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德育》2009年第8期，发表时有删改。

知识生产与社会型态

——读《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

文/ 董 轩

《高考1977》首映的那天，我正在北大校门外闲逛。朋友打电话说，她有两张在北大百年讲堂的首映票，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犹豫再三，我还是婉拒了朋友的好意。大概一周以后，一个同样偶然的机会，我再次与这部电影相遇，这一次，我是坐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去努力与电影中的角色“感同身受”的，但是，那一代人的辛酸在我这里终归是一段他人的故事。

2007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两年的时差，使得这部电影未能搭上历史庆典的票房快车。事实上，《高考1977》对于人物的刻画、故事的铺陈都缺乏让人铭记的质感。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作，不如说它是对一段历史情结的商业化运作产物。即便如此，它仍点燃了关于高考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知识的社会地位等等问题再讨论的导火索。

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上讲，高考是对未来的社会精英、国之栋梁的最初海选，在这次海选中，获得成功的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精英培养的序列。这种身份的获得常常是个人在未来社会分层向上流动的起点。因此，作为一种有效率、有效果的人才选拔制度，在高考缺席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人力损失与青春阵痛。也正是这个原因，1977年12月的那次考试，成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记忆，亦成了几代人口耳相传的传奇。

从高考这一选拔性制度本身来看，其中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这一古老的命题，而且还涉及“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这一特纳式主张。正如拉尔夫·特纳所言，“精英选拔有两种模式：赞助性的与竞争性的。在竞争性升迁模式下，精英地位作为公开竞争的目标，可以通过竞争者的努力而获得；而在赞助性升迁模式下，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或他们的代理人选择，而非通过任何努力和策略争得。”在高考缺位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是“血统论”、“出身论”的天下，社会分层的变迁俨然成为一种赞助性模式，而正是1977年的这次全国考试，将历史的车轮重又驶回“竞争性流动”之路。竞争性升迁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对知识精英的培养，即是对知识的充分尊重。

如果说高考制度是社会、国家对知识态度的晴雨表，那么，作为知识生产、分销的集散地，大学则是知识与权力博弈的生死场。朱新梅博士的新书《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便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切入大学与其外部制约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在无序型社会、总体性社会与治理型社会三种不同社会型态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学知识生产状态和其形成的知识型的异同。

在1840至1949年的无序型社会中，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失序状态。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击垮华夏帝国旧秩序的直接动因，那么，在1840这个时点的前后百年中，知识殖民则蚕食了这片广袤土地上仅存的信仰与自尊。在朱新梅博士的思考中，社会失序是这样一个过程，“原先比较一致的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由于无力应对，而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此同时，许多新的不同的思想开始产生。在不断的斗争中，各种力量不断消涨，传统的力量必然逐渐分解削弱，以致不能再整合全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没有主导文化的情况下，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此后，作者使用一章的篇幅，引经据典，来论证这一观点。然而，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为什么原有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如此不堪一击？仅仅是因为清帝国已至垂死暮年？仅仅是因为中国在闭关锁国中的黄粱美梦？仅仅是因为传统伦理知识型输出的皆是修身治家、百无一用的书生？也许，文化自卑感才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社会心理；也许，救亡图存才是那个社会的不眠狂欢；也许，激进崇拜才是那个国度的救命稻草。也许，知识转型的背后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而是儒士阶层面对工业机器轰鸣时的无奈选择。也许，新式大学的创办、新式人才选拔机制的引进、西方知识生产模式的使用以及西式分科体系的确立亦是这种选择的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在1949至1977年的总体性社会中，“权力高度集中与一元化，民间社会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中，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同时，社会生活也向着泛政治化及单调一元的方向发展。在建国初期，对“能力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双重选拔，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身份特权的痕迹，但至少在总体上保证了高等教育的正常秩序，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恢复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文革”时期，社会整体上差异较小，“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极大削弱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链，但这是以牺牲机会均等的绩效法则为代价的。综观1949－1976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其实质是以身份与政治表现为考量指标的社会分层基础上的“专项转移支付”，即将全社会适龄入学青年中“非劳动阶级”的入学机会强行转移支付给“劳动阶级”。这种身份导向的赞助性教育机会分配与获得，由于没有配套的监督体系、严格的考量标准，致使高校招生一度十分混乱，寻租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伤害了“身份弱势”群体，也伤害了“红专”群体，使大学的知识生产陷入停滞或是混乱无序的低水平复制怪圈。

在1978年以后的治理型社会中，“政治权力从各个领域撤退，原来高度同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由此逐渐分化成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逐渐扩大了自身的权力，最终与政治权力形成鼎足之势，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运转。”尽管相对于无序型社会和总体性社会而言，治理型社会中的大学知识生产有了极大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在这一阶段，市场对大学的渗透导致了实利主义知识型的大行其道，与之伴生的是大学从政校一体化的单位制坠入了麦当劳化的市场泥潭。表面上，大学从权力高压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呼吸到向往已久的氧气，但是，大学很快发现，有氧运动的代价之一便是其精神信仰的被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对大学的重新反思浸染着鲜明的反现代性、反市场化色彩。

对于大学而言，这个历经风霜的老人在走过千年光阴之后，似乎更愿意去回忆与讲述那远在中世纪的异域成长史。然而，过分迷恋于记忆往往源于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以及对现实规约的无奈。尽管如此，事实却是，无论大学如何怀旧，真实地生存在这个平坦而不确定的世界，仍是其不能回避的生活。毕竟，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