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访谈录
张 赟 阿 成

张赟(以下简称张):阿成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您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同时还是《小说林》､《诗林》杂志的主编,作家和主编,哪种角色您更喜欢呢?
阿成(以下简称王):这个问题实际上让我很难回答,严肃地讲,哪种角色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做一个自由人｡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自己,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只要在陌生人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换句话说在非文坛的环境里,我从来不暴露自己的作家､编辑和主编的身份｡那样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其实这没什么不光彩的,但是,我却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现象,有时候与某某作家同行,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谈论文学时让我无地自容｡为什么呢?我无法解释｡总之,我不希望陌生人知道我是一个作家或者编辑｡但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心理,到今天我也搞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克服这种心理｡
张:我想我非常理解您,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愿在陌生的场合暴露自己的身份,甚至被问到时,还会有意隐瞒,好像怕丢人的感觉,尽管我只是个学生而已｡
王:刚才你提到,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对这一点我想说一点不谦虚的话,我还不能算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而是颇有知名度的老作家｡但为什么你会使用“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我想,是因为你可能把我和钟阿城混在一起了｡到今天,还有把此阿成认为是彼阿城的｡
张:哦,不,这您可误会了｡
王: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中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的活动,我发现,在所有作家的简介里,只有我的简介最简单,上面写着:阿成,《小说林》《诗林》主编｡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把握说,哪个作品是此阿成的,哪个作品是彼阿城的｡为了把握起见,干脆一个作品都不写｡再比如去年,在重庆,中国作协组织了一个中国著名作家看重庆活动,在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一栏的作家里就没有我,因为他们吃不准是这个阿成得了鲁迅文学奖,还是那个阿城得了鲁迅文学奖｡其实,我从1979年发表作品时就开始使用“阿成”这个名字了,三年之后,那个阿城的《棋王》出现了,我在欣赏之余,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会给我带来什么问题｡到今天,混乱了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对这件事说过一句话,但二十年了,有些人还会弄混｡怎么说呢,至少近十五年的小说,大家看到的都是我这个阿成的小说｡因为在海外,两个阿成的作品是放在一起的,因为是同样的译音,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我们两个的作品就是在一起的｡但是,好在文坛内部和那些关注文学的人当中还没有出现这种错误｡
张:是的,关心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比如我要采访您,一个文艺学专业的同学就一脸羡慕地问我,是那个总写哈尔滨的阿成吗?我说是啊,况且另一个阿城好像已经不在国内了呀……那么您对自己这辈子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有什么感受?写作给您生活带来了什么?除了您常开玩笑说的散碎银子,乐趣､遗憾应该都有吧?写作给您带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王:我没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目的的人,是偶然的一篇日记被朋友看好,送到编辑部,然后就发表了,那是1979年,我上面说过,是使用“阿成”这个名字发表的｡从79年开始写作,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这几十年的光阴全泡在写作里,我认为未见得是一件仗义的事情,是磊落的人生｡因为我看到,从事其它职业的人生活得也很好｡我必须强调的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不如带来的痛苦更多｡因为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它需要用心来写,它的难度太大了｡写作的道路就像在你面前不断展开的飞毯一样,你永远走不到它的尽头｡我抖胆说一句,我看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包括被叫好的作品,常常令人迷惑,因为好的标准已经被瓦解掉了,其实那个标准是很明确的,就是能够感动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欣赏｡我在这个层面上,始终保持极为清醒的头脑｡这种天然的状态,让我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和努力的空间｡我只是有一个简单的目的,但这个目的太难了,就是写一篇好小说,仅此而已｡
张:在现在这种所谓的“媒体时代”里,和所谓的“眼球经济”的盛行下,您有这样的心态是让人敬佩的,也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的心态｡就像您的笔记体小说,有一种超越尘嚣超越功利的感觉｡说到笔记体小说,我想到你说过的一段话:“笔记小说,是一种文士风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手段｡这完全不同于那种亢奋地打扮与装修式的小说,似乎也不大煽情与矫情,或者很政治地浪出一些满不在乎的俏皮话,笔记小说骨子里的凌厉与尖刻是陈酿出来的,它的那股滋润新鲜劲儿,在于自信和平易上｡这样的文体,能保鲜到头到21世纪｡”您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笔记体小说,比如《沉塘》､《甲子》､《年关六赋》等等,但您现在的作品似乎变化很大,您为什么不再写那种有“清矍”之感的笔记体小说了呢?对曾经写过的笔记体小说有过什么样的反思吗?
王:我过去对笔记体小说有过那样的认识是不错的｡笔记体小说是一种生存的滋味,用笔记体把它写出来,实际上就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其实,笔记体小说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尴尬､脆弱和一种淡淡的哀愁｡当然,还会有许多成分在里面,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些｡然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在写作上有什么变化,我就是这么一路写下来的,一直写到今天｡有人看到这其中有些变化,我很吃惊,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东西,小时候的模样和少年时的模样,包括老年时的模样应该是不同的,但骨子里还是我｡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到老｡你会发现,我的小说精神是一样,可能在选材上有所不同,但那是感受的不同,是社会的原因｡写作到了一定的年份,再去人为地追求什么变化,是可笑的｡一切顺其自然最好｡有的人,写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越写越明白,文思如涌,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经过重大的挫折,便会在小说中体现更深的人生认识,这也很自然｡也许你注意到,我没有引用一些外国作家和评论家的话,这也是我的风格,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然｡现在是什么样,就让它自然地发展下去｡如果用我个人的态度来说,我还欣赏我今天的东西｡因为毕竟写得比较自由了｡自由是通过锻炼､思索､研究,用时间陈醇出来的,其实话说得越“白”越难哪｡这样的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一上来就“白”,那是一种苍白,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内行人就更不用说了｡
张:所以说我察觉的变化就是您说的自然的过程,就是您的作品越在后期越更加自然､圆润和流畅,也就是老练吧｡
王:我的确曾在写小说上比较雕琢,其实我是有意而为的｡那时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加符合传统的文化精神和韵味｡我在坚持一种东西,或者在坚持弘扬一种古典的美｡但是,这只能是练笔阶段,它的下一步应当是更自由,更洒脱的文字,而且是更加没有雕琢感,更加自由奔放的文字｡我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前期的雕琢,也就没有后期的自由与奔放｡
张:听说您是汪曾祺的学生,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师徒之缘是怎样结成的好吗?汪曾祺先生对您的影响还存在吗?
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
张:哦,是听您说的,因为看到您在某个随笔里提到“汪曾祺老师”,再加上您的早期作品和汪曾祺先生很像,好像我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王:其实,我并不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也从没收过我这个学生｡他只是给我的第一篇小说集《年关六赋》写过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在作家出版社拟出一本《年关六赋》的小说集,我的责任编辑杨德华可能觉得我的小说风格让汪曾祺作序比较合适,他就找了汪曾祺｡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了这篇序言｡正如你在他的序里看的,汪曾祺说,我很愿意给阿成的小说集写序｡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文风,并深受他的影响｡我觉得这种文风和影响与我的生活有关,就是说,那种谈得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后来,我到汪曾祺的家去过几次,其实也没聊什么,好像两个人都不怎么善谈｡他送给我两幅画,我至今还保存着｡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了,我发了一个比较长的唁电,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到今天也活活地存在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影响｡作为笔记小说,能写到汪曾祺先生这种水平的,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汪曾祺是唯一的一个｡
张:除了汪曾祺先生,您欣赏的作家还有哪些?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要“能够感动大多数人”,您认为好的小说还应该有什么品质,您自己的作品中哪几篇最好的体现了您的用意?
王:我看书有一个毛病,就是记不住作者,只能记得优秀的篇章和细节｡所以,要我具体指出我喜欢哪个作家是困难的｡我不可能喜欢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只是喜欢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个细节｡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相当智慧的作家,一个是索尔"贝娄,一个是辛格｡当然,还有一些前苏联的作家｡这里我不想一一地列举｡如果列举多了,好像我光读书不写作了,如果列举少了,会以为我光写作不读书了｡所谓好的小说的基本品质有两点,一个是真情实感,一个是超人的机智与幽默｡我觉得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追求这一点,而且这一特征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的一些短篇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找出读一读,我就不单独列举了｡很多人是在读了我的小说集以后才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张:我觉得在当代文坛上,您是个不追求时尚的作家,您看什么流行的先锋文学､打工文学､新写实文学､新潮文学､都市文学､乡村文学等等,好像都跟您联系不大,您的作品也是很难用一个命名涵盖的,这也是您喜欢做一个自由人的一种表现吗?还是作为一个老作家您的心态更为平和?
王:你谈到的各种主义的文学流派,我对这些比较茫然,知道的不多｡显然,各种各样的流派有它们的道理,我相信每一个作家都在理直气壮地活着并创作着｡我觉得作家的创作经历基本上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自己的经历,第二阶段是写自己周围的朋友,第三阶段是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你刚才说到心态,对我来说,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感｡我看到了许多人生活中的种种尴尬,我愿意就这一点和他们做一些交流,仅此而已｡补充一点,其实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话我在十年前就说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力量太渺小｡
张: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您的作品里为什么常常出现这样一句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总让我觉得您对生活的态度又有一点无奈和悲观｡
王:是的｡刚才你谈到,我的作品很难用一个“命题涵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现象｡的确,我不属于哪一个流派,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很可能是一个全新流派的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后现实主义”｡因为后现实主义,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所谓中国的现实主义也分为多种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写实文学也不大一样,新写实实际上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一种派生的关系,好像无意继承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而后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出现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学现象,它抛弃了以往的一些非文学的因素,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和命运,并带有一种温情和幽默的色彩,它的洞察力不再依附社会性的总结､而更加强调作家个人的思考｡当然,骨子里所包含的批判现实的态度,常常是很无奈的样子｡后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每一根神经都无法脱离现实主义的精神与传承｡
张: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学时尚､文学消费,您怎么看?比如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或者少年作家的娱乐化偶像化?
王:诚实地说,这些我接触的不多,差不多是“零接触”｡但我知道有些人在争议这些话题,遗憾的是,我没有资格进入这种争论,因为我没看过这些作品｡我想我该看看这些作品了｡毕竟我也曾年轻过｡
张:那您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现状怎么看呢?
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是片面的,不可能全面｡我们常常在总结一年､几年或者十年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时,常常是不全面的,很难说把所有的话都说到点子上,这是时间､个体和时代的局限｡除非有超凡的智慧和超凡的人物来驾驭,那将另当别论｡说到超凡的智慧,首先要有一个超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批超凡的小说｡我们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光荣,如果就某个时代而言,这个光荣说到怎样的巨大都不过分,但是纵向比较起来,历史地看,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既可以鼓舞人,也可以让人垂头丧气,或者怒火中烧｡显然,从我上面说的这些话,可以猜得出,我对当代小说的评价｡当代小说当中,具体评价到某人的作品显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就普遍的问题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在我看到的一些小说当中,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有故事而无文采,这个现象,似乎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是否跟作者的出生环境､个性､艺术修养有关?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唠家常｡家常唠起来铺铺洒洒､漫无边际,这是人们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普通人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况,在城市,在农村,都普遍地存在着｡现在的城市状况似乎好了一点,因为又开始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阶段｡这主要是住房的格局所决定的,常常是住一个楼,住上几年,邻居之间还不相识｡这里有一种惯性的欣赏习惯,就是喜欢唠家常的人,在看到类似唠家常的小说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会引起他的一段美妙的回忆｡虽然这样的小说故事平平,语言平平,但是,读者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就会变得不同寻常起来｡阅读永远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要想在阅读的层面上获得公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不是这种现象的出现,而是这种现象没得到调整和批评,并且继续漫延下去,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小说有情节,无机智,有知识,而无睿智,有感情,而无深情,有思考,而无深刻｡这种情况,普遍地存在于一些小说当中｡
我历来认为,小说是一种智慧,谈到智慧,我们应当给智慧下一个定义,特别是在小说当中,即小说的智慧是什么?除了基础知识,如结构,语言,悬念等等,最重要的就是真诚｡这就是小说的智慧｡在小说当中,真诚就是一种智慧｡我看到央视播放的《走进非洲》,在介绍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时,其中,在一个普通士兵的墓志铭上,一个母亲对他阵亡的儿子写下这样一句话:对世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对家庭,你是我的全部｡这就是真情｡真情是产生智慧的土壤,真情也是智慧的惟一源泉｡当一个作者,在伪造感情写一部作品的时候,会错认为自己是一种智慧,其时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谎言｡
张:是的,对小说创作持真诚的态度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当代很多作家的作品也许很有名气,但是读起来却能感受到那种伪造出来的感情,并不能让人长久地感动｡我想您的这番话对许多年轻作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提醒｡说到您的小说,“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胡地风流》和《馋嘴日记》是两本专门写黑龙江的“吃”的散文随笔集,许多小说中的“吃”也让人难忘,侯家小馆里的“杀生鱼”､华梅西餐厅里的基铺红菜汤､冰天雪地里小酒馆吃的杀猪菜等等,让我至今有着强烈的冲动想去品尝｡“吃”不但决不能小看,甚至有着一种神圣的意义,您的投入和执著让人感动,我能感受到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和膜拜｡
王:我注意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对吃充满了兴趣｡在好的吃食面前,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法遏制的愉悦和兴奋｡我不能忽视这一点,就尽可能地予以表达｡其实,吃是一种短暂的幸福,但千百年来,它始终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张:我发现您特别喜欢“忸怩”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不仅作了一部长篇的名字,在中短篇中也经常出现,为什么喜欢这个词呢?
王:的确如此｡“忸怩”本身是一种生存形态｡很多小人物被迫做出这样的姿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们注意不到这一点,就会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缺乏一个根本的了解｡只是,我在这方面表达的并不充分｡相信中国文坛也没给以它足够的重视｡中国人很虚荣｡
张:您平时写小说,看稿子都是很累的脑力劳动,业余时间您喜欢做点什么呢?
王:我从不认为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如果它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正相反,写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就像踢足球是快乐的一样,但你必须努力,不然就踢不好｡其实,努力过程中的辛苦也是快乐的｡一天愁眉苦脸地写作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多见的｡其实,写作的快乐和劳动模范的快乐差不多｡比如过去我在刚刚写作的时候就病态地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我几乎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都不休息,因为当时家里的居住环境比较简陋,没有地方写作,所以,要骑上破自行车,带上简陋的午饭,到单位去写,并且非要带那种最差的食品,这一点有点类似苦行僧,你说苦行僧是痛苦的吗?绝不,他们是快乐的｡记得有一次搬家,我写废的手稿差不多有一手推车,全部卖掉了｡恰恰是这一手推车的废稿给我提供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现在,我什么目标也没有了,仅仅是在平静想,再写一篇好小说吧｡而且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并尽可能地控制自己少写｡我搞明白了一件事,生活不该全部是写作､写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过去我每年写二､三十篇小说,现在我要控制在两三篇之内,或者一两篇之内,其它就写一些随笔｡你问我写作以外我都做些什么?我稍微更改一下,就是我追求什么?一句话,能让我心平气和就好｡能心平气和地活过每一天,就是我最大的追求｡如果一定要谈到爱好,那就是旅游､逛街､散步｡另外,我多少有一点购物狂的倾向,并总是在小女儿若楠的策应之下｡总之,这些能让我非常放松｡
张:我也发现近几年您的随笔散文类作品多了,近期您有什么写作计划呢?
王:我是一个业余作者,我之所以选择写作是因为它比较自由｡我从没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只是想,明天再写一篇好看的小说｡
张:谢谢您,和您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王: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评论家谈了这么多｡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这是我2006年的感受｡到了2007年,可能我上面的观点都被我自己推翻了｡也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