远的时空中。我这一走，似乎就是在与它永别。此后，它在，或者不在，我的这一脚泥土，就是我怀想它、膜拜它的见证。还有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出国留学的海外游子，市面上日进斗金的商贾，为国为民效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甚至官至厅级的佼佼者，他们若回首儿时岁月，定然和我一样，只要提起东湖沟学校，那份温暖定会如一壶老酒，一饮，便是微醺。
它是母体的脐带，给了我们最初的精神滋养——不管我们显贵、贫穷，甚至潦倒。
即便一出大戏，也有冷场和落幕的时刻。两年之后，东湖沟学校只是教育史册中僵死的文字了。作为一个教育实体，它走过了扫盲、普九的漫漫长路，今天，他的旅踪戛然而止了，当地政府的教育版图中不再有它的羸弱的身影。消失，不意味着失败，停止，并不是死亡，人世间的许多事，既然有过曾经，历史就不会遗忘。适龄儿童的结构性缺失，必然会带来学校布局的结构性调整，整体发展中往往会有局部的消弭。东湖沟学校终究抵挡不了规律的演化，它睡去了。它睡在残垣断壁中，睡在人们的记忆里。
听说东湖沟学校停办后，我邀约同在那里工作的朋友想去看最后一眼，无奈车路受阻，无缘再见它凋敝、老迈的容颜。我掉头走了，虽无所牵挂，但终究不会忘记它。它曾经温暖过我的幼年和青葱日子，即便那几间校舍坍塌，我在，我心就是它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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