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内蒙古草原的环保工作，绕不开两个人：蒋高明和陈继群。
蒋高明，男，山东平邑人，1964年9月生，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1－1992年和1995－1996年分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恢复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生态学合作研究。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蒋高明在新浪网有一个个人网志，上面的文章有将近三百篇，但只要看过几篇，你就会对剩下的文章心生厌烦，因为他这近三百篇文章绝大多数都只是在谈那几个环保问题，车轱辘话反复说，有时甚至不惜直接把写好的段落复制一遍又一遍。其实，那篇《向权力诉说真理》已经把他的意思都说得差不多了，归纳一下，就是：
草原是不同于森林的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最好是靠自然力，所恢复的植被也只能是草原，而不是森林。所以任何在草原地区造林的工程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必定是没有效果的。草原的生产力又十分低下，现在的草原无论是人口还是牲畜数量都明显过载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生态移民（畜），人应该聚居到小城镇里，牲畜应该拿到南方的农区去养，草原上应该多养鸡（即所谓“畜南下，禽北上”）。在农区，可以用加工后的秸秆做牲畜饲料，这样秸秆的问题就解决了，牲畜产生的粪便又可以用作有机肥料顶替化肥，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生态的农业产业。
这就是一个学生态学的研究员给我们描绘的全中国“生态农业”一盘棋的宏伟蓝图。显然这个蓝图里面一厢情愿的成分是很浓的，比如，在草原上散养鸡很可能会加速禽流感病毒的变异，从而有可能造成禽流感的大规模传播，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禽北上”绝对不如蒋高明所想的那么简单。而且，一旦蒋高明从他最擅长的草原生态学脱离出来，开始涉足整个农业领域之后，长期的生态学科班训练造就的生态沙文主义思想也就不可避免要暴露出来，从而成为其他人嘲笑的对象了。
但我这篇文章不想说蒋研究员思想中的幼稚病。说实话，他给草原指的出路，总体上我是非常赞赏的，因为的确比较科学。只不过，他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文化。
说到民族文化，就得谈到另一个人——陈继群了。
陈继群，男，祖籍山东烟台，1947年6月生于沈阳，196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年赴内蒙古草原插队，1980年返回北京后在中央美院徐悲鸿画室进修三年，现为职业画家，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虽然陈继群明显属于“另一种文化”，也就是人文圈子，但是他和属于科学圈子的蒋高明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陈和蒋都是山东人；陈也一直通过网络竭力宣传自己的观点，只不过不是靠网志，而是用他自己创办的个人网站“曾经草原”；陈也一厢情愿地给出了他给草原生态问题开出的一揽子药方，只不过不是从科学出发的，而是从人文出发的。如果也把陈的观点概括一下，就是：
草原民族世世辈辈在草原上生活，为什么草原一直没有发生严重的生态退化？因为这些民族在长期与草原共处的过程中，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正是靠着这种文化，他们才和自然达成了和谐。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游牧，任何违反游牧文化的文化，不管是定牧还是农垦，都会对草原造成破坏；而一旦恢复游牧文化，草原自然就会得到恢复。但是游牧需要更多的草原，这些草原从哪儿来？一个方法是退耕还草，把农业人口赶出草原地区；另一个方法是按《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把政府非法侵占的其他草原夺回来。
很显然，陈继群的这套方案比蒋高明的方案粗疏简陋多了，因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始终避而不答：就算把“曾经草原”的土地都恢复为草原，如果人口和牲畜又多到了草原承受不住的地步，又该怎么办呢？我耐心地看过了陈继群的许多文章和网上辩论，发现他只会反复地说，至少在目前，把非牧民都赶出去，草原就够用了。是啊，“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是陈继群的确说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草原生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和情感。
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实要比官方的宣传严重得多。新疆、西藏且不去说它，现在连蒙古族人士都开始热衷讨论民族主体的问题了。这也是世界环境的大势所趋，因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所谓“后殖民主义”思潮就越来越有市场，尽管中国的少数民族和西方殖民地民族的境地并不完全相同，但把后殖民主义变一下表述方式，很容易就能将其作为这些少数民族自主意识的理论根据。一言以蔽之，陈继群和其他人宣扬的那一套“游牧优势论”，无非就是后殖民主义“在地化”的一种变形，而且其中还夹杂了大量反科学的反智主义情绪。
蒙古族向来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民族，这一点连他们本族人也不否认。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署名科尔沁夫的《丑陋的蒙古人》，里面就对蒙古族的民族性弱点分析得入木三分。所以，当曾几何时，“游牧优势论”已经成为蒙古人中间一种非常流行的思想，而且由于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令人失望的现实生活使这种思想还有继续泛滥之势时，要解决草原生态问题，不考虑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和情感就绝对行不通了。
所以蒋高明的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他完全忽略了他那一套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难度。蒋高明也认识到，草原生态治理的技术其实都是现成的，问题仅在于当地人思想的变革，但至少他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几乎不曾认真地谈过民族文化问题，而只把他那一套方案的屡受挫折归结于政府官员的固执。可是当地政府官员之所以固执，难道仅仅是因为政治体制吗？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我认为蒋高明永远也不可能看到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譬如说“畜南下，禽北上”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包括禽流感防治在内的一系列会阻碍草原养禽业的技术问题，我相信草原养禽也推广不开，道理很简单：一个牧民不养牛羊天天喂鸡，还能叫牧民吗？当绝大多数人——包括蒙古人自己——都简单地以为“蒙古人＝牧业民族＝在草原上放牛羊的人”的时候，推广草原养禽就永远只能是白日梦。
我倒是想了一个也许可行的办法：让蒙古人把牧业公司开到南部农区，直到建立全国性、甚至跨国的大公司。这样，蒙古人并没有放弃牧业，只是把牧业扩展到了草原以外的地方；这个大牧业公司如果能够成功，也就给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一个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在这种情况下，草原养禽才有可能顺利推广开来。只不过，这样做也必须打破两重思想樊篱，一重是蒙古人不能只会安守土地，必须懂得像他们的辉煌祖先一样走出草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一重是蒙古人必须懂得理性，懂得现代商业经营的技巧，能够在不依靠政府扶植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公司办得有声有色。虽然这样做的难度也很大，但总算还是有点希望了。
所以，蒋高明和陈继群，谁更懂草原？我认为两个人都不懂，一个有科学没人文，一个有人文没科学。但是蒋高明的想法还是更靠谱，因为在这年头，不懂科学比不懂人文更可怕。
200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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