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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之二: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2)

(2011-05-08 07:29:26)
标签:

地方政府

公司化

竞争

利益

最大化

杂谈

 

 

二,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危害

    1, 影响民生福祉的提升

    政府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政府具有公司化倾向后,在很多情况下,自身利益和民众利益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政府则会把自身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政府是由官员和公务员组成,官员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利益;而在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中,官员可以更好把自己的利益置换成政府的利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行为中,常常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我招牌,实际谋取的是政府成员自身的小集团利益。

    中国的房价飙升和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有很大关系。不少地方政府每年的卖地收入相当于财政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并不希望房价降下来,对中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予以抵制。这是中央调控措施屡屡失效的根源所在。

    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在劳资纷争方面,更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由于工会本身就是依附于政府的一个部门,它不可能违背政府的意志站在工人一边来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屁股更多地坐在资方和老板一边,额而工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致使工人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

    2,政府职能错位引发市场秩序混乱

    政府职能本应定位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生活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但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形成后,,这种职能就发生了异化。在自身集团性利益的驱动下,政府既做市场裁判员,又做市场内的运动员。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大企业,而且是一个不讲市场经济秩序、不讲游戏规则、不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型经济实体。例如,在招商引资方面,项目洽谈本应该是企业之间的事情,应该由经济组织出面实施。政府的职能是依法履行审批手续。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直接出面与投资者洽谈。政府承诺各种优惠政策,政府和投资者讨价还价,等等,俨然以一个企业的面目出现在投资者的面前。政府还以“特事特办”、设立“绿色通道”等超规则手段为引进的企业提供特殊便利。如银行贷款、税收政策执行等,遇到有关执法部门正常履行执法程序,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就会出面干预,给这些企业以特殊关照。由此产生了大量行政歧视和不公平行为。

    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某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其管理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谋,在“改制”、“重组”等名义下,侵占国有资产,借机发财。行政官员也通过暗箱操作借机获利。在政府工程发包、政府采购等商业行为中,,通过操纵招投标程序制造公平假象,内定承包人和交易对象以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益。“罚款经济”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破坏金融程序和造成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根源。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迅速扩张。到2010年6月末,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贷款余额是7.66万亿元,也有海外学者高估到11万亿元。

    然而,与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相比,其还款能力却令人担忧。由于一些地方(特别是县级以下政府)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明晰,操作程序不规范,一旦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不能收回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埋单。

    3,使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

    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认可和支持,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中得到佐证。比如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是从偶然发生的人身死亡事件开始,迅速演变成一场有上万人参加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参加的人群多数与原发事件本身没有利害关系。那么为什么又会一哄而起呢?这就可以追溯到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态度。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在这些事情当中,地方政府都过度地涉足了微观经济活动,参与了大量的与民争利项目,对群众的欠债太多,积累的民怨太深。

    一个诚实的政府才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是一个具有现代行政道德意识的政府,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如何对公众不诚实的行政行为,都是自毁形象。面对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群体上访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罢工请愿事件、伤亡事故事件等,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所产生的利益局限,当地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回避、隐瞒等态度,直至最后无从逃避时,才出面纠错。这其中,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变成了“猫鼠游戏”,博弈大于合作,这显然与我们打造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被整个动员起来控制事态的发展。除了媒体这个“异己”力量之外,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出面。因此,下级政府的行为结果在客观上已经把社会风险引向中央政府。

    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出现,很多地方法规和政策的出台,都具有明显的自利性倾向。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持怀疑态度,都保持一种警觉,就怕政府又以“改革”、“调整”、“完善”等名义向自己的口袋里伸手。这样,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和决策,由于社会和民众本能的防范反应,势必大大影响政策和决策的落实效率。现在,有些正常的改革推行不下去,与这种逆反心理不无关系。

    4,阻碍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在此进程中却遇到重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来自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比如环境问题,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谆谆,地方政府却听者藐藐,太湖和淮河这样中央政府下大决心治理的重污染区,花费几十亿资财,却边治理边污染,不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至少,治理污染的动力不如追求GDP的动力大。在治污问题上,一些地方以政府名义出台“土政策”、“土规定”,明文限制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明目张胆保护违法行为,给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设置障碍,严重阻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导致不少“特殊”企业长期游离于环境监督之外。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在上级督办、当地政府干预、群众上访三层压力下工作,结果是顶得住的站不住,左右为难。当然,也有的环保部门在当地官员的重压下,对严重的污染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放纵态度。

    在资源问题上,我国产业政策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产能的扩张。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继续扩大加工工业的规模,使得本来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更加过剩。为了把GDP搞上去,不少干旱缺水地区的地方官宁可把居民用水扣下来,也要让厂矿企业敞开用水,因此甚至出现了缺水地区的企业水价反倒比水资源充足地区的企业水价还便宜的怪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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