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大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一系列灾难和政治事件（主要是藏独事件）的发生推动了社会、国家的进步。

    地震后所有的媒体都充斥着关于地震的方方面面的报道，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不起眼的一角，发现了摘自今年5月19日《时代周刊》的一小段文字：

    大灾难给幸存者的影响往往是双重的：首先他们会因为受到了大的刺激而感到麻木；紧接着，这些幸运的人们会开始帮助那些不幸者，并改善那些没能阻止灾难发生的客观条件。后者不仅是个人的反应，不只限于幸存者帮助受伤的邻居，它还可能会延伸到对整个政府系统的检验。

    1985年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地震促使一代人相信国家的政治系统需要彻底改革。1年之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戈尔巴乔夫发现苏联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这加强了他对开放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2004年亚洲海啸促使住在印尼亚齐省的居民寻求政治方法来回击一直压迫着他们的力量。

    这一段文字接下来的叙述本来是希望推动缅甸在龙卷风灾难后的类似影响的，而写这篇文章的人也许没有想到(因为文字的成形往往早于其刊出的日期），紧接着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地震灾难，灾难带来了变革的机会。

    尽管我们显然还生活在旧体制的阴影里：西藏暴乱的初期我们还试图掩盖并非对我们不利的真相；关于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听到了不少实质意义并不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发言；不少单位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各种组织（包括公司层面、党组织、工会等）向员工摊派捐款任务……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接受的传统宣传使我们相信至少是认可这些做法的合理性，行政命令的权威性不亚于法律。

    但已经有很多人敢于针对旧体制在灾难面前暴露出的问题发出质疑，并且这些民间的声音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这次地震之后，我们确实有了很多不同以往的转变，尽管这些转变看上去不算那么彻底：我们迅速组织报道并公布初步的死伤数据，针对广大民众在网络上对地震局、红十字会的质疑，有关方面都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作出解释，并且陆续推出一系列严格措施来规范有关官方机构的行为——地震局不再敢对民间观测到的异常现象置之不理；红十字会也被取消了从这次救灾款中提取行政经费的权利，并承诺公布捐款使用情况；而可能会贪污盗用捐助款的官员们则受到了公开并且严厉的警告。甚至，唐山的故事也因这次事件而得以进一步清晰，重述那时的教训，更多是为了提醒今天的地方权力机构应当如何作为。而在唐山事件中，我们无法看到民众的质疑如此受到重视，甚至一切都遮蔽不清。今天的转变应当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它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国家朝着更加民主和进步的方向迈进。而灾难，在痛苦之外，也是一个契机，成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