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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佩:生死二十八天.一紧急战备

(2019-02-27 01:29:07)
分类: 军事天地
  第一章 紧急战备  

宋子佩:生死二十八天.一紧急战备 
  1978年,越南在我边境地区的军事挑衅和破坏活动步步升级,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调1个陆军师到边境地区作战。1978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陆军第四十一军一师奉命开赴南宁以南扶绥至德保县一带待命。
  纯属自卫性的防御措施,未能阻止越军的侵犯搔扰活动。
  1978年12月12日,广州军区奉命集结3个野战军及所属炮兵、坦克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向文本前线开进,一派大战爆发前的景象。
  12月15日凌晨,四十一军副军长于海学率领军前指向广西靖西县开进。路上只见广州军区后勤部匆忙开设了几个加油站,他们也是刚刚到达,正在调整油罐车,搬运油桶,支撑帐篷。
  四十一军后勤部蔡玉斌副部长到广西军区百色军分区联系后勤供应,他们竟然毫不知情,感到惊讶。四十一军前指到达靖西县边防二团,团长、政委竟感突然,不知野战军开赴边境一线。
  12月18日,四十一军基指(基本指挥所)率二师、三师、独立团多路向前线开进,19日到达指定位置,共23000多人(缺编一半)在靖西县念井、平孟、龙邦地区展开,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一、急转弯
  战前准备,首位是思想准备,这是解放军的传统。12月23日,四十一军政治部组织召开政工会,各师、独立团政治部(处)主任出席会议,研究部署战备教育工作。
  “干部、战士对这次军事行动甚感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存在许多幻想,许多疑虑和麻痹情绪,以为调动大军是吓唬人的,不可能真打。像1962年紧急战备对付蒋介石那样,大军开赴前线就把国民党吓住了,不敢轻举妄动了,没动真格就完成了任务。”一位师政治部主任在会上发言说。
  “边界上的小冲突,何必动用大兵团?把越军占去的几个山头夺回来就是了,这点战斗还轮得上我们?”一位团政治处主任汇报部队思想反映说。
  “两个乙种师,兵员、武器缺编一半,打起仗来连战术都无法形成,还打什么仗?”又一位师政治部主任反映意见。
  会议发言,争议比较激烈。
  中间休息时,我与军炮兵团政委相遇,他用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不相信能与越南发生战争,肯定又是搞什么演习,哪有同志加兄弟互相撕杀的?”我说这次可能是真打,他冲动地几乎要喊起来:“我跟你打赌,如果真的与越南打起来,就把我的头砍掉。”
  会议最后确定,战备教育立即在部队广泛展开,以干部为重点,激发对越南的仇恨,树立必打、想打、敢打的思想。
  会后,我带工作组下到一师一团。一师丁文奎副政委也带工作组来到该团,军、师、团三级工作组组成5个小组,抓好5个连带动3个营。第二天我便到二营四连。这是全军较好的连队,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爱民模范连”。该连干部素质好,能力强,富有朝气和魄力,对部队管理严格,军事技术与战术水平较好。后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敢打硬仗,完成任务好,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穿插英雄连”光荣称号,还出了两位战斗英雄。
  这个连队的驻地,离国境线约有30公里,驻地村庄20多户人家,全是少数民族。村民居住的房屋,是极为简陋的木制板房。房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牛、猪、鸡、鸭等牲畜。下层约有2米多高,地面满是粪便、杂草,污水四溢,蚊蝇成群,结队飞舞,污浊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房屋窗户很小,通风极差,光线阴暗。床上除了稻草、席子和一床棉胎之外什么也没有,枕头是木头的。有些农户蚊帐也是麻布织的,用了许多年,破得不能再补了。做饭用吊锅,没有炉灶,每次做饭都是浓烟滚滚,熏得人眼泪直流。干部战士进了房子就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所以,白天很少有人进房子,一日三餐都“打野外”,只有在晚上非常疲劳时,才进房子睡觉。边境的天气阴雨连绵,雾气沉沉,潮湿阴冷,道路泥泞。不用说野外训练,就是在村子里走动一下,稍不留神也会摔倒。衣服整天湿漉漉的,像个泥人。干部战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备战58天。
  经过几天的调查,发现干部战士中确实存在着对战争极为不利的思想认识。
  一是中国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亲上加亲,为什么变成了仇敌,不理解;二是边界冲突就该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要打出去、规模这么大,想不通;三是几十年没打仗,不会打仗,武器装备又差,怕打不赢吃亏。
  其中最不理解的还是中越唇齿相依,同志加兄弟,为什么翻脸打仗?过去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无私的、毫无代价的。据统计;“1956年至1963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价值3.2亿人民币。”“1965年至1975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约合人民币200亿元。其中包括各类枪支184.2万支(挺);火炮6万余门;子弹10.22亿发;炮弹160000余发;中型水陆坦克500余辆;舰艇150余艘;飞机140余架;装甲输送车300余辆;汽车1.5万余辆人;炸药1.6万余吨;有线电话4万部;无线电台3万余部;军服1000万套,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这些物资可装备200万人的部队。”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用于供应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身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
  “在1971年至1972年的一年多时间内,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4架;红旗2型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以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火炮204门,炮弹4.5万发。”(以上见《军史资料》1989.4)
  越南军队吃的、穿的、用的、打的几乎都是中国给的,连战场的急救包也全是中国造,越南的干部还享有来中国治伤、养病,孩子到中国读书的待遇,中国成为越南最可靠的大后方,这是人人皆知、有目共睹的。现在突然翻了脸,要进行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这弯子要转多大啊!加上几十年没有打仗,出现一些反映,议论及至思想问题,是正常的、必然的。
  工作组深知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但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强制,更不能下命令,只有教育疏导。
  于是确定集中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树立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必打有理,敢打必胜”的信念,把战备教育与战备训练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一般教育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
  工作组请来边防民兵和受迫害的归国华侨控诉越南当局的反华罪行;参观揭露越军在我边境武装挑起事端,炮击民房,杀害我边民的图片展览;通过读报讲课,座谈讨论、典型启发等形式,把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侵柬反华的罪行彻底予以揭露,从而激发干部战士对越南当局的义愤。
  经过教育引导,干部战士一致认为应该报仇雪恨,以战争惩罚那些不义之徒。但也有一些人主张小打,在边境线上浅近纵深打,对上级确定的大打,打出去的方针还不甚理解。甚至有些师、团领导干部在交谈中,也流露出不理解的情绪。
  为解决这个问题,军、师工作组提议全连组织一次大讨论,让群众自我教育。
  连队集合在离村庄几公里的山坡上,指导员余林龙对大家说:“经过揭露越南当局的罪行,激发了我们对越南当局的仇恨,树立了必打的信念,但有些同志对大打、打出去的问题还不够理解。今天我们全连讨论,互相学习,能者为师,目的是把我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认识,提高到中央军.委作战部署上来,大家想一想,中央军.委为什么要把'还击战’打大一点?”
  八班长李争首先发言,他说;“大打和打出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互为联系不能分割。'还击战’就要打出去,不打出去怎么叫反击?至于反击的纵深有多远,是以消.灭敌人多少有生力量决定的。有的同志主张以消.灭敌人前沿阵地的兵力为主,这也要打出去,因为要分割包围,断敌退路,阻敌增援。这样打出去的纵深很浅,几公里即可,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少。我看上级的意图是要消.灭越南相当多的有生力量才这样部署的,消.灭少了打不痛他,不行呀!”
  七班长黄招强接着说:“战争规模的大小是由作战目的决定的,我们还击战的目的是牵越援柬、自卫还击,要经越南以致使打击,使其兵力、物力、财力无法侵略柬埔寨,又无力在我国边境挑衅破坏。所以,这仗要打大一点,多消.灭一些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目的。战争,看起来是个军事行动,但要服从政治和外交斗争。军事斗争是手段,是为政治服务的。”
  “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卫'四化’建设和祖国安全,在任何时候都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党中央要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又一位战士发言。
  干部、战士的发言句句在理,水平很高,我由衷地高兴,也站起来发言:“对越自卫还击,虽然打在越南身上,实质是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险恶用心,是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对柬埔寨、老挝的殖民化统治,为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服务。而苏联妄图把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富汗,甚至伊朗都变成他的殖民地,建立东南亚军事基地。从而形成从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数省区,到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数省区的钳形包围,这将严重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与越南作战,一方面是援助柬埔寨,另一方面也是粉碎苏联包围我国的战略企图。也有利于阻止苏联控制波斯湾、遏制欧洲、称霸世界的行动。所以,这一仗要打大一点、打好一点,意义非常重大。”
  接着又有十几名干部战士发言,指导员最后作了总结发言。
  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大讨论,全连干部战士坚信党中央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坚决听党的指挥,让打到哪里就打到那里。这次大讨论,对全连是个极大的鼓舞。
  但是我却仍然有些担心。干部战士的话讲得很好,盼胜希望很大,如果在战役、战斗指挥中出现差错或失误,没有歼灭那么多敌人,人们会怎么想呢?
  任何一种战争,都离不开胜败、生死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参战者人人担心顾虑的问题。和平时期没有人去想它,现在要打仗了,就成了人们思想里的一个主要矛盾。这是政治思想工作必须面临的尖锐问题,也是各级指挥员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一师一团的战前教育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念,也给参战部队带来许多启示。在随后铺开的全军战前教育中,干部战士最担心的还是指挥问题。
  有的战士说:“任何战争都是要死.人的,但只要指挥正确,讲究战术就可以避免无谓的伤亡。”
  有的战士说:“相信同志们会在战斗中勇敢杀敌,绝不会给解放军抹黑,给祖国人民丢脸。但我们害怕瞎指挥,瞎指挥会造成无谓的伤亡。”
  战士们最怕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干部惊慌失措,瞎指挥或自己跑掉造成伤亡。30年没打仗了,各级指挥员的素质如何?能不能正确指挥战斗?
  干部战士的忧虑和担心,被一级一级反映上去。各级指挥员根据不同情况,加大了教育力度,同时加强学习和情况研究,努力提高自己的带兵打仗能力,使战士们能够相信自己,战场上有所依赖。
  战前思想教育为确保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一师警卫连连长李庆海在战前教育中说:“一个指挥员,在战斗中关心战士的切身利益,莫过于爱护战士的生命。”
  “要使战士信得过干部,首先干部自己要英勇战斗,沉着冷静,因势利导,果断灵活地指挥,在危急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化险为夷。”一师一团100炮迫击炮连指导员徐家钦说。
  在后来的作战中,二师五团四连在长白山进攻战斗中根据地形敌情改变进攻战法,采取小群多路,夜战、偷袭、巧插歼敌,以较少的伤亡取得了较大胜利,战士们十分满意干部的指挥。
  一师二团在穿插战斗中200里行程不迷路,作战28天,团指挥所22次转移开设,特别是5次夜间开设,10多次临时改路,2次按方位角开进,由于指挥得当,从未判错位、走错路,伤亡小,干部战士没走冤.枉路,创全军奇迹!
  然而,也必须承认,这次“还击战”指挥失误之多,造成的无谓伤亡也是非常惊人的。
  战前教育中还遇到不少实际问题,如基层干部对作战牺牲后家中老小生活问题有后顾之忧。为些,总政治部保卫部孙处长曾专门召开干部座谈会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
  一位干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战争就有伤亡。为保卫祖国而战,死得其所,无尚光荣,我们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们死后父老妻儿怎么过?”
  “打起仗来我们不会经祖国丢脸,个人死了也不怕。只是我们的父母老、孩子小、妻子又无工作,以后怎么生活啊?国家、政府有什么规定吗?”
  又一位干部心有顾虑地说。
  “我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平时借了同志们的钱,现在也没还清,如果我牺牲了怎么办,要家里帮我还吗?”一位干部说。
  “我也有欠债,请告诉党支部,我牺牲后就用抚恤金还吧!”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中竟有一半人经济上很困难,家庭生活负担重,欠了别人的债。
  孙处长把国家和军队对烈士的抚恤规定讲给大家听,听后每个人都沉默无语。此时此他们能说什么呢?这确实是个新问题,过去在解放战争年代不成问题,可现在不同了,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
  还击战结束后,国家出台政策,凡战中牺牲的干部生前因家庭生活困难而欠债的一律由公家偿还。
  战斗教育和准备中,师、团领导干部的顾虑,多是在战斗的胜败问题上。大战之前心中没数,需要进行近似实战的检验性演习,摸摸打仗的底究竟怎么样。
  1979年1月4日,一师一团决定进行一次综合性穿插演习,行程40公里。晚上7点钟,部队按照预案进行紧急出动,结果问题层出。先是二营作为前卫营耽误了出发时间,全团等了二营20多分钟仍未赶到;行军途中人员掉队走散很多,三三两两,懒懒散散不成建制。
  整个演习从晚上7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结束。不少掉队失散人员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仍在返回的途中。每个连队都有10至20人掉队,只有四连无一人掉队。
  此次演练,由于二营耽误了出发时间,受到时光银团长毫不客气的批评。二营长却当面顶撞并挖苦团长:“我耽误了时间怎么样?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把全团指挥得乱七八糟!”
  一团的演习没有搞好,师、团干部大为震惊?觉得这是很反常又很费解的“谜”。于是,他们的顾虑更加严重。时光银团长一直怀着顾虑的心情参加战斗,直到牺牲。
  中央军.委和总部也担心部队能不能打好这一仗。
  一天上午,于海学副军长到一师一团,说总政治部韦国清主任要亲自下来看两个连的战术技术综合演习,看看部队准备得怎么样,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团长、政委建议让最好的四连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团指挥所马上研究了演练课目内容、路线和时间。确定由四连搭乘坦克穿插,夺取敌山隘口火力点,最后向山地进攻,攻占要点后转为防御。
  四连能不能按设想方案很好地完成演习任务?军、师领导都暗暗为这个连队加劲,心情紧张不安。中央军.委首长也是担心这一仗能不能打好才派人下来检验的。演习当天,小雨连绵,雾气茫茫,道路泥泞,视线不良。但战士们在演习中像进入实战一样,严肃认真,勇猛顽强,几个小时就把规定的课目全部演习完毕。总政韦国清主任看后高兴地说:“演练不错,像个打仗的样子。”
  韦国清主任从一团返回四十一军军部第二天,接见了正师职以上干部,他说:“这次到前线来,是中央要我来看望大家的。这几天了解了不少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总的感觉,战备很有成绩。我讲几点意见,不代表中央,不要外传。”
  他接着说:“中越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好?分析考虑很久了。最后认为,还是打好。越南投靠苏修帝国主义,侵略柬埔寨,妄图成立印度支那联邦,他当个头,对中国忘恩负义,认为中国软弱可欺,越来越欺人太甚,不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看着我们,我国驻柬埔寨使馆撤出金边路过泰国机场时,泰国地方官员和当地驻军司令官,都出来热情接待,不收招待费。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希望我们能支持他们一下,要越南老实点!美国也支持我们打。前些日子,美国的主和派还不同意,最近也同意了。
  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希望我们教训一下这个小霸主。看着他的老子会有什么反应,摸摸这个底。这件事只有我们敢干,我们也必须这样干。有些同志总认为打不起来,这不行呀!如果我们不打,把这么多军队调到国境线上,发这么多武器装备,给广西增加这么大的困难干什么?就是不打,对军队建设也有好处嘛!当然,我不是说不打。退一步讲,不打对战备训练也是有促进的嘛!要是打了对军队建设更有好处。三十年没有打仗了,打过仗的人越来越少了,平时训练能不能打仗谁知道呀?要打一仗就知道了。打了这一仗,会有很多人知道怎么训练才能打仗,会有很多人学会打仗,这个意义就大了。还有些同志认为,支持柬埔寨会不会支错?将来变坏了怎么办?我看不要担心,他现在还是反帝反修嘛!我们就要支持他。”
  接着他又说:“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呢?邓.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分析了三种情况,一是打得很好,军威大振。二是得失相当还可以。三是丢了脸,我们有点担心的。我这次到文本来看看,杨勇副总长去云南看看,都要回去汇报。昨天看了坦克搭乘步兵连的进攻演习射击技术还是不错的,坦克炮打得准,只是战术差一些,实战中会伤亡大一些,看来还是能打好的。现在时间很紧了,要抓紧准备特别是穿插部队的装备太重,一个战士负重50斤,怎么走那么远的路?而且还要打仗。你们这些指挥员,背上战士的装备试试看嘛!指挥战斗半点主观主义也不能有,要战士背五六天的干粮,怎么背呀?背那么多干什么?只背三天的干粮就够了。前面打了三天了,后勤还送不上吃的,要后勤干什么?就带压缩饼干好了,这里面的营养够了。”
  他最后说:“还有几天的准备,你们要把工作做扎实些,这太重要了。祝你们胜利!”
  韦国清主任走后,军常委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1月15日开战,各师、团立即进行最后的准备——召开誓师大会。
  1月11日,一团在一小学内召开了全团干部誓师大会。总政治部保卫部孙处长及4位干事,一师彭福信副师长和丁文奎、王仕诚副政委等参加了会议。大会气氛很热烈,连、营争先恐后表决心、挑应战、夺红旗,人人精神振奋、情绪激昂,把写好的血书一封封交给团党委。对越自卫还击,完全是被大、小霸权主义逼的,我们绝不能在侵略者面前丧失尊严!绝不能看着柬埔寨被灭亡而见死不救!绝不能对越寇杀害我同胞的罪行置之不理。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打胜,给他们以狠狠打击。每个人满腔怒火,摩拳擦掌,表示要杀敌立功。会后,连、营相继召开了誓师大会,等待着1月15日的到来。
  然而,1月15日并没有开战。据说,中央军.委慎之又慎推迟了时间。
  战争的气氛弥漫着,各级指挥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四十一军政治部再次召开政工会,专题布置战时政治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军区单印章副政委,军2号首长,军政治部领导及各处处长,各师、独立团政治部(处)主任。在大会发言时,我讲到战区政策纪律,要求各部队一定要认真学习广州军区政治部下发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政治工作指示,落实军区提出的“军政双胜”要求。这时军2号首长大发脾气,当场质问:“什么军政双胜?你怎么乱提口号?总部只提出'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口号,就这一个口号,再没有其他口号。”顿时,举座惊讶,会场鸦雀无声,我也感到突然的尴尬。其实“军政双胜”的由来,谁都清楚,是写在军区政治工作指示中的,是政治工作极为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口号,而且是对战时政治工作级为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口号,而且是对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午饭时,军政治部几位副主任议论纷纷,都认为军2号首长文件不看,乱讲一通,实在令人费解。
  1月15日,各部队因没有接到作战命令或推迟行动的通知,干部、战士的思想又活跃起来了,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有的说:“金边已经丢了,等于人死救不活了,这个仗打晚了,再打也无法挽救,不如不打。”有的说:“波尔布特这个党不怎么样,现在支持他将来反咬你一口像越南一样,再不要干那种蠢事了。”还有的说:“这个仗打不打,党中央也未下最后决心,不要把话讲得太绝了。”
  种种说法就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战士们公开讲,基层干部悄悄讲,师、团干部背后讲,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都跑出来了。当时谁都没有解释,也不必要解释,只等枪一响,这些思想问题就会立即被赶跑。这也是解放军的传统,枪炮声就是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二、临阵磨枪
  战斗力是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军政素质好的人与现代化武器装备有效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战争的实质,是双方人员与武器装备的较量,而人又是决定性的因素。
  四十一军有两个乙种师,缺编兵员近两万人,缺编武器装备约一半。部队开赴前线一个月后才陆续补充齐全,补充兵员和装备的时间占战前准备时间的一半。战前,据说军.委、总部领导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主张在营区内按甲种师编制把兵员和装备补充到位,但战区指挥员一定要先开进后补充。这笔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算准,既浪费了运输经费又拖延了时间还增加了困难。新兵到达连队后,由于战斗任务不明确,装备不到位,训练无从着手。临战训练仍然与在营区训练一样,每天立正稍息、左右转法、齐步正步、举手敬礼、投弹刺杀、瞄准射击,根本不像临战训练。二师、三师两个乙种师要扩编为甲种师,都要从一师抽调老兵充当骨干。战斗连队新兵占了三分之二,一个班除了正副班长和战斗小组长,其余全是新兵。新兵补入连队一个多月就参加战斗。
  有人说,这次作战不是训练好了去打仗,而是打完仗再训练。新兵记不住本单位的番号代号,班长记不住新兵的姓名籍贯。看看下面的时间表就知道这场战争的准备是何等的紧张和匆忙。
  1978年12月13日,四十一军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全军部队立即收拢向前线开进。
  12月15日,军前指(设营性质的)向广西靖西县开进,17日到达。
  12月17日,四十一军所属部队向集结地域开进,19日到达。
  1979年1月7日,陆续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
  1月9日,营、连明确临战训练的基本内容(即根据作战任务进行针对性训练)》
  有人说,从1978年12月19日开赴前线,到1979年2月17日战斗打响,58天的准备时间已经很充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争就是突然性嘛!还要多长时间准备呀?是的,单从形式逻辑上看,58天的准备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连队作为战斗的最基础单位,新兵却占了三分之二,从新兵到达连队那天算起,最多也只有40天(其中包含有元旦春节的假期)。
  在40天内让一名新兵从军政素质上实现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的彻底转变,这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当然,如果战争迫在眉睫,即使4天甚至4小时也要参战,这是形势所迫。但“还击战”并不是这种形势,什么时间开战,主动权在我们手上,为什么不把乙种师早几月扩编起来?
  1979年1月7日,四十一军召开作战会议。军1号首长讲了作战任务的基本点,他说:“1月5日,军区前指地南宁召开了作战会议,明确了我军从平孟、龙邦向高平突击的作战任务。军常委初步确定,一师和二师使用于平孟方向,三师使用于龙邦方向。具体任务是:一师执行纵深穿插任务,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二师正面进攻;三师七团穿插,八团进攻,九团为军预备队。”
  1月26日,又明确指示一师和三师七团使用于念井方向,八团佯攻茶灵。
  会后,各师、团根据自己的作战任务进行了紧张的有针对性的应急训练。一师担负穿插任务,战士负重平均在20至30公斤(步兵20公斤左右,轻重机枪兵25公斤左右,炮兵30公斤左右,昼夜在各种不同的道路和地域训练行军作战本领。
  不少战士的负荷超过自己体重的一半。
  谁能减轻战士的负重?不知道。指挥员既怕携带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又怕装备少了需要时不够用,左右为难。最后领导形成共识,还是多比少好,宁多勿少。张林副军长曾下连专门称过各种战斗兵员的武器装备,认为负荷太重,肯定影响作战,但上面没有发话,他也不敢减少。直到战斗打响,战士自己解决了。办法很简单,就是“丢”,走一路丢一路,漫山遍野丢弃武器装备。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是被逼无奈,不然就要累死。三师只有七团担任纵深穿插任务,在28天作战中,全师共丢失各种枪支314支(挺),装备器材35054件,其中七团就丢失了14833件[(79)师字第1号,《XXX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总结》],人均丢失6件以上。据目击者说,丢弃武器装备的场面,人数之多,数量之大,是我军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若在战争年代,那些丢掉手中武器的干部、战士,肯定要军法处置,但现在谁都不怕,谁也不管。
  临阵磨枪,不快也亮。部队昼夜不停突击训练。晴天在野外,雨天在屋里,因天候制宜。新战士在不到30个训练日内(不含元旦、春节假期和政治教育时间)必须学会基本军事技术与战术等40多个课目,上千个动作概念,谈何容易?
  一个月的临战训练期间,三师七团组织进行了山地多目标仰俯角射击,手榴弹实弹投掷,地雷、爆破筒和炸药包实爆,埋排雷、土工作业等训练;完成了从单兵到连的进攻,再转入快速防御,伏击与反伏击、遭遇战斗、班排夺取山隘口、攻占制高点和各种火力点的打法等战术训练;勤务课目训练重点进行了尖兵班、尖兵排、排哨、潜伏哨训练;夜间训练和共同课目训练着重进行了“三防”、自救互救、爬山越野及体质锻炼、夜间拉练、识图用图夜间按方位角行进训练。还进行了防毒面具实毒试验(详见”步兵XXX团组织部队临战训练的做法“,《四十一军战例选编》第23页)。
  在昨战训练一个月内,新兵要完成单兵到合同战术训练,军事技能达到二年度兵的实际能力,这种“大跃进”式的训练方法,不扎实的训练功底,使我们的战士在作战中吃尽了苦头并造成较大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三师八团要求新兵三天内学会打枪,五天内学会打炮。射击训练推广“距、尺、修、瞄、击”五字法;战术训练推广“五看一动,八个方面”(即看敌情、地形、天候、指挥、友邻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运用,八个方面即射击、隐蔽、前进、停止、观察、战救、鼓劲、报告),以缩短训练时间,取得好效果(“步兵XXX团临战训练的做法”,》四十一军战例选编》第25页)。
  二师各团均选择了模拟越军阵地和崇山峻岭,昼夜组织演练山地进攻作战。因为时间紧迫,部队从分训到合练采取一条龙的训练方法,大大缩短训练时间,简化训练内容,只能囫囵吞枣,食其果而不知其味。这是该师几十年来第一次突击性训练,过去一直搞生产,与土地打交道,真正懂军事训练的人不多。朔江天险对他们是个严峻的考验,他们也确实经受住了考验。“泥巴兵”也能打硬仗,打胜仗,这是解放军的“特殊”。
  一师一团根据穿插任务的要求,开展了“尖刀连”训练。在临近边境一线的山岳丛林地带,干部战士全副武装急行军、强行军,走小路、山路、夜路,没有路就开路通过,昼夜行程达三十多公里。很多战士从未见过中越边境这样的大山、从未走过这样的路,也从未吃过这样的苦。虽然训练艰辛,却颇为受益,战士们初步学会了在各种复杂道路上行军、着装、携带武器装备、简易通信联络、判明方位等知识要领。该团四连结合穿插战斗可能遇到的伏击战、遭遇战等各种情况进行演练,使人人懂得穿插部队要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不能恋战延误战机。遇到小股敌人,就用火力掩护部队迅速通过,遇到敌人有组织的阻击,就用小部队打,大部队继续穿插,前面交火,后面穿插,不能通过就绕路走;遇到敌伏击不慌、不乱、不散,迅速组织火力反击,抢占有利地形,有组织地指挥突围。由于训练强度很大,十分艰苦,基层干部战士每天训练都是汗流浃背、全身湿淋淋的,沾满了泥浆。一停下来休息寒风袭骨,冷得发抖。很多战士脚上都磨起了水泡、血泡,肩膀磨脱了皮,被汗水浸湿疼痛难忍。
  一天,我到四连八班问班长:
  “很苦吧”
  答:“不苦!”
  问:“是真不苦还是假不苦?”
  答:“不苦是假的,实在太苦了!”
  问:“你现在想什么?”
  答“想睡两个小时的觉!”
  问:“休息十分钟又要急行军你怎么办?”
  答:“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训练越苦越累,越能更快提高打仗本领,为了打胜仗再苦再累也不怕!”
  他说得多好啊!这位班长叫李争,是解放军某学院组织部长的儿子。战前其父多次写信要求他当好班长,勇敢杀敌,报效祖国。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嘱咐,战中表现突出,多次出色完成任务,荣获二等战功。
  大战在即,却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仍未能解决,基层干部心急如焚,议论纷纷:
  “作战熟食给养不够要干部自己掏钱买!”
  “参战人员每人携带五六日的熟食给养,师、团无法解决,只好把白面、沙糖、食油发到连队,连队发到班,要战士自己动手做。紧张训练间隙日日夜夜做干粮成了基层连队的一项主要任务。每个战士3斤白面要做几百个手指大的'面果子’,并用各种工具烘烤,然后装进干粮袋,每过了两三天还要倒出来晒一晒,以防发霉,真是烦人(后来全部发给了压缩干粮)。”
  “各种弹药箱不准开箱分发,发了一双防刺鞋还算年度供应指标(打仗回来撤销了这项规定)。”
  “有些武器弹药、装备器材,该发的不发,该换的不换,放在仓库里不准动。”
  “战士们昼夜苦练杀敌本领,但伙食费标准仍和营区一样,每天4角8分没有一点补助(打仗回来才补上),体质如何跟上?”
  “发给战士的蔬菜罐头,一个四五斤重,规定一桶罐头1个班吃两餐,打开后却再不能密封,很难携带,未开罐的1个人带1桶相当于1支冲锋枪的重量。”
  这些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在困惑着基层官兵。难怪干部、战士发牢骚说:”当年支持越南要什么给什么,应有尽有,今天打越南要什么没什么,处处别扭。整天喊备战,现在真要打仗了却手忙脚乱。”
  基层干部、战士们的这些话听起来虽然有点刺耳,却也不无道理,令人深省。
  三、三五天打完
  1978年12月11日,广州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只部署部队开进集结,未讲作战任务。四十一军1号首长根据本军集结地区的当面敌情,设想了三种作战方案,即:平孟、龙邦、岳圩三个方向作战的部队使用意见。
  12月25日,军在靖西县召开了师、团长及参谋长会议,将上述设想传达下去,这是作战计划的酝酿阶段。
  1979年1月5日,广州军区在南宁召开了第二次作战会议,明确了四十一军从平孟、龙邦向高平方向突击的作战任务。1月7日,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初步确定一师和二师使用于平孟方向,三师使用于龙邦方向。军司令部根据军首长的意图,拟制了作战计划,1月18日,军司、政、后机关召开协同会议。1月22日,军如开各师参谋长、作训科长会议,传达研究作战计划,组织协同。至此,军、师作战计划初步定型。1月23日,军作战计划书面上报军区前指。
  1月26日至30日,广州军区向仲华政委等五位首长,亲临前线逐点勘察地形,对每个师的作战方向、作战方案进行了检查。向政委在听取汇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原方案作了调整,指示一师及三师主力使用于念井方向,龙邦方向只留三师八团负责担任牵制性进攻。
  2月1日,军李参谋长带着军区向政委等首长调整后的计划,到南宁向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周参谋长汇报。军区首长批准了军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在四十一军制定对越还击战计划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
  一说:以歼灭敌前沿阵地为主的汪近纵深作战,先把朔江、莫隆、茶灵地区3个多团的敌人歼灭后,再视情况确定进一步作战计划,毕竟30年没有打仗了,还是稳打稳扎更有把握。
  二说:以茶灵之敌防御强点为主攻方向,集中强大炮火和兵力,硬对硬突破,夺取公路,有利于机械化部队开进,畅通无阻,直插高平。
  三说:要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就要撒大网,实施大纵深的包围迂回,把敌人主力围在高平市区全部歼灭最为理想。
  四说:大纵深穿插的第一关是要打开口子,夺取公路才能使重装备参加战斗,在我军作战正面有3条公路可通高平,一是茶灵,二是朔江,三是通农。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是茶灵和朔江,通农前沿的莫隆只有敌独立营防守,容易突破,但念井至莫隆8公里地段无路可走,需临时开辟道路。
  五说:对异国作战,尤其是全民皆兵的国家,大纵深穿插没有把握,穿插进去敌人会把你“包了饺子“,公路被切断,给养弹药送不上,伤员运不出,进退两难,不好处理。
  六说:上级的作战意图是大打速决,但我军作战范围太广,兵力不足,不易奏效。
  七说:战争是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这次“还击战”的意图就是胃口大,吃得多,这只是主观愿望,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关键在于是否知己知彼。
  ……
  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究竟怎么打,最后都要听上面的,但有一种看法是一致的,即:兵力不足,未形成优势,如把越方民兵计算在内,我军在兵力上更不具备优势。
  有人说:战争就像赌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但它绝不是赌博,绝非靠运气决定胜负,而是靠着知己知彼和大智大勇。这是每个指挥员必须明白的道理。
  在战斗打响前,四十一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军1号首长传达了广州军区前指首长的作战决心,并非常自信地对大家说:“这次对越作战总称为:牵越援柬,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具体叫高谅战役,即:高平、谅山战役。这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歼敌二三个师、三五天内完成。战役第二阶段歼敌四、五个师。”
  第二阶段几天完成军1号首长没有说,但从整个战役预计时间可以算出,也就七至十天的样子。他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我军的任务是,在第一阶段,必须吃掉高平之敌三四六师4个团及2个地方团,15000余人,为战役第二阶段创造条件。所以,我们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最好三天完成,最多五天,然后转为预备队,准备参加战役第二阶段战斗。”
  大家听完这充满神奇的作战计划,肃然而坐,会场鸦雀无声。
  这里,军1号首长压低声音向大家说:“下面,由参谋长李祝庆同志介绍具体作战方案。”
  李参谋长站起来看了一下与会人员,介绍说:“据上级通报,敌三四六师在朔江、河安、茶灵、重庆、班庄、高平等地组织防御。朔江1个团,河安1个团,班庄1个团,师炮团在河安与高平之间。茶灵1个地方团,重庆1个地方团,另有5个独立营和若干公安屯。敌三四六师师部在高平,前指在河安,除了班庄1个团可能是八五二团为师预备队外,其他部队都布置在前线防守。敌人防守正面宽,兵力分散,机动部队较少,很容易被我突破围歼。”
  军1号首长插话说:“我们的兵力超过敌人数倍(不知他用什么方法算得出这样的结论),部队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劲头,是“'手拿巴卡’的。”军1号首长这时拿国民党的军队与越南军队相比,来为大家鼓劲,因为蒋介石是手下败将,一败涂地,已经成为历史了,在他的心目中,四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末期都是一个样子。只要拿出三十年前打仗的劲头,就可以横行于天下。
  接着1号首长又说:“另外告诉大家,四十二军的四师,也担负穿插任务,到纳隆安钉子断敌退路。在围歼高平之敌时,我们要和四十二军并肩作战,这里面有个比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打好啰。”
  大战尚未打响,就自认为已稳操胜券,可见军1号首长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和宽慰啊!
  李参谋长继续说:“军首长对敌人的估计是,我发起进攻时,敌人可能跑掉,从侦听台获悉,敌人原军区向河内报告,当我军进至三五公里,他们坚守,进至二三十公里,他们就散掉。”
  这里,军1号首长又插话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担心,一个是担心敌人跑掉,那就遭了。花这么大力气打个击溃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就要靠一师和七团的啰,只要你们按时看插到扣屯,把大门关死,我们就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其实有个担心,就是如何押送俘虏。战场上那么多俘虏,让干部战士怎么办呀?都没干过这样的事,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提醒在座的各位领导,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话使会场立即活跃起来了,有的面带笑容窃窃私语:“首长想得真是太细微了,连怎么押送俘虏都想到了。”有的低声细语说:“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就担心生孩子,奇闻!”
  我对某师政委说:“大战之前高级指挥员竟是这两个担心,完全与中央军.委和总政韦主任的担心不一样啊!”
  后来实战中这两个担心完全是虚幻。担心敌人跑掉,敌人偏偏不跑,而是以化整为零的战术手段,到处伏击,阻扰我军,使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担心干部战士不会押送俘虏,却没有多少俘虏押送,全军俘敌仅320人。这“两个担心”导致我军轻敌麻痹,遭受重大损失。
  这次作战会议,还确定了以下作战方案。
  第一,“三手”穿插。一是步坦穿插,由一师三团二营和三师七团二营,搭乘3个坦克营,在7小时内分别穿插到董赛和扣屯。二是侦察大队穿插。军、师临时编成4个侦察大队,每个大队辖3个连,在12小时内,分别穿插到指定位置。三是步兵团轻装徒步穿插。一师3个步兵团(欠三团二营)和三师七团(欠二营和一营二连、机枪连、炮连),在12小时内穿插至班庄、董赛和扣屯。军里制定的“三手”穿插方案、穿插距离都在80到100公里之间。异国作战,远距离穿插迂回,情况复杂,道路崎岖,让人不可思议。战后证明,这个决策是造成我军重大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各部队在穿插途中,处处遭到越军特工、民兵的阻击袭扰,有时战斗几个小时,才能前进一步,遇到深山峡谷,1小时只能走一二公里。担任穿插的部队没有一个单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最快的一师三团,用了32个小时,比规定时间晚了25小时,其他均在60个小时才到达,比规定时间迟到48小时,有的部队甚至根本没有穿插到位。可见,战前上级赋予部队的穿插任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二,朔江攻坚。军命令二师进攻朔江,2月17日拂晓发起进攻,当日歼敌1个团,尔后乘坐汽车和坦克向河安开进,配合三师,在当日19时前,歼灭河安守敌三四六师前指及所属部队。歼敌后,当夜再乘车进至高平外围与军主力会合。2月18日拂晓进攻高平,全歼敌三四六师。命令1个师在1天之内,在两个相距几十公里的地区,歼敌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这在异国作战初次交战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古今中外的军事资料及战例中也是少见的。战斗打响后,二师攻打朔江用了6天6夜,也未能全歼守敌,最后朔江虽被夺取,但残敌分散游击作战。该师只好重新部署,根据敌情、地形变化,小群多路,逐点清剿歼敌,一直持续到3月16日撤军回国,残敌仍未完全肃清。
  第三,佯攻茶灵。命令三师八团佯攻茶灵八姑岭,九团为军预备队,七团向扣屯穿插,插至扣屯后,横扫高平,尔后去茶灵配合八团围歼茶灵之敌。1个师3个团三种任务,三个方向,部队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师如何指挥?
  军事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有规律可循。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根据和把握在哪里?可以说,我们对越军的战斗力及其特点全然不知,对自己的情况,新兵多、几十年没打过仗的问题以全然不顾。军事科学的规律、原则在哪里?
  一个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也被忽视了,这就是美军在侵略越南时,几十万大军集结舰港而很少出击,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占领一个地区后大搞战略村,有时出击运用一二个师也是稳打稳扎,不突入冒进。就是因为越南的游击战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中国“老师”。难道越南对付中国军队能比对付美国军队“客气”吗?
  大家听完作战部署后,个个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心绪深沉。这时,军后勤部长惊讶地说:“按照这个命令,部队不打仗,光走路也赶不到啊!”
  “你别担心,一扫而光!”军1号首长十分自信地说。
  此时,我心中七上八下,充满了忧虑。会议休息期间,我对一位军领导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个作战计划没有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用兵太分散了。我们指挥员头脑发热,敌人绝不是豆腐兵,我们也不是'天兵天将’。按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凭我们的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以及对敌情、地形的判断了解,下一步打起来恐怕要吃大亏。”
  该领导沉默片刻,说:“打着看吧,现在谁敢说熊话呀!”稍后,他又笑笑说:“当年我们不是他们(越南)的教官吗?老师打学生,还不容易啊!”
  会议没有进行讨论,各师领导只是静态拥护和汇报本师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措施。最后,军1号首长站立起来,斩钉截铁地向大家庄严宣布:“军区许司令说,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次谁打了败仗,就杀谁的头!”“部队多年没打仗了,没有夜战经验,只能在白天打,夜间不打。”他接着又提高了声音宣布:“各师在这次战斗中,都要活捉2000名俘虏才算完成任务!”
  会后,各师、独立团迅速将作战会议精神向各部队进行了传达。会上军首长“一扫而光”,“一打就跑”,“俘虏很多很多”,“要拿出打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劲头打好这一仗”的指示。使大家都感到这一仗一定能够大获全胜。有一位师政委在战前对干部动员时说:“军功章就挂在扣屯的树上,只要你能走到就保证拿到。似乎没有什么敌情,只要体力就行了。可见麻痹轻敌到了何等地步!”
  四、开赴战场
  2月13日,广州军区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四十一军参战部队14日从集结地域向边境一线作战地域开进,16日18时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17日零时穿插部队越过国境线,7时发起总攻。
  一声令下,四十一军参战部队4万多人及各种车辆、火炮、坦克、骡马等,沿着指定的路线,浩浩荡荡向边境进发。
  各部队的任务:
  一师,加强坦克1个营、水陆坦克1个连、工兵2个连,向念井急进。二团直奔念井打开莫隆口子,排斥师主力在12小时内,沿莫隆、通农、黄得轴线直插班庄、董赛地区,切断3号公路,阻止高平之敌南逃、太原之敌北援,保障广州军区集结主力,全歼高平之敌。
  二师,加强军区炮兵第二十七团(欠一营)、坦克1个营、工兵2个连,奔赴朔江独立作战。在当日之内,全歼朔江守敌。
  三师七团二营,加强该团一营二连、炮连、机枪连共8个连搭乘2个坦克营(其中1个水陆坦克营),在7小时之内穿插至扣屯,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三师侦察大队与七团其他分队徒步穿插,在12小时之内抵达扣屯。八团加强军炮兵团1营、师炮团,在龙邦地区佯攻茶灵。九团进至念井为军预备队。
  一师一团,奉命进至118号界碑附近,隐蔽待机出境穿插。
  为了选择待机地域,向边境开进的第二天,我与时团长、参谋长及有关股长、参谋提前出发,到一线勘察地域。刚走出几公里,就发现不足5米宽的道路上,拥着大量的车辆、火炮和坦克,像蚂蚁一样蠕动,争抢着往前走,吵吵嚷嚷,互不相让,场面十分混乱。但这时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各顾各的,只要能吵出一条路通过,甚至打架都行。路过一拐弯处,一堆人马挡住了去路,争吵。时光银团长见状赶忙下车制止,但没有作用。后来灵机一动扯着嗓门大喊起来:“我们是一师的,现在师首长要到念井军指挥所去接受重要任务,你们必须马上让出一条路,让首长先过去。”他们看到确有两辆指挥车,便调整了车辆让我们通过。上车走出不远。只见路旁沟里,一堆人在抢救翻车的伤员。
  “还未打仗就翻车死.人,很不吉利啊!”时团长感叹而又痛惜地说。
  在向战场一线开进的几条公路上,都有因作战命令和协同计划不周、组织不严、计算不准、指挥不当而塞车、争路吵架的。比较典型的是二师,师直分队40多辆车先保障机关和部分人员于2月13日由德保经靖西吞盘向孟麻开进,到达指定地区后,师队部即下令车队返回德保行使,结果在途中与本师四团车队相遇。因路窄、坡陡、弯多不能会车,造成道路堵塞十多个小时,影响了全师部队开进、导致全师大部分连队未能按时占领进攻出发阵地(战例选编:《师司令部组织不严造成车辆阻塞道路》)。
  半机械化部队,要比“小米加步枪”时代难指挥,不服不行。
  我们乘车又走了一段路,只见前边路上停满了车辆。时光银团长立刻紧张起来,沮丧地说:“这下糟了,今天恐怕赶不到国境线了。”他急忙下车,询问在路旁休息的司机:“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把车辆停在公路上了?”
  我也下车说:“你们把路堵塞了,后面的部队怎么通过呀?”
  此时,在路旁休息的三师后勤部政委宋子平看到我后马上跑过来敬了个礼,并惊讶地问道:“首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见他是老部下,很高兴,热情地和他握了握手,便说:“我跟一团出国作战,先到待机地域看地形。”
  “你是军政治部的首长,怎么干这个,到团里干什么呀?”他惊奇而又担心地问。
  我马上收敛了笑容,对他说:“一言难尽啊,现在不说这个,还是想办法让我们过去吧。”宋子平政委眼睛里透出困惑的神色,打了个沉,又说:“堵在路上的是我们汽车连,我马上组织把车开到稻田地宿营。”
  此时,时间又过去了近1个小时,我们早上8点乘车出发,4个小时走了不到30公里,途中走走停停,停下来的时间比行车时间更多得多。
  下午3时左右,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念井(军基指)附近,军司令部徐元利副参谋长看到我们两辆指挥车经过,便拦住说:“你们一团的车不能通过念井,转为往前走没有迂回路,车子进去就开不出来了。”
  时团长一听傻了眼,急得说不出话来。
  因为一团到待机地域必须经过念井,到达待机地域后,还要两天时间准备,部队带了6天给养和全部装备,每个人负重近50公斤;念井距待机地域还有20多公里的路程,要部队徒步开进,怎么行呀?再说那么多重装备拉不进去如何打仗?
  念井军指附近,停满了各种车辆、火炮和坦克,密密麻麻,拥挤不堪。散乱的部队有的坐着抽烟,有的躺着休息,有的大喊大叫。我与时团长商量,我们先走,留下团参谋长蔡义幸继续与军机关协调开进问题,并按计划在念井接部队往待机地域开进。
  我们继续往国境线118号界碑开进。走过念井再向前不到在百米即进入一条急造军路。一个月前,这里还是高山密林,峭壁深沟,无路可走。为保证军主力作战需要,军区、军先后调动4个工兵营,2万多民工,众多机械,苦战25个昼夜,硬是在一座大山的腰部开出一条8公里长的新路。通过这条急造军路,才能进到118号界碑,打口子出境穿插。
  轰轰烈烈的施工,不仅暴露了我军进攻的企图,还为越军部署重兵,组织防御提供了借鉴。
  新修的急造军路路面窄、质量差,没有迂回道,车子行进在路上不时陷进泥里。司机挂上加力档,加大油门行驶,结果比步行还慢。车内温度很高,我们被烘烤得汗流满面,透不过气来。更加可怕的是,道路绕着山腰走,一边是几十米的悬崖深渊,望而生畏;向前年地,高山峻岭,阴森恐怖。大部队乘车要在夜晚通过可以想象有多么艰难!
  通过急造军路,我们艰难地找到待机地域,时间已是下午4点钟了,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阵地。这条急造军路虽然属于我国领土,但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内。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方的行动观察得一清二楚。
  大战前夕的气氛足以让人感到窒息。
  一师二团已经进入阵地,正在紧张地抢修工事,做进攻莫隆的准备。
  时团长与一师前指联系后,即赶赴师指定的团指挥所所在的位置那定村。这个村庄坐落在边境线我方的山沟里,只有3户人家。从地图上看还有2公里多的路程。但此处最易遭敌伏击,一旦遭敌袭击,没有任何隐蔽的地方。情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快速通过这段险道。
  峡谷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那定村。在118号界碑附近判定方位时,二团的班哨跑过来:“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弄木山是敌人的潜伏区,我们没有警戒,要特别警惕!”
  时团长听后对我说:“是不是等部队上来一起走,出了事不好交待。”
  我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笑着对他说:“不怕,敌人又不是“神仙”,不可能已算计好伏击我们!再说,现在也不是伏击的时机,如有点小情况,我们就冲过去。”
  我们继续寻找那定村。这时从越南方向沿着山坡走过来两个小女孩,约有十一二岁,其中一个还会讲普通话。小女孩见到我们并不害怕,表现亲切高兴,无拘无束。经向小女孩询问才知,那定村在几年前就迁到别处去了,这里已经没有村庄。
  我们问小女孩,家住在哪里?她用手指着北边的山说,在那座山后边。
  问:你们到哪里去?
  答:到舅舅家。
  问:你舅舅家在越南吗?离这里多远?
  答:对。离这里四五里路。
  问:你舅舅家有民兵没有?
  答:没有。
  小女孩笑嘻嘻回答自如,非常可爱。因天色已晚,我们要警卫员送她们每人一包压缩饼干,即让她们赶路回家。
  望着她们离去的背景,我深思良久,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往来,亲如一家,一代代延续到今天,明天就要被战争中断,多么不幸啊!过来向时团长汇报情况。时团长在地图上划分了各营及直属队的疏散区,并派侦察排1个班返回接应大部队。
  一团疏散区约4平方公里,该区域内没有群众,没有村庄。距国境线大约三四公里的半山腰上有几户人家,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正冒着炊烟。据一团侦察排长介绍,那是越南公安屯和民兵的住处,我们正前方3公里处,便是敌人的防御阵地。时团长要侦察排放好警戒,然后对营、连的疏散区域进行了检查。当晚22时左右,一团大部队到达疏散地域,60公里的路程,摩托化开进,竟然走了14个小时,途中塞车情况可见一斑。
  一团的疏散地域山坡陡峭,草木丛生,藤蔓缠绕,阴暗潮湿,霉烂腐朽的气味令人窒息。在大战前夕的深夜,使人深感冷酷、严峻、恐怖。丛林里的蚂蟥能飞檐走壁,硕大无比的蚊子几乎看不见的小咬,拼命地向人们发起攻击,咬皮吸血,对干部战士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大家把肥皂水、驱蚊油涂在脸上、手上、衣服上,但只能顶一阵子,过不了一会儿,它们又蜂拥而至。特别是那些“侦察兵式”的蚂蟥,不知不觉地就会钻进肉皮里大量吸血,当你发现时它已经变成了红球。由于这场“战斗”是在夜里进行,没有灯光,更不能火烧,加之一段时以来干部战士都非常疲劳,部队进人待机地域后大多都呼呼睡着了。我醒来时已经天亮,赶快站起来搜索全身,发现右腿上部卷缩着两条紫红色的膨胀起来的“家伙”,裤子沽满了血迹。我立刻用手拍打,并告诉大家检查自己有没有被蚂蟥咬到。团指挥所的同志听了,都一跃而起,立即对全身进行检查,只听噼里叭啦一阵掌声,再经互相检查,才放下心来。
  早上起来,走出用“鬼怪式”雨衣与茅草搭建的临时指挥所,疏散区内各个连队的炊事班都在做早饭,到处浓烟滚滚,一片烟雾。见此情景,我马上找到时团长,让他立即通知各营、连,挖无烟灶做饭,不然会暴露我们的作战企图。
  一个小时后炊烟消失。
  2月15日上午,按照计划我与一师彭福信副师长、时光银团长、参谋长及各营长到前沿勘察地形、选择穿插道路。我们在1个排的掩护下,抵近敌人阵地。敌阵地上无人把守,只修造了简易的交通沟,没有隐蔽部等工事。
  大家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敌人的“伪装阵地”或预备阵地。这天天气晴朗,上午10点钟左右,视野特别开阔,对附近的地形道路看得清清楚楚。一团按照师的命令,在118号界碑左侧占领进攻出发阵地,沿118号界碑左侧无名高地穿插出境,通过875高地侧翼,到达魁剥,尔后经宗梅到达天丰。大家边勘察边研究,认为突破地段与穿插路线基本都看清了,只是对118号界碑左侧反斜面处情况不明,不知是否有道路可走。我建议时团长晚上再派1个侦察小组,把这段路看好,就更有把握了。
  看完地形后,我与彭副师长商量,由他亲自去师前指再次核准穿插路线。下午4时,彭副师长回来传达了师前指李德瑞副师长的指示,他说情况有变,一团跟随二师和三师的侦察大队走。并说明天上午他们到一团团指来协商路线。
  第二天上午,三师李德元副师长带着一帮人来到一团团指,说是奉军司令部刘超副参谋长的指示,来协商一起穿插出境的路线。
  协商会上,他胸有成竹地说:“从118号界碑这里穿插出去直到庚雷村(越南的一个村庄),翻过一座山便是魁剥,我们的侦察兵来回走过两三次,可熟了,没有问题,你们一团就跟着走吧。”
  一师的彭副师长、王副政委及一团的干部围在一起,拿着地图反复研究这条“没有问题”的路线。当时,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条路线会出大问题,内心都暗自高兴,轻松宽慰。大家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有两个师侦察大队作开路先锋且情况明确,又是军司令部刘超副参谋长指示的,便坚信无疑。
  战前准备期间,三师的侦察兵确实在这条道路上走过几次。但是,那只是几个人,还是半个月以前的事,现在情况如何,敌情有没有变化?几支部队走同一地段,沿同一条路线穿插行吗?此时,谁都没有考虑这些细节,即使考虑了也无法改变军司令部的指示,因为离行动时间仅仅只有几个小时了。
  三师李德元副师长走后,二师李盛祥副师长又来了。他见到我非常惊奇,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说,在这里比蹲在机关好!他笑笑说:“全军就是你这么一位首长到团里来呀,而且要远距离穿插!“我岔开他的话,问他:”是不是也是奉命来协商穿插路线的?他轻松地说:“我是奉命来的呀!协商什么?军里指示我们跟随三师侦察大队走,跟着我们走,还能有什么问题!”我说:“既然已经确定了路线,你赶快找时团长吧。”
  部队都在焦急等待着17日零时出发的命令,没有人休息,漫山遍野吵吵嚷嚷。一团领导非常关键,时团长、蔡参谋长多次下达指令,要求部队隐蔽休息。团马政委也专门召集营、连政工干部开会,反复说明现在隐蔽好、休息好与完成任务的利害关系,要求加强对部队的管理,但都无济于事。决策层提出“三五天打完”,“一扫而光”,敌人是“一打就跑”,“俘虏很多很多”,这对基层干部和战士的影响非常大,后边战斗实施阶段惨痛的代价又何尝不是源自麻痹轻敌、自大傲慢与无知吗?
  至2月16日18时,陆军第四十一军参战部队43000余人,民工10000多人,坦克146辆,师以上地面炮兵21个营,294门火炮,展开在广西边境靖西县、那坡县的平孟、念井、龙邦一线,完成了战前一切工作,准备对越南实施自卫还击。
宋子佩:生死二十八天.一紧急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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